讓生命照見生命，用生命滋養生命—閱讀《斗室星空——家的社會田野》的收穫

李敏/樂施會項目官員

《斗室星空——家的社會田野》這是一本溫潤、轉化實踐者生命經驗、培養好的社會實踐者一本書。

作為一名在資助型發展機構工作的青年工作者。我與社會的距離似乎很近，提到社會問題，我可以批評的頭頭是道，但落入實操中，如何發展和夥伴的關係、與社區的關係，我是一個蹩腳的工作者。對社會的難以深入進入、難以紮根是我離開學校進入工作後長期面臨的一個難題。

《斗室星空——家的社會田野》帶我尋找了一片滋養自我生長沃土——家。儘管在大學期間囫圇吞棗學習一些有關家庭的理論，如“家是社會最基本的單位，家的功能為人提供親密、生養的功能”，但，潛意識中，自己對家的期待落在“家是溫馨愛的港灣，家人關係應該是父慈子孝、親密友善”。家庭經驗在我無比簡化和窄化的期待中被我從自己的實踐田野中區隔開來。

把斗室星空作為社會實踐的田野，夏林清的目標是培養好的實踐者。通過對自身家庭田野的敘說探究，豐富自己與他人（首先是家人）差異性理解能力和涵容能力。《斗室星空——家的社會田野》中有關臺灣家庭在快速工業化、戰爭、內地和臺灣兩岸關係背景下豐富樣貌的展示，讓我重看家庭和社會的聯繫。看到家庭家人在勞動方式、社會文化和性別等社會因素影響下，所產生強烈的恨、怒、怨的情緒，家人關係的疏離、斷裂、難以接續，但怒、怨和恨中有愛與別樣的親密。

一個個活生生的家庭生命經驗衝撞著我。家不是一個輕飄飄“安全港灣”就能涵蓋的。在細細地咀嚼和回味中，我開始檢討我自己對家的看法，並通過回憶和和父、母交流，探尋自己家的歷史。在梳理中，我看到我的家從貧困農村到鄉鎮，再到縣城一路的拼殺和艱辛；看到自己從縣城到北京後和家的疏離；看到大饑荒、文革、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移民搬遷對家刻痕。而借著和家人共同探尋對話和行動的過程，我開始更加理解我的家人，在理解中，家人關係慢慢變化。與此同時，作為一位雙腳常年難以落地的資助者，我開始生長出去專案化、去臉譜化看待合作夥伴的能力，這種轉變帶來我能貼近他人的生命，瞭解所資助專案在他人生命的意義、位置，在差異辨識中重新理解和看待自己專案工作，並尋找和夥伴彼此協同的機會和空間。

而近一兩年，我像一隻困獸，身陷巨大工作焦慮情緒和困頓之中。在《斗室星空——家的社會田野》閱讀中，我看學習辨識自己的工作情緒，鬆弛自己。而我看書中有大量臺灣實踐工作者在助人的工作中，迎面碰到自身上面臨的難題和局限，而通過家庭經驗的反映回觀，開啟一條視框轉移和在地深耕的實踐故事。美娟在助人工作中發現“難以靠近”他人生命的難題（p98），李易昆在工作中“焦慮”和“自我耕耘”的坦然（p292），顏如禎的“乖”（p303），王淑娟的“巨大情緒”能量（p205和p252）。這些實踐經驗引起我強烈的共振和學習，在和他人生命經驗的碰撞中，我看到在自己生命歷程中我變的越來越“乖”，在自我不斷對話中，理解“乖”給帶來的巨大局限。這種看見，讓我開始鼓起勇氣直面自己的無能、無力，面對衝突和“纏鬥”。在纏鬥中，我開始有勇氣翻出那些被我打包封存的工作經驗，耕耘我自己，尋找自己的實踐出路。

一、我的家庭田野

1、我的老家在農村

對家庭歷史的好奇，讓我第一次主動張口問父親、母親，她們小時候生活是什麼樣子的？一句簡單的提問打開了父、母的話匣子，他們整整用一個星期的夜晚給我回憶和講述她們小時候的家，成年時候的奮鬥、酸甜苦辣。有一些家庭歷史我曾聽過，而有一些歷史是我活了34年第一次聽到，並且被深深地震撼。

我出身在河南省淅川縣一個偏僻的小鄉鎮。母親1953年出生，生活在一個貧寒的大家庭，家中一共存活了12個孩子，母親是老大。而孩子中沒有計算1951-1961年10年間因為饑餓而流產和中途夭折的9位小孩。因為家中孩子多，糧食不夠吃，母親講，家中每頓飯都是稀稀一鍋，沒幾根麵條，而1堆黑黑的眼睛則圍在鍋臺旁緊盯著。父親1951年出生，家中兄弟5人，父親位居家中老3。由於爺爺身體非常不好，父親年幼時就開始和其他兄長承擔起家庭糊口的重任，據父親講，在他7-8歲時，村裡實行大鍋飯，公社飯菜緊張時優先滿足青壯年勞動力的需要，小孩們被分開單獨吃。由於家中沒有女人在食堂中掌廚，為了不讓更年幼的弟弟們挨餓，父親每一頓飯都需要和其他小孩打架，搶飯吃。為了不被餓死，父親還會到公社地裡偷玉米，一旦聽到來人的聲響，揣著玉米就潛藏在河底。如若被發現，代價就是被暴打一頓。靠著搶和偷，奶奶一家裡度過饑餓的年代。

父親讀書很用功，但讀到初中，家境太貧寒，不得不輟學，18歲開始當兵。而母親剛讀書就碰到文化大革命。母親對小學讀書的記憶就是3年時光中，每天搬著小板凳參加村裡的批鬥會。母親勉強讀到初中畢業，竟然找到一份村小代課老師的工作。但有自知之明的她幹了2年就辭職到鄉鎮企業草繩社當工人。

1980年初，我出生，父親當兵歸來進入公社工作，在公社管伙食，母親在絲毯廠當女工，紡線、織絲毯。我的童年生活無憂無慮。在工廠中，有很多年輕的叔叔、阿姨，絲毯廠的廠房、機器都是我和小夥伴們的大玩具。我在8歲以前，老家還有地，從鄉鎮回村裡只用30分鐘。記憶中，老家是我的樂園。父親帶我一塊到地裡鋤地、播種、除草和收穫，父親總能神奇地用各種辦法讓我體驗到農業生產的快樂，而非艱辛。而周圍村民們總是那麼和藹可親。

我想，碩士專業選擇中，我選擇農村社會學，而在畢業後我又一頭紮進農村發展工作，而且到農村就像返鄉一樣的開心快樂，充滿激情，這和我童年的經歷高度相關。

2、我與家逐漸疏離

離開農村，脫離農門一直是父親、母親努力的方向。我8歲時，為了讓我和哥哥能夠得到更好的教育，幾乎毫無積蓄的父親把家遷到縣城。在縣城，父親憑藉才幹一直擔任廠裡的廠長、書記置位。在20世紀90年年代末的集體企業改制、大規模職工下崗的浪潮中，父親一路謹慎小心，費盡心機托關係，在不同的單位挪移，讓自己和母親都能保有一份工作，讓家庭這艘小船不被打翻和沉沒。

我的人生軌跡，伴隨著父親的一路托舉，從小學到初中，再到高中、大學，地理位置也從鄉下到鄉鎮，再搬到縣城，最後落腳大學所在地首都北京。我的腳步離家鄉越來越遠，漂浮感卻越來越強。大學後留在北京，我感覺自己就像一棵浮萍，懸在半空中。工作在北京，但諸多理由讓我和這座城市無法親近，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這個城市中我的身份是外來流動人口。

在距離越走越遠之後，我和家關係也漸漸疏離。上學期間每年回去兩次，上班和結婚之後一年難得回去一趟。每次回家，爸媽都會回村到爺爺、奶奶的墳上拜祭，但每次我們都是租車而回，從村子中駛過，形色匆匆，沒有停下腳步拜訪村裡那些曾經熟悉的長輩，碰面時最多是點頭問好，村裡的年輕人基本不認識，聽到最多的是別人親熱的詢問父親“你家女兒從北京回來了！”。

同時疏離的還有我和家人的關係，我和父母的感情既熟悉又陌生，即親近又有距離。父親本來是我最親密的人，是我人生的導師。2008年底，在生命場中搏鬥的父親突患腦溢血，那一年父親僅58歲。幸虧治療及時，父親生命沒有大礙，但身體受到重創。

對於腦溢血後的父親，我心中定位就是要父親安享晚年，而安享晚年的理想圖景就是老人能夠吃好、喝好、玩好、不要操太大的心。這個簡單粗暴的定位完全限制了我和父親的關係。所以，在和父親的溝通中，我報喜不報憂。而我和父親之間的電話交流內容乾癟枯萎到“吃了沒有，身體怎樣？”這些雖然充滿關心，但卻不鹹不淡的話題。2011年，老家移民搬遷，從淅川老家到搬遷地新鄉的村莊需要10個多小時大巴車乘，可謂長途跋涉，由於擔心父親的身體，我堅決反對父親加入移民隊伍。但倔強的父親沒有聽從我的勸阻，和母親兩人隨村裡的親戚們一塊踏上搬遷路，最終，父親安然無恙、非常驕傲的完成了這次辛苦的旅程。2013年，哥哥計畫把家中的房子從平房重蓋為樓房，父親躍躍欲試地我交流和討論怎麼做，但我卻不停地潑冷水，勸父親不要操心，以免傷著身體，讓哥哥操心就成。父親由此很少和我提及蓋房子的事情，家中變動的消息更多來自母親。聽母親講，剛開始哥嫂也不願意父親出馬，但面對地頭蛇敲詐、地方勢力阻擾時，哥嫂束手無策，最終，父親憑藉著自己豐富閱歷和積累多年的人脈關係，幫哥哥處理了這些最令人頭痛的問題，這些使父親再次獲得了哥嫂的尊重，而不被定格在“病人”無用之人的身份之中。

在重新梳理我和父親的關係中，我感到無比羞愧。毫無知覺之中，我竟然把父親扔進如夏林清老師所批判的“大陸老人剛退休，就很粗暴被扔到一間空屋子裡”的狀態，我把父親定格為只知道吃、喝、玩、樂的無用之人，完全漠視了父親在這麼多年之中所積累的豐厚社會知識，漠視他生病後仍希望重新獲得認同的渴望和努力。我開始理解母親所提到的，“你父親現在脾氣特別大，很愛生氣”。

這種看到讓我有能力再次貼近父親。我開始和父親聊他現在最關心什麼，每天做什麼，最想做什麼。這種瞭解讓我看到父親每天生活除了熬藥、吃藥進行身體康復外，最大的工作就是照顧家中侄子，每2-3天都要陪侄兒子到圖書館換書。今天暑期，已經6年沒到過北京的父親來北京看望我們一家，但來到的第2天就要求我給他買票，10天后回家。細問才知道，侄子馬上要開學了，老人掛念孫子。我尊重了父親的決定，儘管不舍卻也給他買了返程車票。而2014年一年之中，家中2位伯父因患癌症去世，我在北京和家鄉之間多次往返。我和父親的關係逐漸親密。

3、我是水庫移民的後代

兒時在丹江口水庫中嬉戲，玩耍，完全沒有意識這一汪清澈見底的大水庫帶家族歷史的沉重。閱讀斗室星空，內心不自覺就會心潮澎湃。我的家，我的家鄉，多麼沉重的歷史！

上大學時候，無意中看到一篇丹江口水庫移民生活狀況調查研究報告，才知道搬遷給淅川移民長期帶來的經濟貧困問題。而在工作後，在研究大型工程社會影響評價過程中，我閱讀到一些移民政策，儘管對政策內涵似懂非懂，但瞭解到一個地方一旦被劃定為庫區，國家將停止基礎設施投資和建設，並控制移民固定資產的投資，以減輕國家補償壓力。這讓我恍然大悟。我突然想清楚為啥外公家的土坯房倒塌後不能整體翻新，舅舅只能在旁邊加蓋一個小小的偏房，而在偏房也漏雨時，政府審批了一頂救災帳篷，因為國家控制新房建設；明白為啥70多歲的外公還需要踩著陡峭的小路去挑水吃，因為國家安排資金進行通水工程；明白為啥進村的道路一直狹窄泥濘，而其他農村地方，道路村村通工程已遍地開花。

2009年，第一次在北京聽到夏林清老師講解斗室星空。對家鄉的濃郁情感在心中快速發酵。過年返回河南老家時，我開始詢問母親家中移民搬遷的歷史。母親告訴我，老家的所在地曾經是淅川縣老縣城，因為土地肥沃，一望無垠，老家被美譽為河南糧倉。她小的時候，家人不願意搬離，不相信政府所宣傳的丹江口水會漲，所以，儘管政府要求村民們搬遷，很多人還是不願意，留在原地。但有一天一覺醒來，大家突然發現，大水已經漫到廚房裡。大家才如夢初醒，匆匆滿忙搬到丘陵山坡地裡尋找住處。一個舅舅就是在臨時搭建的茅草屋中出生。村中有一些被迫遷至湖北的村民，由於不適應外地的生活，寧願常年忍受在當地是“黑戶”的代價，也要搬回原鄉，由於不能分到土地和宅基地，他們就在村邊開墾荒地，靠著河岸最差的地段建房。

啊！我是移民的後代。

2010年開始，國家南水北調工程中線工程庫區移民工作正式啟動，我的家鄉再次遭遇二次搬遷，而外婆家和奶奶家兩個村莊都要搬遷。外公家先搬。對家鄉強烈的情感促使我請假返鄉為外公送行。搬遷前一周，我和父母回村看望外公和舅舅。80歲的外公不甘心地和母親嘮叨，他老人家希望能躲進到山裡，不要搬走，留下來陪早已去世的外婆。但他的提議早已被舅舅否決。母親發現，由於外公不願搬遷，除了吃飯、上廁所，其他時間，老人竟然臥床長達3個月。雨季潮濕，缺乏足夠照料的外公腿上長滿了毒瘡。這個發現挽救了外公。搬遷前一天，我和母親回家為外公和舅舅送行。那一天的記憶歷歷在目。為了減少移民家屬對搬遷過程的干擾，政府安排移民車出發的時間為淩晨3點半。搬遷前前一天，政府安排的鏟車揮舞著鐵臂把村中土坯房全部推倒，移民們的家當也被抬上大貨車。當天晚上，幾十名親人們席地而坐。儘管兒孫齊聚，但外公的眼神卻如小鹿面對獵槍般驚恐。老人乘坐救護車被送往千里之外的移民新村。搬到移民新村後，聽父、母講，外公現在已經沒有農活可幹，每天很清閒，身體還算硬朗。但老人現在最大的心病就是百年之後可以返回故里，和外婆合葬在一起。而舅舅則希望老人能夠葬在搬遷所在地，方便子孫後代紀念。

父親的老家在一年後搬遷，由於懷孕我沒能參加。老家搬遷後的第二年，我才返回故里，曾經熟悉的一切已面目全非。所有建築已被推倒，連家中老宅曾經坐落的小土丘也被夷為平地，唯有那條清澈的小溪還在嘩嘩的流淌，如同我心中的眼淚。

歷史的車輪在滾滾前行中，我們這個小小的家也被翻卷其中。對家的歷史梳理，以家為田野親人關係轉化打開了我的視野。在中國的版圖上，哪一片土地又能置身歷史車輪之外。每一個鄉村都有自己厚重的歷史發展脈絡。在農村社區工作中，我開始逐漸有意識和能力更整全地看待鄉村、鄉土關係，看待專案介入和社區的關係，而非專案視角化切割鄉村，局限自己的認識。對於個人，我開始追尋自己的生命欲望和熱情，探尋自己的工作動力來源和局限。在與他人的合作中，我開始打破資助者與被資助者的臉譜，關心她人的生命樣態，理解專案與他人生命的關係，理解彼此差異。從人與人的關係對待中，踩出一條資助者往下紮根的路。

 二、工作情緒、我的“乖”和培養纏鬥的能力

行動研究是行動者自我覺醒地對自我，對自我之行動歷程，對自己的行動在什麼樣的社會關係脈絡、社會位置情景與社會環境結構之下進行，對自己的行動有產生什麼影響所進行的自主探究。（陶蕃瀛，2004）[1]行動研究所提出的朝向自我革命的路徑為我指明一條啟動改變的方向。

1、在工作中的巨大情緒

我在樂施會工作，樂施會是通過和合作夥伴共同合作的方式應對社會不公和結構性貧困的問題。在機構層面，樂施會制定6年的策略目標。機構目標下，每一個團隊制定自己的策略目標。每一個團隊通過一組專案支撐自己的策略目標。因此，專案有效推進是樂施會工作者的核心工作。但在近兩年工作中，通過團隊主管貼身帶領，契而不舍地的追問，我更加看清楚自己推進專案工作中的“無能”，“無力”狀態。在和團隊主管細緻的對話中，我看到我和他人的距離，和社會的距離。在工作中，我害怕和人“纏鬥”，特別是長輩或敬重的人，害怕出現不一致觀點，在感到自己的觀點讓別人為難的時候，我會先緊張，然後退縮，告訴自己“不要為難別人”。在內心放過他人的同時，我也短暫地放過自己的焦慮。而工作難以有效往前推進又讓我陷入巨大焦慮之中。在焦慮中，我才思枯竭，情緒暴漲。面對主管的工作要求時，我用情緒對工作，用情緒把主管提出的問題反彈回去。長達近1年的時間，我用巨大的情緒包裹住我自己，也和主管形成異常緊張的工作關係。

閱讀《斗室星空》，我開始正視自己的情緒。原來情緒是一種適應方式，情緒讓“他自己所能體察與接觸的感知歷程有時都是脫開的。情感沒辦法被聯繫起來，人跟外界的關係脫落，然而人都需要適應活著，他就會回過頭，把佈局舒適性的感覺隔離打包起來，於是，可能如實與深刻化對自己與他者感知能力的情感與意識素材，就在窄化適應的慣性裡變成了情緒反應（夏林清，2006）（P301）。對情緒的看到，讓我開始追問我為什麼對自己的主管有那麼大的情緒。“強烈情緒的表達與關係對待方式，是個人特殊的遭遇、雙方關係對待方式與社會體制性力道的綜合作用力，是人在關係中無法控制，從而反復不已的行動方式。我用‘關係情意結’來稱呼這種塊結式的關係方式。這種歷程像是發生在或一人的心裡內部或兩人與多人的關係互動中；它會是一個不斷包裹的動作歷程，他是固定住了情感、意念與行動方式的一組特定的經驗結構，我用它來標誌沉澱與家人關係中的這種後果。”（P173）。我開始記錄自己的情緒點，追問自己，“為什麼那麼生氣？”。這種追問讓自己看到日常工作中我和主管迴圈往返的工作要求對話和我的情緒反彈，看到我沒有辨識地彈回主管很多合理要求和善意提醒的狀態。對我和主管關係情意結的意識和看到，讓我能夠逐漸靜下心來重新看待我和主管的互動方式，辨識主管給我提出的要求和建議，我巨大的情緒球開始往外放氣，僵硬的神經逐漸放鬆。在放鬆中，我開始梳理和重新啟動我與夥伴的關係，與專案工作的關係。

2、我的“乖”

而為什麼我那麼害怕衝突？為什麼要保持我和他人以及社會的距離。

我碰到了臺灣小學老師顏如禎描述“乖”的經驗，竟然引起我強烈的共振。“顏如禎的論文如實描述了已體制化了的順服，如何幻化成恐懼，圍堵著如禎捍衛自由的自主渴望”。（P303）“如禎老師通過論文寫作對峙了曾誘引或迫使她們順服的適應習慣。”（P303）

 以乖做為抗拒體制的保護色         害怕衝突                                                                                                是我一路從小到大的生存姿態     壓抑隔離情緒                                                                                        這是我身為裁縫師的女兒             分裂著                                                                                                      在我的階級裡                                 天真與纏鬥的自己                                                                                  長出的特定樣貌                             在界線邊緣遊走著                                                                                不願放棄自由的掙扎                     焦慮                                                                                                      乖                                                     焦慮的尋找依憑                                                                                      維繫著與家人的情感                     平凡不起眼的原生家庭                                                                      乖                                                    這階級沃土                                                                                            讓忙碌的雙親放心                        竟是我得以站立面對焦慮與恐懼的基石                                              因為這放心                                    裁縫師的女兒                                                                                          放鬆了對我的緊盯                        我將以此面貌與你相遇

我開始追問自己為什麼那麼乖？為什麼我會害怕衝突？害怕人與人之間的存在不一致和矛盾。

小學3年級前的我，是一個非常不乖的小孩，上躥下跳，下河抓蝦，上房子抓鳥，爬樹，在親人的眼中，“這那是一個女孩子，純粹是一個野丫頭”。而在父親的眼中，那時我的學習一塌糊塗，長大後父親最喜歡給我講的一個故事是，他從鄉鎮調到縣城工作後，每次返回鄉最關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的學習成績。有一次，他看到我的語文、數學只有考了50-60分，對我稍稍表示不滿，但沒想到我一跳老高，“我都考了65分！”抗議父親的不懈表達。

我的學習狀況，以及農村鄉鎮的教育水準引起了父親深深地擔憂，我們那個鄉鎮每年只有2-3名學生能考上高中。而心愛的小女兒這種情況，讓父親一眼看到初中畢業後我可能就需要到絲毯廠[2]織絲毯了。儘管家裡沒有任何積蓄，父親毅然決然地和母親商量把全家遷到縣城。這一搬遷徹底改變我本來走向織絲毯女工的命運。

我的乖和害怕衝突想來是從那個時刻開始的！縣城裡再也沒有鄉村熟悉觸手可及的小山坡、小河流，沒有熟悉的小玩伴，陌生的環境讓我變的安分。父親托關係讓我進入縣城最好的一所小學，和我最喜歡一位堂哥同在一所學校，我倆同齡，堂哥卻高出我兩級，並且學習在階段數一數二；由於我成績太差，轉學後我被迫留級，我比班中很多同學都大一歲；在新進入班級，我和班中學習最好的一位女生成為好友。這些可能都刺激到我小小的自尊心，我竟然開始專心學習了，想和好學生一塊玩，學習成績當然也要拿得出手。用父親的話說，我的心智突然被開啟。學習成績漸漸有了起色，考試能拿到70-80分的成績。乖小孩形象開始出來了。

但這些遠不足讓我那麼乖，曾經的我是如此地野。小學三年級數學老師一記耳光讓我變的更加乖。記憶中的數學老師最喜歡抽學生的耳光。班級中學習成績好、父母當官、事業單位或者有錢人家的孩子是老師的最愛，而學習成績不好，或一些作小生意家的孩子是老師嘲弄的對象。由於父親是一家絲毯廠分廠的廠長，我也算老師喜愛的對象。但在一次學校捐款活動中，家底無比單薄的父親狠狠地辜負了老師對捐款金額的期待。那時候，每次考試過後，教室中總能聽到清脆的耳光聲，學習退步的被抽耳光，或者學習成績差站成一排，輪次被老師抽耳光，而被老師喜歡的對象多被優待，多被批評。學習不賴的我原本篤定是不會被老師抽耳光。但在一次老師發試卷的過程中，毫無警惕的我躲在課桌下作一些小動作，很快被老師的火眼金睛發現。老師勒令我站上講臺，從一疊試卷中尋出我的試卷，那次成績好象稍有退步，伴著批評，一記耳光突襲而來，我一下被抽出講臺外，眼前一黑。從那時起，面對老師，我再也不敢不乖了。

讓我的乖的另外一個原因來自家庭。我目睹同樣轉學後哥哥的命運。哥哥天資聰穎，一篇文章過目三遍便能順流倒背，和哥哥相比，我小時候常被母親說是榆木腦袋，不開竅。哥哥原來在鄉鎮時學習成績非常好，轉學後也深受老師的喜愛。但在學校安頓不久後，由於在語文課堂看小說，遭到老師批評、挖苦和懲罰，哥哥開始蹺課，在社會上結交能“壞孩子”，沉溺網遊，學習成績一落千丈。父親對此非常焦慮，到學校給老師求情，請老師照顧哥哥。在父親和班主任老師的共同努力下，哥哥轉了一個班級，學習情況漸漸好轉，但原班語文老師抱著趕盡殺絕的姿態，公開惡毒地嘲諷哥哥“農業戶口的孩子能有啥出息？”，並威脅哥哥新的班主任，這些讓父親的努力轉眼成為泡影，哥哥徹底放棄學習，再次蹺課，沉溺網遊。父親對此痛心疾首，曾經從不對我們兄妹倆動手的父親開始打罵哥哥。在哥哥跟著其他小夥伴偷了一箱啤酒被告發後，恨子不成材的父親更是用一捆繩子鞭打哥哥，母親心疼但卻沒有阻攔，我跪下為哥哥哭著求情，父親才停手。父親絞盡腦汁，但無力回天，哥哥升學無望，父親開始冷落哥哥。而隨著哥哥的長大，父子倆的關係變成惡言相見。父親不知不覺中開始把全部的愛和關注放在我這個小女兒的身上。學習好、聽話和乖成為我獲得父親喜愛最好的武器。

我越來越成為家長、老師眼中的乖小孩。到初中時，老師甚至把我選為班長，擔當班主任的小幫手，維持班級紀律。在“乖”中，我以優異的成績升上初中、高中和大學。

3、生命得到滋養，“纏鬥”能力生成

而在現在的工作中，“乖”對我的意義是什麼呢？

在細細對峙自己工作關係時，我突然看到“乖”是我在這個社會中保護自己的一個武器，不製造麻煩，取悅他人，躲避衝突和傷害。與此同時，我用“乖”豎起我和別人關係之間一堵高牆。“乖”也成為我的牢籠，我無法面對對峙的工作關係，無法接住他人有情緒的工作表達。而在遇到我身邊這位工作作風非常嚴謹的上級，任何一個小細節她也不會放過，甚至一個錯別字也會持續不斷的糾正和指出。“乖”在主管這裡失去效用，而且成為工作中決定的障礙。她的耐性、鍥而不捨的要求，讓我感到自己像鯰魚那樣緊緊地被卡住時，被卡的遍體鱗傷，皮開肉綻。

在這個生命艱難的時刻，承蒙生命如此厚愛，我承擔起《斗室星空》導讀的任務。由於一團糟糕的工作節奏和工作狀態，我的寫作進度無比緩慢，這本身帶給我巨大的壓力和焦慮。但意外收穫是，在這種生命的焦灼狀態中，《斗室星空》成為我前進路上的一盞燈，給我提供另外一個柔軟和能夠轉化自己的空間。美娟在助人工作中發現“難以靠近”他人生命的難題（p98），李易昆在工作中“焦慮”和“自我耕耘”的坦然（p292），顏如禎的“乖”（p303），王淑娟“巨大情緒”能量（p205和p252）。在參看這些生命經驗，我往體內反反復複參考自己，即將崩潰的生命得到滋養和溫潤，膨脹焦躁的情緒得到安撫。

“生命需要不斷和他人一起搏鬥，始能對治自己的慣習，生命能有機會與他人共同相互支持與挑戰彼此，成長與發展才可能發生。”（p173）人生不要乖，要敢和人“鬥”的意義竟然在此！內心的平靜讓我鬥的勇氣慢慢升起，我逐漸能坦誠面對自己。而在和主管的“纏鬥”中，我獲得機會一點一點看到自己的工作狀態、行動局限。而在與合作夥伴的關係對待中，我終於能夠越來越坦然地站在自己位置上堅持觀點和主張，更細緻推動工作。

“腳踩大地，仰望星空”，儘管我距離一名好的社會實踐者尚有很遠的距離，但是我感覺我終於長出腳踩大地，在社會紮根的能力。新的征程剛剛開啟。

非常喜歡書中一段文字，記錄在這裡鼓勵自己和其他習慣性焦慮的同仁。

「我過往所回避的焦慮與恐懼就像荒廢許久的田地，如今我得回過頭來將其結塊硬化的土壤耘開，讓埋藏其中的陰暗得以面見陽光。這樣的勞動沒有異化，而是結合了我極力發展我自己的動能，我投入我自己的耕耘中，是意之所趨，我之所在。在田裡勞動的意象讓我想到我奶奶。我年幼時愛跟奶奶下田，不知道是奶奶想休息，或是為了來看看我這個在木瓜樹下玩耍的小金孫，她常會來木瓜樹下喝水，然後說「田裡的事是做不完的，做不完還是要做」。我已不確定她是對我說，或是對她自己說，但我記得她的面容沒有怨歎的意思。就是這種態度的勞動，我應當如此的耕耘自己，看看自己會長出什麼果子來，然後接受它。這是發展而且不是工具性對待的勞動。（p11）

[1]楊靜,夏林清主編，《行動研究與社會工作》，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

[2] 絲毯廠，老家的縣從新疆引入了絲毯產業，在鄉鎮也建了廠，吸引周邊大量的年輕勞動力進場勞動。我的父親和母親都是絲毯廠的工人。而鄉鎮中初中畢業甚至沒有畢業的孩子基本都流入絲毯廠工作。

篳路藍縷 以啟山林—關於《反映的實踐者》的閱讀與啟發

吉家欽/貴州社區建設與鄉村治理促進會

關於知與行及其關係的爭論與探索一直貫穿中國將近三千年的哲學史。從春秋戰國時期的孔孟老莊到宋元明清時期的朱熹、王守仁、王夫之等代表的知行思想被當代主流學界簡單歸納為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認識論範疇(註1) ，而兩種思想交鋒與碰撞的現況一直到孫中山的樸素辯證唯物主義知行觀的出現才有所改變——孫先生的觀點被普遍認為是對之前的唯心與唯物知行論的終結，並向辯證唯物主義過渡。真正平息這場主流爭論的是毛澤東的《實踐論》，毛在《實踐論》中明確指出，知行的關係是認識與實踐的關係，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循環往復以至無窮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認識論。自此，毛澤東的辯證唯物主義知行統一觀成為我國主流知行學說唯一正確的立場、觀點與方法。
雖然傳統知行觀的“行”主要指傳統倫理修養與封建義理踐行——即使是孫先生的觀點也僅框入科學實驗與資產階級革命實踐，和科學的社會實踐相去甚遠，但也屬於廣義上的實踐範疇，而且不論“知先行後”還是“行先知後”的觀點都是在極力彌合知與行或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差距，但是，在時至今日的現實中，理論和實踐脫節、甚至兩者漸行漸遠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被廣泛接受基本結束中國主流學界對此的大規模爭論與深入探索，但坊間的聲音並未停止，特別是對理論的價值取向和解決社會問題的無力批評甚多，諸如“叫獸”、“磚家”等稱謂在某種程度上表達了社會公眾對理論專家的不滿以及對立基專業理論的公共政策制定實施與社會問題的技術性解決方案的失望。

在公共與發展領域，理論與實踐的關係也常為業內人士所反思與討論。筆者曾在一個公益論壇參與了一個類似的研討會，在會上，專業專家建議，基層實踐者要“努力鑽研相關理論知識，並把之導入扶貧與發展的實踐之中，這樣才能改善扶貧效果，並為新理論的構建提供更有價值的思考與經驗”；而基層實踐者則普遍認為，專家學者高坐雲端、不接地氣，導致理論與實踐脫節，因此建議專業專家放下身段、紮根基層，以實踐重啟理論建構；其中一部分參會者則提出比較另類的觀點，他們猛烈抨擊專家學者的失范和專業理論的失效，並強調在實踐中形成自主知識和專家在地化的重要性，侃得臺上幾位曾是基層工作者而現為專業專家的職業精英和公益前輩甚是難堪。雙方你來我往，對話頗為熱烈，其實卻是“雞與鴨講”、雙方基本沒有形成有效對話。
以上案例說明了一個現象，即在中國的發展領域，業內人士普遍觀察到專業知識、理論和基層實踐的脫節，導致專業知識、理論無法落地或立基於其基礎上的解決之道無法有效回應社會問題。其中，所謂另類的觀點看似是對外部專家與基層實踐關係的解構，卻無法清楚交代自主實踐知識的形成進路同時也陷入簡單的權利置換的迷思之中。到底專業專家不接地氣、憑空“切片”社會現象與社會問題，服務於自我想像與自身利益？還是基層實踐者過於依賴外部理論指導卻又不善學習，只會照本宣科、埋頭苦幹而忽視對實踐的反思與提煉？

回觀中國民間扶貧與發展領域的實踐歷程，我們不難發現其實是一個洋為中用並不斷本土化的過程。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參與式為主流話語的西方發展模式開始進入中國，第一代的社會組織(註2)在國外發展理論的“滋潤”和境外基金的“包養”下成長，成為政府主導的“大扶貧”框架中的新生力量。但是，參與式發展理念在中國作為一種扶貧制度創新，在實踐中存在著“水土不服”的現象並面臨學界的諸多批評，如被認為是追求介入社區的合法性的工具，並在實踐中成為事實上的教條主義；不視在地實際與窮人參與能力的參與式事實上成為窮人參與的障礙等。因此，隨著本土社會組織實踐經驗的累積，國情意識與本土視角逐漸被整合進參與式發展理念加以運用，進而加速了國際發展理論在中國的本土化進程。
四川汶川地震後，中國公民社會力量進一步茁壯成長，國家政府與時俱進地出臺一系列政策與措施，促進社會組織的發展，如放寬註冊與管理、購買社會服務、社工制度化等。雖有一部分專業人士認為，這是國家的一種“柔性收緊”策略，目的是通過社會組織的正規化甚至體制化以實現對社會組織的有效管理。無論如何，自此之後社會組織的政策敏感度與實踐中的政策視角開始形成並不斷加強——包括不同領域的政策，如“三農”政策、環保政策等落地模式的實踐和實踐中的適應，以及對政府購買服務的迎合。自此之後，政策研究/適應/反思被逐漸導入原有的扶貧與發展知識與理論框架，進而發展出集西方參與式發展理念、基於國情意識與本土視角的專業知識以及政策研究/適應/反思於一體的中國扶貧與發展的理論與實踐模式。
在業界看來，扶貧與發展領域的專業知識與實踐模式的本土化是那麼的令人歡欣鼓舞，因為它見證了中國扶貧與發展力量的進步與創造。但是，這不意味著專業理論與專業實踐之間距離已被拉近，相反地，對政策適應模式或者落地模式的基層實踐探索因為受到作為政策設計與制定依據的專業知識與專業理論的局限而流於形式；更甚的是，相關政策規範嵌入社會組織管理，意味著社會組織的發展與行動空間在某種程度上被收窄，這使得社會組織的領導者不得不採取組織發展高於社會問題解決的策略。如此一來，在表面上，社會組織得到迅速成長，且打破以往自娛自樂、自言自語的困頓，合法地浮出水面且在不同領域開花結果。但事實上，層出不窮的社會實踐創新其實只是在規定範圍內耍出更漂亮的規定動作，成為社會組織迎合政策、對接資源的“面子工程”，而實踐領域的收窄則暗示著真實的社會問題被掩埋，使得整個社會發展領域的專業實踐的功利性明顯加強而又更加隱性化。簡言之，熙熙嚷嚷、蓬勃發展的背後其實就是基層社會實踐在某種程度上的失敗。

筆者在2006年底開始進入農村扶貧與發展領域，在多年來的組織發展與農村工作中常常被實踐中的失敗感所困擾。在進入發展領域的前四年，我們經歷了從對參與式與賦權理論解決問題的技術性設計的推崇到其在實踐中解構農村在地經驗與人際關係的反思，並初步建立起立基於中國農村實際與相關“三農”理論的工作方法與實踐模式，但工作方法建構之模糊以及扶貧實踐成效之微小又常常令我們灰心不已。最近幾年以來，我們對主流發展觀主導下的片面強調經濟增收的農村扶貧模式進行檢視與批評，並在實踐中拓展出農民組織發展與農村社會建設的農村扶貧路徑，並積累出一定的在地經驗。但是，隨著政策規範對社會組織的強行嵌入以及扶貧政策對農村社區的深度影響，我們的基層實踐工作不得不對此有所兼顧與呼應，導致我們的社區工作無法瞄準具體實踐場域裡的真實問題而無法落地深耕。回觀我們至今為止的基層實踐歷程，兩個問題如影隨形地困擾我們，第一是所依賴的專業知識與專業技能無法適應或者不足以回應現實問題，第二是由於各種局限使得我們無法在實踐中發展出一種瞄準具體實踐脈絡的工作方法與實踐模式。而其中，政策取向的組織發展策略始終被認為是影響基層實踐工作的主要因素——不止於民間組織管理政策對民間組織行動的規範，還包括社會組織的基層實踐對立基主流專業理論的有關發展政策的適應或迎合。

實踐與理論的割裂是專業領域的世界性難題，是社會分工與知識等級(註3)不斷演化的結果，只不過在中國的表現更為突出而已；中國社會組織“發展難”是一種時代背景下的社會現實，是政府管理下的社會運作在不同組織/機構身上所承載力道的具體體現，凡此種種，就是社會組織不得不面對的中國國情。但是，以實踐的無力感和組織“發展難”為藉口而遮罩社會問題的有效解決，是“鴕鳥心態”，更是本末倒置之舉。因此，社會組織的發展還需回歸到解決社會問題為取向的道路之上。簡言之，基層實踐者應該拋出各種干預與幻想，立基實踐現場發展出符合自身實際與受助群體需求的工作方法與實踐模式，這才是社會組織存在的理由與社會組織發展的正道。
但是，說的容易、做的艱難。在農村社區實踐中，我們不斷告訴自己，作為事實上的外來者我們要與受助群體保持距離，以便更好地採取專業知識對專案進行客觀的、科學的控制，實現專案目標。但是，在實踐中我們卻經常遇到這樣的問題，即由於工作方法、對問題的認識及實踐目標的差異，我們很難與當地人就發展議題達成真正的共識並形成共同的行動，而一般的情形是，資助方或協作方挾資源優勢強勢介入並主導社區在某個領域的發展，無法或無意建立起一種夥伴平等參與的、差異化對待關係的、對解決社區問題有幫助的行動關係。如此一來，為了實現對外可以交代的專案目標，外部力量不得不強行把預設的解決方案嵌入社區發展的實踐進程，忽視農村實踐場域的複雜性與不穩定性，以及在地知識的價值，因此無法從實踐中發展出一套基於實踐場景和解決社區真實問題的“助人自助”的社區工作方法。
另外一方面，作為基層的專業工作者，我們在某種程度上意識到專業理論與專業技術在解決社會問題時的局限，但礙於如前所述的局限，我們依然不得不依賴它來建構社區發展的行動策略，譬如我們清晰地看到農業產業調整與農業產業化促進農民增收的空間有限，且擠壓小農的自主生產空間、加速農業生態惡化等，但我們往往把失敗簡單歸因於災害、市場或者農民的能力等問題，而不會立基於農民的需求、實踐場的脈絡來檢視產業化理論的失效問題；再比如，我們依照主流的農民合作社理論推動農民通過合作來解決小農與大市場的問題，結果是合作社成為社區能人與強者利用窮人的聯合來實現自身經濟目標的工具，即使如此，農民合作社還是在全國遍地開花，卻沒幾個真正做到“帶領群眾增收致富”，而從事農村發展的社會組織卻對此照單全收、樂此不疲。
不可置疑的是，發展領域的基層實踐者的專業能力不僅體現在對專業知識與理論及其基礎上的政策法規的熟稔和運用，還包括工作閱歷和工作經驗等——很明顯，這些能力都是基於專業知識與理論基礎上的拓展。但是，資深的的社區工作者一般會依稀覺察到，他們在實踐中發展出一種與專業理論與專業技術完全無關的嫺熟的專業能力，但問題是，他們不能完整地、清晰地描述並表達它——即所謂“所做的”遠比“能說的”多。譬如，在協調社區人際矛盾時，多次的參與式議事往往比不上一次偶然的“共醉”更有效果；在進行災害管理時，有經驗的實踐者的直覺比規範的預警機制更能做出正確的災害預判；在農業生產方面，社區的生產能手對農產品“大小年”的判斷往往比專業資料來得更精准等等，諸如此類的在實踐中展現出來的專業能力和專業理論知識毫無相關，但因其深埋於實踐現場的肌理之中而“說不清、道不明”，故無法進入主流的發展知識與理論的類別之中，也無法引起人們的注意。
由此而來的另外一個啟發與困惑是，既然自上而下的專業知識和理論不足以依賴，而基層工作者又能在實踐中展現出某種解決問題的真實能力，那麼這種可能是存在的——即以實踐脈絡為起點，發展出一種既尊重實踐現場又能回應實踐問題的工作方法與實踐模式。但是，這種工作方法與實踐模式是什麼？它從何而來？它又將如何建構並指引我們的實踐？

2009年，筆者有幸參加了由中華女子學院楊靜老師和臺灣輔仁大學夏林清教授發起與協作的“青年社會工作工作者行動研究學習計畫”，開始嘗試以行動研究的社區工作手法來引領自己及工作團隊的組織建設與實踐探索，謀求在複雜多變的社會情境中與弱勢群體協同發展，共同尋找一條改變之道。
自此之後，我逐漸覺察到有關專業知識和理論與基層實踐的水乳不溶，不僅是專業分工與知識等級的存在使得專業實踐失效，更重要的是，基層的專業工作者無法在實踐中發展出一套立基某一社會情境和解決真實問題的工作方法和實踐模式，以致被卡在自上而下而建構的專業理論所創造的片面的實踐模式的狹縫中無法前行。站在這個角度看，那些立基於外來的或是自上而下的實踐知識與實踐模式的建構與改進無論多麼的完美都於事無補，因為理論與實踐之間的撕裂不是幾個主流專家學者跳下雲端即可解決，橫亙在理論和實踐面前的是堅硬如鐵幕的專業分工與知識等級，更何況，即使搬掉等級障礙，也不見得理論知識與真實世界的鴻溝就會彌合。因此，怨天尤人或坐視不見都於事無補，只有發展出屬於實踐場域和屬於實踐者的工作方法與實踐模式才是基層工作獲取自主性的主要解決之道。
立基複雜實踐場域與解決真實問題的行動研究強調“做中思、做中學、做中變”，鼓勵基層工作者在實踐中協同弱勢群體一起進入複雜多變的實踐場域，發展出符合自身需要的、有別於主流專業理論的實踐知識與實踐模式，從而達到“助人自助”並促成彼此的改變。正如夏林清所言，“行動理論的核心貢獻在於它辨識了行動者的行動策略如何與他人共構人際行為世界，改變之途則在於行動者對自身行動的改變能力，並創造條件協作他人發生改變”—夏林清，《風箏不斷線》。很明顯，這與國內傳統的行動研究有所不同，它更關注行動關係建構和協同探究，而國內傳統的行動研究一般是研究從行動中抽離，強調專家學者對基層專業工作者的行動與經驗進行總結、反思與提煉，形成新的行動理論與行動策略去指引新一輪或者類似的社區實踐。毫無疑問，這還是極力保全或完善主流理論立基的實踐模式。
因此，行動研究的本質不是架空實踐的理論與知識建構，而是回到實踐場域與情境脈絡中與行動夥伴共同尋找真正的真實問題解決之道的實踐路徑，同時基層工作者在這個過程中不斷發展與完善符合自身實際的專業能力。這也意味著，基層工作者要放棄建基於主流知識與理論的實踐“乾爽高地”，選擇進入複雜多變的實踐“低窪濕地”。

夏林清教授在哈佛讀博時的導師唐納德.A.舍恩（Donald.A.Schon）的著作——《反映的實踐者——專業工作者如何在行動中思考》一書對此進行了詳盡的描述與展示，以引領在社會實踐中迷失的基層工作者開荒拓田、落地深耕，探索出一條正確對待人際關係、真實解決社會問題、形成自主知識的實踐之道。
唐納德.A.舍恩（Donald.A.Schon，1931–1997）是美國哈佛大學哲學博士，曾任教于哈佛大學教育學院、麻省理工學院都市研究與規劃學系。舍恩一直專注于杜威哲學思想研究，致力於協同不同領域的專業工作者提高實踐中思考能力與實踐專業能力，建立了“行動中反映”的實踐認識論與“反映實踐”的專業工作方法。在實證主義與科技理性當道的美國社會，他的實踐認識論及其專業工作方法是一股植根於社會底層且具有巨大能量的解構力量，《反映的實踐者》就是一本通過解構實證主義的認識論與科技理性的實踐模式，以構建行動中反映的實踐的認識論和反映實踐的實踐模式的著作。
在《反映的實踐者》一書中，舍恩對“學術領域所尊崇的知識”和“專業實踐所注重的能力”進行深入探究，在檢討與批評科技理性的實踐模式與實證主義的認識論的基礎上提出“行動中反映”的實踐路徑，舍恩認為，優秀的專業工作者在行動中的“所知”遠甚於“所能說的”，在面對複雜的、獨特的情境時，他們在實踐中展現出一種不同於科技理性的、具有“直覺”與“藝術”特點的專業能力，但是實踐中的認識與知識真實地存在著，卻不能被清晰地、系統地描述與表達出來，也無法嵌入主流的專業理論模式。為了提高“行動中反映”的實踐模式的的嚴謹性與合法性，作者不厭其煩地描述並檢驗了五種專業領域——建築設計、心理治療、管理、科學研究（工程設計）和城市規劃的專業工作者如何通過行動中反映來真實地解決問題——儘管不同的專業所使用的媒介與知識系統不同，但隱含於其實踐中的認識歷程與行動邏輯則有想通之處。通過討論這些專業領域的實踐工作者如何在行動中思考和反映來構建反映性實踐的理論觀點。

和國內大部分的初讀者一樣，筆者在第一次閱讀本著作時也面臨幾個問題：第一，由於翻譯者是臺灣學者，翻譯出來的語境和大陸有所差別，故會造成一定的閱讀困難；第二，作者對很多概念的界定是通過案例與類比來完成的，因此需要作者進入具體的案例脈絡加以辨識和理解；第三，社會發展工作者對不同領域的專業案例中的專業知識比較陌生，而且與惰性寫作不同，本書案例較多及其章節略長，容易影響閱讀與思考的連貫性；第四，如何把書中的案例與觀點與自身專業實踐聯繫起來加以轉換和理解，也是一大考驗。
本書分為三部分內容。第一篇，作者對科技理性的實踐模式與實證主義的認識論進行批判與解構，並初步提出行動中反映與反映性實踐的觀點；第二篇，通過討論與分析五個專業領域的實踐歷程與行動邏輯，展示出行動中反映在不同專業實踐中的行動脈絡，從而構建出行動中反映的實踐認識論和反映性實踐的實踐模式；第三篇，討論與分析兩個特殊領域（體制化組織與公共政策）的行動脈絡以完善本書所宣導的觀點，並在此基礎上對全書進行簡短總結。

首先，我們有必要對書中的幾組基本性概念做一個辨識與理解。以方便往後的閱讀。以下就是筆者根據個人理解對這幾組基礎性概念所做的粗略注解。
【行動】與【實踐】：行動是指人類為了達到某種目的而進行的日常活動，如為了到達某個目的地的行走、書中所描述的兒童的積木遊戲等；實踐則是專業工作者在某個專業領域的反復行動，其中包括為專業表現而在做的準備、在專業情境中的表現、反復進入某些特定的場景等。在本文中，除特指的外，行動主要指專業工作者的實踐。
【社會情境/問題情境】指基於某一現實問題的以人為中心的互有關聯的多層社會系統。比如在農村扶貧中，情境包括社區客觀環境、人的社會關係、窮人的特點與需要、社區的扶貧發展歷程與經驗、國家政策及外來經驗等外部影響因素，以及不同因素之間的作用與關係。有些類似發展領域所說的社會環境，或發展環境，但需要強調的是這個社會環境/發展環境是和需要解決的社會問題以及面對/應對這個社會問題的人是有直接聯繫的。
【行動中認識】指內隱於我們日常行動中的一種特有的知識（包括認知、思考、判斷等），我們依賴這種知識進行行動，但我們卻從未意識到，或無法把它描述出來。如本書所講，熟練的會計只對損益表看一眼或幾分鐘，就能辨識出其中問題；見過某人一面，就可以從萬人中認出他等等。支撐我們做出這樣思考、判斷與決定的，是行動中這種內隱的知識，但我們不知道甚至沒意識到那是什麼。
【行動中反映】夏林清老師在《風箏不斷線》一文中對“反映”及“行動中反映”的概念做過精准的注腳。首先，反映不僅是反思，還包括把社會情境的實質表現出來，是一個人接受與回應情境影響的活動過程。在實踐中，人們對隱含於行動中的認識進行理解與反映，這些理解與反映被他揭露、批判並經過處理後融入未來的行動構建之中的過程，就叫行動中反映，因此，行動反映不僅是指在行動中思考或理解，“而是涵蓋著思想、情感與行為表現的對話活動（自己與自己、自己與他人）”—夏林清，《風箏不斷線》
【對行動反映】指基層實踐者從行動現場抽離對自身的行動或行動中反映進行思考和反思，或者是觀察者通過觀察別人的行動或行動中反映，把內隱於自己或別人行動中的認識描述出來形成可表達的知識。如書中案例，觀察者通過兒童積木行為的觀察，用語言描述了他對兒童行動的直覺理解；在農村扶貧中基層工作者對實踐脈絡進行文字性的描述與總結等。可以說，我們通過“對行動反映”把行動中認識轉化為直觀的、系統的、可描述的行動中知識。
【實踐中反映】以行動與實踐在概念上的差異來看，實踐中反映可以理解為專業工作者基於專業領域的行動中反映，但這個時候的行動中反映顯得更為複雜，因為不僅社會實踐場域更加複雜與不穩定，而且科技理性的實踐模式、組織管理對專業工作者的行動中反映有著諸多的局限（在第二篇中，作者對所列舉的專業領域的實踐中反映的局限都做了一一介紹）。
【反映性實踐】“反映實踐正是將實踐者之實踐行動與其介入到現象場中的作用和後果的建構過程，經由對話活動而推進實踐者的探究”—夏林清，《風箏不斷線》。簡言之，基層實踐者通過行動中反映的實踐模式開展實踐活動的過程，這是一個把行動計畫介入實踐現場，在和實踐情境對話基礎上經過思考、檢查與反省來重新框定問題、形成新的行動策略並採取新的行動介入、直到真實問題得以解決的實踐探索過程。

本書的第一篇，作者從專業知識的信心危機（如對解決社會問題的無力感、違反專業價值觀與道德失範、解決之道演化為問題等）開始，著手分析了專業知識、科技理性模式及實證主義科學觀之間的關係，並檢視到“學術領域令人尊崇的知識”與“專業實踐中所看重的專業能力”之間存在問題，是實證主義認識論的迷思所致。作者認為，“科技理性的實踐模式在很多的時候無法解決真實的社會問題，其主要原因在於學院與研究體系不能引導實踐者理解研究性知識的局限，無法幫助實踐者培養出專業行動的思考方式與行動方法”，當然這不是科學或理論研究的本質，而是實證主義認識論在背後起作用——學院與研究體系著眼於製造一種特定的認識論，忽視實踐能力的培養，由此而產出一套社會分工與知識等級制度。
作者在解構科技理性實踐模式的過程中使用了大量的實踐案例與理論觀點來證明，有經驗的專業工作者在行動中的確展現出一種隱晦不明的、無法自我描述的“實踐/行動中認識”——一種直覺的、藝術化的嫺熟專業能力，但問題是，實踐的認識與知識真實地存在著，作者提出了行動中反映觀點，即專業工作者在行動中通過與自己、與情境的對話來重新理清情境、框定問題甚至形成新的目標並不斷採取新的行動介入直到問題解決的過程。但是，只有從不同的專業領域的實踐中尋找出行動中反映的行動歷程與行動邏輯，並對其共通點加以辨識與闡明以形成系統的來自實踐的知識，才能提高這種來自實踐的知識的嚴謹性與普適性。正如作者所講，“如果我們能夠發展出一種實踐的認識論……那麼，嚴謹或者適切的問題將被解決。因此我們可以提升行動中反映的合法性,並鼓勵它更深、更廣地發展”。

本書的第二篇，作者通過對五個專業領域（建築設計、心理治療、管理與科學研究、城鎮規劃）的專業工作者如何通過行動中反映來解決問題的描述與檢驗，以展示行動中反映的專業脈絡從而構建起行動中反映的實踐認識論與反映性實踐的工作方法。作者認為，儘管不同的專業所使用的媒介與知識系統不同，但隱含於實踐中的認識歷程與行動邏輯彼此相通——這也是行動中反映實踐模式在基層實踐中的適切性所在。在這個過程裡，作者引出了基於行動中反映的另外一組技術性概念，包括與情境的反映性對話、問題情境框定與框架實驗、自我增強系統及第一型行動理論與第二型行動理論。由於書中對這些概念都有比較清楚的界定與辨識，筆者在此就不需贅述。
本篇特別需要關注的是，因為本書的朝向是基層的專業工作者，因此作者不需要尋找行動中反映與主流科學的對話位置，但是為了體現行動中反映作為一種實踐認識論的嚴謹性，作者在第二編第五章專門分析了行動中反映的現場實驗的嚴謹性。作者指出，與科技理性模式的研究與實踐分開的實驗不同，行動中反映的實驗發生於實踐場域——即研究與實踐融為一體，但同樣具有主流科學規範的客觀知識的條件，如“硬資料”、公開檢驗、可證偽等，以此為引申出來的兩者的差別是，科技理性的實驗產出的是服務自身利益的基礎與應用理論，而行動中反映的現場實驗產出的是為實踐服務的知識。
在討論不同領域的行動中反映的不同特點與局限的同時，作者對其共通性與共同元素進行歸納——這也是行動中反映的核心所在。除了使用諸如媒介、評鑒體系和通盤理論等共同元素外，五個專業領域的行動歷程都有一個基本進路，即通過與問題情境的反映性對話，尋覓問題情境的獨特性，從積累的發現中找出問題的解決之道；當尋找問題與解決問題時遇到新情況與新問題，則重新框定問題並採取新的行動策略。這是一個評鑒—行動—再評鑒—再行動的、不斷展現“藝術性”專業能力的、不斷改善行動的反映實踐的過程。在本篇章的最後，作者對所謂的“思”會對“行”造成干擾的觀點進行了反駁，並指出，在行動中反映的實踐模式裡，“思”、“行”合一，即行動與思考是統一的、互補的，行動拓寬思考，思考又回饋到行動與行動的結果。

在本篇的閱讀中我們將發現，專業工作者在實踐中的行動中反映顯得更為複雜，因為科技理性的實踐模式、組織管理對專業工作者的行動中反映有著諸多的局限，而這些局限又有所不同。回觀中國發展領域的某些現實，筆者在此重點推薦本人所讀到的兩個重要的資訊點，希望讀者能夠從中有所啟發。
第一，在建築設計、心理治療領域與城鎮規劃的反映性對話中，作者初步指出協同探究關係的角色定位問題。在前兩個案例裡，協作者（督導）都存在過於強勢或者參與者(實習生)過於被動的問題，而在後一個案例中協作者（規劃師）和參與者（開發者）都各自保留負面資訊，維持對對方的單向控制。這使得參與者各方分別啟動例行防禦機制，造成行動關係的建立不是為了解決問題，而是為了維護自身地位或利益，作者稱之為自我增強系統與第一型行動研究的理論，正如筆者前面談到的傳統農村扶貧模式中外部援助力量和受援社區的關係建構一樣，外來者為實現專案目標而主導專案進程，而社區為獲得外部資源而採取順從和遮罩自身真實需求的策略。與之不同的是，行動中反映的行動策略屬於第二型的行動理論：共同參與、平等管理行動環境；開誠佈公、公開檢討自身和對方的認定或看法。
第二，在科學立基的工程設計與科學研究領域，作者重點強調“相似地看待與相似地解決”在行動中反映過程中的重要性。這有些類似社會工作者常說的“發展經驗的參考”或者“實踐模式的借鑒”，也就是說，基層工作者經常會通過類比熟悉的現象到不熟悉的現象上，來理解當下的實踐中令人困惑的問題，並通過相似解決來對新問題發展出一種新描述與解決方案。在發展領域經常出現兩種極端的實踐認識論，一種是認為專業理論或者建基於專業理論上的技術方案毫無用處，如作者後面將談到的反專業的極端主義；另外一種是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把專業理論及其經驗模式生搬硬套嵌入實踐，這都是有問題的。專業理論及其基礎上的技術方案、經驗模式對實踐並非無一用處，而是作用有限，因此需要“將其融入關聯的、自成一格的行動反映之中”。

通過對第二篇的閱讀，我們不難發現，作者列舉與討論五個專業領域的行動歷程與行動邏輯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建立起行動中反映的實踐認識論與反映性實踐行動模式。當我們穿越眾多案例所帶來的閱讀困難時將發現，實踐的認識與知識真實地存在著，並可以被清晰地、系統地描述與表達出來——如果把作者當成是一個觀察者或協同者的話，第二篇章的撰寫過程其實是作者在開展一個協同探究的實踐過程，他用文字與語言把真實地存在於實踐中的行動邏輯與實踐知識清晰地、系統地描述了出來，並由此確立行動中反映的實踐認識論與反映性實踐的工作方法。

本書的第三篇是結論。在本章節中，作者在引入對反專業極端主義的觀點的基礎上對三種實踐觀點（科技理性模式、反專業極端主義及行動中反映的實踐觀）進行比較，進一步完善行動中反映的實踐認識論與反映性實踐的行動模式。在這個過程中，作者正式討論到實踐與研究的關係，並牽扯出行動研究的概念，以及體制內與公共政策方面的反映性實踐的觀點。
不可置否，極端批判主義也是對科技理性模式的一種解構，甚至是對科技理性模式的一種否認。正如作者所講，“從激進批評主義的角度，科技專家的神秘性被視為一種社會精英對社會弱勢群體進行社會控制的工具，專業只不過是為了社會控制而先發制人取得社會合法知識的工具而已”，因此極端主義者強烈建議“去專家化”，併發展出兩種補救措施：一是發展專業倡議者，為弱勢群體工作；二是發展公民實踐者，以接管專家領地。回到本文的開篇，我們將發現所謂的另類的觀點就是反專業的極端批判主義的實踐觀，我們承認，這種批判與反思精神的確令人欽佩，但其矛盾是，通過“去專家化”導致新專家的產生，這種簡單的知識權力置換不會促進社會問題的解決。在對科技理性模式與反專業主義進行批判的基礎上，作者從兩組關係的討論來進一步完善反映性實踐論，一組是專業工作者與當事人的關係，一組是研究的實踐的關係，從而總結出了行動研究（反映性研究）的核心精神：共同建構共管與共用的行動空間、共同建立助人自助的協同關係；實踐者是特定情境中的研究者、研究是實踐者從事的活動。
讀到這裡，我們需要再次把書中的行動研究與國內傳統的行動研究做個比較。在筆者看來，兩者的差別在於國內主流的行動研究只是反映性研究的一部分，或者說，是反映性研究的某個環節和某種形態，如對行動反映的歷程研究，即強調抽離實踐的對自己行動或者別人行動的經驗反思、總結與提煉，而本書宣導的行動研究的核心在於行動中反映。

在第三篇的最後，作者分別討論到體制內與公共政策方面的反映性實踐觀點。作者所謂的體制內不是我們常說的行政體制或者國家事業單位，而是指專業生涯逐漸與官僚工作相結合，如成員專業化、組織官僚化等（筆者注）。在這一部分，作者分析了體制化組織中個人和組織的關係——個人對組織是有作用和貢獻的，而組織基於穩定和可預測的校正系統“會傾於抗拒個人從技術知識到行動中反映的轉變”。這其實就是中國目前很多社會組織面臨的組織學習的困境，即一個正規的社會組織之所以正規是被要求和規範的結果，因此當某個組織成員企圖進行某種“違規”的實踐創新時將被組織的風險控制系統檢測出來並給以禁止，這在極大程度上造成了組織的專業能力與成員的實踐能力無法發生實質性改善。因此作者認為，“一個可以檢視並重組其核心原則與價值的組織，需要一個可以承受這些張力、並將其轉化成建設性公開探究的學習系統”。
另外，作者重點分析了專業在大社會中的地位，這裡的大社會指的是公共政策及其影響下社會情境（筆者注）。作者明確指出立基於科技理性的傳統政策中政治和專業合謀所帶來的社會問題，同時一併批評了反專家極端主義的某些錯誤觀點，並在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反映性實踐的觀點：即贊同極端主義去專業專家神秘化的觀點，但認為“無論何種立場，都必須具有行動中反映的能力，否則無法合法宣稱自己是專家”；反映性實踐的觀點提倡平等參與和公開辯論，對社會問題重新框定並確認行動概念，以便促成真的改變。最後作者認為，“在大社會的概念中，我們是行動的主體也是客體，我們對情境行動的同時也是對我們行動”，這就是說，我們大家都是大社會中的一個有機體，也是實踐情境的一部分，公共政策的制定與落實關乎我們每一個人的利益——這也是反映性實踐在大社會的價值所在。
在本書的結尾，作者對如何在對立脈絡中進行協同探究提出了自己的觀點。所謂的對立脈絡指的是不同立場的實踐認識論中的行動關係與行動歷程，如組織的風險控制與個人在行動中反映的實踐探索並存的體制化組織的學習，科技理性政策觀與極端主義政策觀並存的公共輿論博弈與公共政策制定等（筆者注）。中國古話說，“道不同不相為謀”，也就是說，如果雙方立場不一，那麼溝通與討論該省則省。但是，在反映性實踐的角度看，具有行動中反映能力的專業工作者可以成為“創造與情境進行社會性的反映對話的啟動者，以及體制內對立情況下進行協同探究的啟動著”，而其前提則是需要重構共同行動的人際關係。對立雙方只有建立起互信和平等、批評與自省、妥協和和解的人際關係，協同行動的對話空間才能夠被拉開，反映性實踐才能得以推進。

“溫水泡茶慢慢濃”，這是我閱讀這本著作時候的一種感受。前兩篇特別是第二篇的閱讀過程就像在穿越茫茫林海，時而艱難、時而迷惑；讀到第三篇時的感覺則像穿出林海後的豁然開朗，即刻發現書中的觀點與內容離自己竟然如此之近！發展領域知識精英的不接地氣與基層工作者鴕鳥般的工作狀態、主流專業知識在實踐中的失效與真實解決社會問題的緊迫感、組織穩定發展的要求與成員自主成長的張力、和受助群體共構平等與開放的共管行動關係的期待以及實現功利性目標之間的衝突、公共政策制定與落實中公民社會的向左抑或向右等等，諸如此類都是國內發展領域當下所面臨的普遍性問題，因此我們都迫不及待地倒翻回去，想從書中找到現成的解決之道或是釋疑解惑的現成答案。筆者曾不貼切地說過，本書特別是讀起來讓人頗為費勁的第二篇的寫作策略其實就是作者在開展一個協同探究的實踐過程。如果你能夠靜下心來細細品讀，你將發現你和作者在建構一種協同探究的行動關係，而探究的方向是使你懂得如何成為一個立基實踐情境、真實解決問題、形成自我實踐知識的基層實踐工作者。可以這麼說，本書的閱讀是一個“手把手地教”的理論學習過程，但這個理論試圖讓你明白，要成為一個不迷信專業專家和專業理論的反映的實踐者，就務必做到如勒溫所說，“瞭解這個世界的最好辦法就是去改變它”，而改變之途在於行動。

通過行動促成改變，是本書譯者夏林清教授在海峽兩岸實踐與推廣的行動研究（筆者稱之為夏派行動研究）的核心精神。夏派行動研究是夏林清教授在其導師唐納德.舍恩的《反映的實踐者》的基礎上融合諸多行動學說並在臺灣三十年的社運實踐中通過和其他行動夥伴共同探究與淬煉而得以自成一體的行動理論。而後，即自本世紀初起，夏老師開始與大陸學界與社會團體展開學術與經驗交流，並以行動研究的方法為大陸不同的社群提供協作。機緣巧合的是，夏派行動研究在大陸的推動被中華女子學院的楊靜老師以合適的方式接住，其合作一開始雖互擦出四濺的火花，但至今為止還算穩當落地並開始生根發芽。筆者師從兩位老師學習行動研究將近四年，雖研習有限卻從中收穫到“豐富多彩的生命力量與行動力量” (註4)。為此，結合本書的核心內容與夏派行動研究的精髓，筆者嘗試對這一支行動研究的主要觀點做如下總結(註5) ，希望能夠對初學者有所幫助。
1.夏派行動研究的面向。夏派行動是一門西學東進並與地實踐相結合的自成一格的行動理論體系，因此不同的社群可以從中習得各自所需，形成實踐取向的促成改變的學習、對話、教育、團建等實用方法。當然，正如本書的物件與目標，它主要朝向基層工作者，使其擺脫理論迷信與依賴併發展出基於實踐脈絡的、真實解決社會問題的、形成自主實踐知識的社區工作方法。
2.夏派行動的核心精神。如前所講，通過行動促成改變是夏派行動研究的核心精神，這種行動帶來的改變體現在幾個方面，一是通過行動中反映改變行動策略以致改變行動效果，並提高合作關係中不同參與者的行動能力；二是通過通過行動中反映的第二型行動理論促進合作關係的改善，建立良好的人際行動關係；三是通過良好的人際行動關係和社會實踐效果來改善社會現況。
3.夏派行動研究基本方法。反映性對話是夏派行動研究的基本方法，夏派行動研究認為，對話是行動的一部分，更是社會實踐的基礎。通過實踐者與自身的對話，可以對照他人經驗與接通自身歷史，“如鏡子般清晰照見自己”（夏林清-筆者注）並改善自身行動能力；通過與他人對話可以建立協同探究社群，進而重新辨識關係與實踐情境、框定問題與形成目標，發展出新的行動策略並把之推入實踐進程。
4.夏派行動研究的主要目標。與科技理性價值中立的知識形成規範不同，夏派行動研究強調通過反映性實踐生產出具有實踐取向的、促成改變的有血有肉的、充滿人性關懷的自主實踐知識。正如夏林清所說，“我們一直努力的方向在於，促進人文社會科學中的專業工作者能夠掌握到立基實務工作中的求變致知的行動探究方法，且逐步發展出實踐知識的在地路徑，這種道路不應被學科化的門牆區隔窄化，也不應被理論與應用的學術勞動分工貶抑為 操作工”。
5.夏派行動研究的其他特點。夏派行動研究的其他特點包括：研究與行動一體、強調關係建構與關係對待、他山之石接通在地人文底蘊等。研究與行動的一體不僅促進理論與實踐的結合，改變知識形成的權力結構，而且推動基層工作者實踐能力提高與自主實踐知識的形成；強調關係建構與關係對待的目的在於確認行動夥伴的角色與位置，建立互為主體的行動關係和協同探究社群，形成行動與認識的主觀共識，同時人性化地對待人際關係，正確處理個人與家庭、組織與社會的各層關係，拉開足以改善行動與承擔責任的空間；他山之石接通在地人文底蘊則為了借力使力地連結起已經斷裂的人文底蘊與在地經驗，產出立基在地實際的實踐知識。

有個同行曾經說過這麼一番話：中國的社會發展工作者基本只有兩種類型，一種是隱性的反專業極端主義實踐者，他們以“打遊擊”的形式自娛自樂、自我困頓；一種是惰性的基層社會工作者，他們在基層埋頭苦幹，卻也活得百般糾結。這個說法雖有些極端，但也在某種程度上描繪出基層專業實踐失敗所導致的行業狀態。理論與實踐撕裂的後果之于基層工作者，就如一個不會武功的人面對百般兵器卻無所適從，只好握在手裡裝模作樣耍弄幾下，卻達不到防身健體之功效。實踐的道理也是如此，只有立基實踐脈絡發展出解決問題的自主性實踐能力與實踐知識，才能把主流專業知識融入自成一體的反映性實踐之中，從而擺脫科技理性與工具理性的挾持。但是，這是一條泥濘滿地且荊刺叢生的實踐之道，需要基層實踐者披星戴月、修路改道、開荒拓田以致落地深耕。而《反映的實踐者》以及夏派行動研究正是這樣的實踐創業指南，引領我們這些迷失的基層實踐者秉承篳路藍縷、以啟山林之創業精神重啟自成一體的反映性實踐。

【註釋】
1. 1957年，賀麟先生曾對這個問題做過分析，他認為，其實唯物和唯心的觀點有一致和重疊的內容，“這兩種思想不僅在一部著作裡，甚至在一人腦裡也要打架”，而且也不能認為，唯物觀全是對的，唯心觀都是錯的。因此不能簡單二分。

2.普遍認為，上世紀九十年代，特別是95年世婦會之後湧現出來的一批婦女NGO以及社會名人、社會精英創辦的NGO，屬於新中國第一代的NGO。

3.社會分工是結構性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而正如行動科學的批判，立基科技理性的知識產生條件與規範使得知識構成與社會分工顯金字塔結構，頂尖科學家生產基礎理論，次級科學家生產應用理論，而實踐者則使用理論。

4.見楊靜《回觀歷史 辨識經驗 尋找變的力量》

5.這些觀點的得出源自個人學習與實踐心得，以及各位老師同學的啟發。

【參考文獻】
1. 夏林清.風箏不斷線-實踐者的落地深耕,2006
2. 夏林清.走在在解殖路徑中-拮抗同行的社會學習，2012
3. 楊靜.回觀歷史辨識經驗尋找變的力量/兩岸暨香港社會工作行動研究會議論文，2012
4. 克裡斯.阿吉裡斯等著.行動科學，夏林清譯.教育出版社，2012
5. 孫金榮.中國哲學史上知行學說概述，蘇州科技大學學報，2013
6. 布迪厄.實踐感，蔣梓驟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3
7. 毛澤東.實踐論

草根的力量——周山村婦女手工藝品開發協會的發展歷程

董琳/河南婦女幹部學校/河南社區教育研究中心  

 【機構簡介】

河南社區教育研究中心（以下簡稱社區中心）成立於1998年10月，2007年正式註冊為民辦非企業。社區中心以推動社會性別平等為已任，關注社區發展中的社會性別問題；以教育/培訓和培育草根組織為主要工作方法，增強婦女的權力和能力，推動社會性別納入社區決策。實施過“支持農民演出隊傳播社會性別意識（2001-2003，全球婦女基金）”，“推動河南草根組織的建立與發展（2001-2008，香港樂施會）”、“農村社區愛滋病防治綜合幹預（2002-2006，香港樂施會）”、“農村婦女傳統手工藝品開發”（2002-2008，香港樂施會）”、“農村社區多樣化養老模式探索（2009-2012，米索爾基金會）”等多個項目，並與中央黨校性別平等政策宣導課題組合作，開展了“修訂村規民約、推進性別平等”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鬱鬱蔥蔥的香山[1]腳下，窗明幾淨的工作間內，周山村手工藝品開發協會的婦女正在凝神靜氣地繪製周山村的地圖：山門、公園、廣場、香山廟、煤礦、周氏祠堂、植物，每個人的家、手工藝協會……，這些已經鍥入生活中的習以為常的東西，如今要用自己的筆描繪出來並不容易。一個建築，一棵樹、一個場景，仿佛都有著訴說不完的故事：在協會繡花縫紉、說說笑笑的快樂與溫馨；第一次舉辦“女娶男”婚禮的轟動；第一次舉手錶決《村規民約》的興奮與激動；宣傳《村規民約》時所遭遇的不公與憤怒……，她們要把這些故事畫出來，再繡出來，製成一本刺繡書——《我與村規民約》，用自己的手工藝來記錄這些刻骨銘心的記憶，向世人展示她們的經驗與風采。

周山村是山區，手工藝協會在村子的中心位置。姐妹們從各自的家到協會“上班”，要走許多山路，而她們一走就是十年，那彎彎的山路撒滿了她們的汗水和淚水，也承載著她們的夢想與堅守……

 一、改變——一個婦女手工藝協會的發展歷程

周山村距登封市28公里，地處山區，山多地少，土地退耕還林之前，村裡男性多半在附近的煤礦打工，婦女在家務農。周山村許多婦女大都有傳統手工藝技術，如織布、紮花等。婚俗中就有女孩在出嫁時要為自己做嫁妝的傳統，尤其是嫁妝鞋，不僅要給自己做，還要為婆家的人每人至少準備一雙。

隨著現代化、城市化進程的加劇，婦女傳統手工藝受到衝擊日漸衰落，僅有一部分中老年婦女還保留著織布繡花的手藝。但在每天下地後就圍著鍋臺轉的生活常態中，這些手藝越來越被丟在一邊。而在2002年的冬天，她們的命運卻因為河南社會教育研究中心成員的到來而發生了改變。

登封是社區中心選定的鄉村社區試點，曾在此開展過數次“社會性別與發展”為主題的教育/培訓，和以推動農村婦女發展為目標的專題調研活動。我們發現，登封雖具有嵩山、少林寺等豐富的旅遊資源，但是有特色的手工藝旅遊紀念品不多。如果能夠組織婦女生產有地方特色的手工藝旅遊紀念品，不僅有助於保存中原地區的傳統手工藝文化，也可以增加婦女的經濟收入，增強婦女的自立能力和地位。

社區中心的工作人員在調查了登封周邊數個村莊以後，發現周山村有較好的手工藝基礎，嫺熟繡花和織布技藝的有三十餘人，年齡大都在三四十歲左右。當工作人員和婦女們談到開發傳統手工藝品的想法時，她們對這種既不離家，又能發展經濟的門路非常有熱情。社區中心於是向香港樂施會申請了農村婦女手工藝品合作社前期探索項目，週期一年，立足點是增加婦女的經濟收入，並推動一個生產合作社的建立。

（一）從小組到協會：創建活動載體

周山村是山區，村民居住非常分散，最初婦女們都是各自在家做活，只有住的較近的人時而聚在一起交流技藝。考慮到生產者之間的相互交流，便根據村莊的自然環境，分為4個生產小組，小組採用“自願結合，自定規矩”的方式運作。由於小組生產比較分散，分工不明確，存在生產率不高，交流技藝不方便的問題，使互相合作受到一定限制。

一期項目中，工作人員的重心主要集中在手工藝品的設計、生產、收購和銷售的環節中，沒有成立合作社實體，也沒有形成任何成文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生產骨幹的自身能力建設與團體成長，致使周山村的生產骨幹們認為：做專案就是開發產品並為產品找銷路,就是讓賺錢擺脫貧困。部分成員在工作安排和收入分配中斤斤計較，團隊合作出現了矛盾。一期專案終結評估時，在樂施會專案官員的提醒下，社區中心意識到了問題所在。即使在項目中斷期（2003-2004），我們也利用各種機會，開展對手工藝生產骨幹的社會性別意識、合作理念及團隊精神的培訓，一批骨幹逐漸成長起來。

2004年4月，社區中心推動的另一組織 “紅絲帶協會”（完全由HIV感染者組成）成立，周山村的手工藝生產骨幹受到啟發，同時也處於自身需求，於是就仿照“紅絲帶協會”的做法，各生產小組聯合成立了“周山村婦女手工藝協會”，並以”丟玉米粒”的方式選出了協會負責人。但由於成立時準備不夠充分，只是籠統地提出開發傳統手工藝品，沒有制訂協會宗旨和具體的工作目標，因而在運作中無法對各小組起到指導作用。

專案中斷期的一年中，社區中心認識到，開發婦女手工藝品，並不單單是增加婦女的經濟收入，或者建立一個形式上的合作社；它的意義應該是綜合性的, 包括：1）搶救、保存婦女民間手工藝，促進婦女文化的發展；2）增加婦女經濟收入；3）以手工藝品開發為切入點，促進婦女參與社區事務，提高她們在社區中的地位。因此在2004年7月，社區中心又向樂施會申請了“河南農村婦女傳統手工藝品開發與婦女賦權專案”，專案週期為3年。

2005年9月，二期項目開始運作近一年時，各生產小組認為應該對協會進行整頓，使其充分發揮作用。於是，社區中心再次將生產骨幹組織起來，以參與式方法，討論協會的宗旨、框架與各種管理制度，發表自己對協會的意見和建議。討論中，大家提出不會做手工活的姐妹們也可以加入，協會除了搞手工藝品開發外，還可以組織婦女搞各種各樣的活動，像學習扭秧歌和健康知識培訓等。在總結婦女們的意見的基礎上，制定了協會的宗旨、組織框架與相應的運作制度，並重新選舉了協會會長、副會長及小組負責人。協會正式命名為“周山村婦女手工藝品開發協會”， 宗旨是“開發婦女手工藝品、增強婦女自身能力、活躍農村文化生活、促進婦女參與社區管理”。

協會整頓之後的兩年內，仍然是以小組為單位組織手工藝品生產。協會所起的作用是：組織協會成員各類培訓和技術交流；統一進料，安排產品；成立品質評議小組，監督產品品質。這樣，各小組不再“獨自作戰”，成員之間也有了明確的分工與合作。協會的發起者劉淑貞（原村婦女主任）還爭取到村委會的支持，在閒置的村小學內騰出兩間教室，做為協會集中活動的場地。

（二）從分散到集中：走上合作道路

1、重大分歧

2007年初，協會內部曾在組織發展方向上產生過一次重大分歧：部分成員希望實行股份制，並主張“按股份紅”，而其他成員則堅決反對，認為實行“按股份紅”就背離了協會的宗旨。為此，社區中心專門組織了一次培訓和研討，和大家一起分析“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合作組織”的特點、適應性、優勢與弱勢，以及背後理念的支持。最後，大家一致同意採取合作組織的模式，明確表示要始終堅持最初的理念：“輔助弱勢群體、平等互助、能力增長、共同發展、公平貿易”。這次討論中，還制訂了集中生產的初步計畫：本著自願原則，從個人家庭經濟狀況出發，由協會成員共同墊付第一批購買原材料的費用，可多可少，上封頂，每人不得超過500元，防止有經濟實力的人控制協會；下不封底，避免將弱勢婦女排除在外。待產品賣出後，歸還墊付資金，急用者先還，若無人急用，則按比例返還。凡由協會售出的產品，按價格的10%抽取“協會發展基金”，用來作為周轉資金，解決協會的緊急問題。

這次從重大分歧（當時甚至有可能分裂）到最終選擇合作的過程，可以說是手工藝協會發展中的一次重大轉折，由壞事變好事，協會在“平等互助、共同發展”的道路上越走越堅定。

2、集中生產

2007年3月16日，經樂施會項目官員介紹，臺灣“仙鹿巷一號布工房”的4位推動者到周山村訪問交流，這次訪問終結了協會分散生產的歷史。布工房是臺灣1999年9.21大地震後，經歷重創的南投中寮鄉10位媽媽組成的一個小型婦女合作社，她們利用各地捐助的“愛心布”，靠著巧妙的創意與構思，製作出可愛的布質玩偶，產品遠銷到韓國和日本。布工房始終堅持“人是一切的根本”理念，注重對婦女生命生活的關懷，希望婦女從生產中獲得自信和成長。布工房的推動者馬麗芬在手工藝協會交流時說：“布工房的姐妹們可能容易流淚，卻決不脆弱；可能經常吵嘴，卻能凝聚在一起長久地工作。”這次訪問交流活動使協會成員深受啟發，她們也願意像布工房的姐妹們一樣集體生產。她們認為，集體生產能夠隨時交流技藝，保證產品品質。更重要的是姐妹們聚在一起，邊做活邊說笑，增強了團結，也得到精神上的滿足。

集中生產從2007年4月11日開始。由於居住較為分散，婦女們每天按照“朝八晚五”到協會“上班”，中午在協會共進午餐，成員們輪流做飯。收入按“工”而不計“件”，她們認為，所有的姐妹們都在努力工作，應該互相幫助。如果以“計件”來分配收入，就會排斥技術不熟練的新手，從而影響協會的發展。目前，這種生產模式已經堅持了近6年，得到了協會成員的認可。

協會開始集體生產後，周山村兩委也給予了支援，為協會提供了4間房屋（包括原來的2間）作為生產車間、培訓教室和手工藝品展覽室。

3、協會發展基金

二期項目為協會提供了1萬元人民幣的基礎資金，作為“協會發展基金”，用作生產周轉、材料購置、樣品試製，以及培養新加入人員的費用，目的是支援手工藝協會的持續發展，增進協會的自我管理能力。

發展基金啟動前，協會全體成員專門進行了討論，共同制訂出發展基金使用制度，如：“需要使用基金時須經2/3以上協會成員討論通過；協會委派專人管理該項基金；凡是由協會承接訂單的產品，抽取收入的10%作為發展基金；河南社區教育研究中心的財務人員定期負責審計發展基金的使用情況”等。從目前情況來看，發展基金管理良好，起到了應有的作用。協會成員表示，隨著發展基金的增加，還會用來支援村莊的公益事業。

（四）從實用性產品到公益性產品：走出自己的特色

項目的切入點是開發婦女傳統手工藝品，主要目的是增長婦女的經濟自主能力和弘揚婦女的傳統技藝。但是，這條路走得並不順暢。一開始想借助登封當地豐富的旅遊資源，開發傳統手工藝品打入旅遊市場。因此，婦女以生產各種掛飾為主，如“十二生肖掛串”、“少林童子功全圖”、“少林功夫信插”，以及葫蘆、八卦、香包等小飾品。然而，這些產品在銷售的時候卻遇到困難：① 旅遊點攤位租金太高，會大大增加成本；② 遊客興趣差異太大，生產者常常感到“眾口難調”；③ 如果產品受歡迎，也會帶來很大的“仿製”風險。因此，如果僅僅瞄準旅遊市場，以協會婦女們的生產和銷售能力，就難於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立足。幾年來，社區中心一直和婦女手工藝生產者一起，通過以下幾種方法來探索農村婦女手工藝品開發之路：

1、技術培訓

在手工藝品生產中，缺乏設計能力一直是制約周山手工藝品開發的瓶頸。我們也曾試圖通過各種管道（網上招聘、熟人介紹等）尋求設計師，但都收穫不大。最後，經過協會成員一起討論，認為還是應該挖掘自身潛力，自己學習設計。這樣既能提高婦女自身能力，使手工藝品開發保有持續性，同時也突出了周山的產品特色（婦女自繪自繡），可謂一舉兩得。為此，我們投入了持續的努力：委派技術人員教給大家畫圖的基本技法；為協會購買、拍攝參考圖片；邀請專家給婦女舉辦圖案設計、配色培訓等，特別是在2008年9月，邀請了香港“全人藝動”主席梁以瑚（姐妹們都親切地叫她“梁中媽”）來到周山村，為手工藝協會舉辦了“姐妹齊齊拼工作坊”，讓姐妹們自己想、自己畫、自己拼圖，給協會成員留下了深刻印象。當把繡有每個人的故事和協會成長過程的巨幅拼圖從二層樓上懸掛下來的時候，婦女們激動地歡呼起來，這是第一幅由自己設計出來的作品，展示了姐妹們的智慧和能力。後來，這幅作品參加了2009年3月在北京舉辦的“女紅藝術展覽”。

2、技巧競賽

2005年1月7日-3月25日，為了給農村婦女提供展示手藝、相互交流、共同提高的平臺，社區中心在登封市舉辦了 “百名巧女手藝大賽”， 62名參賽者中年齡最大的82歲，最小的21歲，共提交參賽作品164件。周山村婦女手工藝協會成員是這次參賽的主要力量。協會成員王雲做的新婚蓋頭和新娘雲肩獲得了特等獎，現場許多參觀者圍著王雲說個不停，有要求學習針法和配色，甚至當場有人要求拜師學藝。王雲激動地說：“我紮了幾十年的花，沒想到今天出名了！”大賽結束時，專家的點評給了大家很多啟發，手工藝協會的成員感到從外村的參賽作品中學到了手工藝技術，自已的能力也逐漸被開發出來。

3、外出參觀學習

專案中，社區中心經常爭取各種各樣的機會，讓手工藝協會的婦女走出周山，開闊眼界。例如考察河南開封旅遊工藝品市場（2005年5月，22名成員）、甘肅慶陽“香包節”（2006年6月，2名成員）、蘇州繡品市場（2009年10月，2名成員）等，每到一個地方，她們都會虛心向對方請教手工藝品的生產、設計、銷售等方面的知識和技能。特別是2008年9月，由社區中心成員帶隊，手工藝品協會景秀芳、馮瑞芬等6名生產骨幹在貴州省凱裡市考察時，進行了豐富多彩的手工藝交流活動——觀看了13個婦女手工藝代表隊的刺繡表演；考察了三棵樹鎮“太陽鼓苗侗刺繡有限公司”及西江鄉“千戶苗繡”，與當地苗族婦女交流刺繡技藝與銷售管道。這是手工藝協會參與人數較多、行程較遠的一次考察活動，她們看到了豐富多彩的少數民族刺繡，大大開闊了視野，同時還瞭解到貴州當地手工藝組織的運作機制與市場銷售，對自己組織的發展樹立了信心。

4、參加手工藝品研討

過去，婦女製作傳統手工藝品最多能夠得到前輩或手藝較好人的指教，從來沒有機會和民間藝術家共同探討。2006年10月，社區中心在鄭州召開了“河南婦女民間手工藝研討會”，協會骨幹成員全部參加。研討會上，民間藝人與河南省著名民間藝術家彙聚一堂，從不同的角度探討河南本土手工藝品的挖掘與開發，並為手工藝協會婦女設計製作的“百花帳”、“新婚蓋頭”、“繡花拖鞋”等產品提出了建設性意見，也對周山村手工藝開發專案的持續性提出了意見與建議。

但在這次會議上，社區中心和手工藝協會成員深切感受到以“經濟收入”為主要衡量指標的手工藝品開發思路的強大力量，來自河南省其他地區的一些民間藝人對於社區中心和手工藝協會宣導的“公平貿易”理念很有抵觸。但也正因為如此，反而更堅定了社區中心和手工藝協會成員開發“公益性手工藝品”的決心——通過這類手工藝品的開發，向全社會宣導“公平、公正、平等”的理念。

通過以上措施，社區中心和手工藝協會的姐妹們一起，遵照協會宗旨，根據自身特點和消費者的需求，不斷摸索和調整手工藝品開發的思路，漸漸走出了周山村的特色。目前，手工藝協會的產品主要包括以下幾類：

（1）收藏性產品

主要是有當地傳統特色的產品：如新娘披肩、蓋頭、新婚兜肚、鴛鴦靠墊、繡花荷包、百花帳等，是新人婚後珍藏的紀念品；虎頭帽、虎頭鞋、虎頭枕等則成為家庭裝飾品。2009年10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工藝美術學會第二十四屆年會”上，兩位協會成員帶過去的老虎抱枕就大受熱捧，被參觀者一搶而光。

（2）實用性產品

這類產品將“工藝”和“實用”結合起來，如繡花拖鞋、繡花圍裙、名片夾、零錢包、筆袋、電腦包、U盤包等等，很受消費者歡迎。

以上兩部分產品，經過登封市有關部門的評審，已經被列為“登封市非物質文化遺產”。

（3）公益性產品

公益產品的製作為手工藝品的開發開闢了另一條道路。如：

紅絲帶——為支持HIV感染者，協會成員與紅絲帶協會成員一起編織了第一批紅絲帶，獻給在泰國曼谷召開的第十五屆世界愛滋病大會，前聯合國秘書長安南親自佩戴了她們編織的紅絲帶。自此，不斷有愛滋病防治組織向手工藝協會訂購紅絲帶。每年12月1日“世界愛滋病日”，協會都會接到訂單。2006-2008年間，協會先後為肯亞、美國、澳大利亞等國的愛滋病防治組織編織紅絲帶各數千枚。

可擕式藥盒——協會成員為愛滋病患者製作的可擕式藥盒，藥包上用手工刺繡著兩隻和平鴿銜著一個心型花環的圖案，象徵著手工藝協會婦女們對HIV感染者的愛心和祝福。

環保購物袋——為配合我國政府宣導“限塑”，2008年6月，社區中心對協會成員進行了“治理白色污染”培訓，發起“環保購物袋”設計競賽活動，旨在提高協會成員的環保意識和自我設計能力。競賽開始前，大家一起討論制定了作品要求：如“便於攜帶、易清洗、結實、美觀”等，還特別強調了一點“顏色男女都能用”，以此作為對男女共擔家務的宣導。除了協會成員之外，村內10多名婦女也參與了競賽，大家開動腦筋，利用自家布料，精心設計了各類環保購物袋30餘種。評比時，每一位設計者登臺演講，解釋自己的設計理念與作品特點。這次競賽共評出一等獎1名，二等獎3名，三等獎5名。最後，綜合大家的共同優點，製作了符合上述要求的環保購物袋，廣受好評。之後，協會不斷接到該產品的訂單，目前已售出環保購物袋約一萬多個。

“關愛女孩”產品——在國家計生委的“出生性別比失衡綜合治理”專案中，手工藝協會也做出了突出貢獻。她們製作的“糾正男孩偏好、推進性別平等”資料袋，曾經在中央黨校和國家計生委聯合舉辦的“加強村民自治，推進性別平等”高層論壇上使用。2010年5月9日母親節，登封市舉辦大型宣傳宣導活動，當近2000名女孩媽媽穿著由手工藝協會縫製的印有“關愛女孩”標誌的圍裙表演“女孩媽媽秧歌舞”時，在現場觀看的協會成員激動地流下眼淚，她們說：“那麼多人穿著自己做的圍裙，扭得那麼好，效果那麼好，心裡特別的激動，自己的手藝，讓別人展示出來，我們感到很自豪！”

十字繡“姊姊妹妹站起來”—— 2009年，協會成員花了四個月的時間，與香港全人藝動主席梁以瑚合作，製作了巨幅十字繡“姊姊妹妹站起來”，在香港和澳大利亞展出時獲得了觀眾和藝術界的高度評價。更重要的是，在巨幅十字繡的製作過程中姐妹們的感受，她們說：“剛開始拿到樣圖時，特別發愁，作品太大，不知道如何做，針腳大了太難看，針腳小了又太費工，也不知道如何配顏色，十個人一天繡下來只有2寸見方一小片兒，有時艱難得都想掉眼淚。但在姐妹們相互支援下，我們最終完成了作品。圖案是‘姊姊妹妹站起來’，聯想到我們協會，繡制的過程，就好像協會的發展，大家都很齊心，圖繡好了，大家也都站起來了，在互相幫助下站起來了！”

自2005年開始，手工藝協會不斷接到公益產品的訂單，有香港嶺南大學訂制的“1000名和平婦女”提包、“農家女文化發展中心”手提袋和環保購物袋、福特基金會訂制的禮品包、香港社區夥伴成員訂制的環保筷子套等等。

製作公益性產品與普通手工藝品不同的是，她們不僅僅是製作產品，還學習到了“產品”背後的理念，起到增加收入和意識提升的雙重作用。同時，協會也通過公益性產品，向社會傳達新的理念，使傳統手工藝品煥發出新的生命。研製、生產公益產品的時候，婦女們感到快樂，覺得自己在做對社會有意義的事情。雖然公益性產品收入不高，但婦女們認為這些東西不是用錢可以衡量的。

從旅遊工藝品，到實用性產品再到公益性產品，協會堅持自己組織宗旨，避免單純的經濟效益，逐漸探索出一條適合自己的“手工藝品開發”之路。目前，周山村婦女手工藝品開發協會的產品已經正式註冊為“周山巧女”，相信這個品牌慢慢會為越來越多的人瞭解。

（四）從家到社區：帶動社區共同發展

    1、家庭與社區地位提升

婦女們剛剛組織起來的時候，家人反對，鄰裡嘲笑，甚至有的家人還把刺繡用的花樣撕毀。協會裡手藝最好的王雲，丈夫是個鄉村醫生，每天很忙，特別反對她外出。但王雲偏偏酷愛刺繡，又愛說愛笑，願意和姐妹們在一起做活。每次到協會來，她都要趁著丈夫不注意，一溜煙偷跑出家門。現在，看到手工藝協會的發展和婦女們的變化，丈夫的態度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王雲有時參加活動擔心遲到，丈夫還會騎著摩托把她送到協會。在手工藝協會，可以說像王雲這樣的故事每個人都能講出許多，如一名協會成員的兒子在外地讀大學，靠著省吃儉用節約下來的錢，為媽媽買了一本刺繡圖案。

不僅在家裡，隨著協會的發展，協會成員積極參與社區事務，她們在社區裡的地位也有了很大改善。2008年底村委會的換屆選舉中，協會的三位副會長，一位被選為村委委員兼婦女主任，另一位當選了村民組長，還有一位連任計生專幹。2011年底的換屆選舉中，協會婦女們的參政意識和參政能力進一步增加，她們推選侯選人，積極拉票，監督唱票和計票，有時忙得連飯也顧不上吃。最終她們不僅支持協會的兩位姐妹連任，還推選協會會長景秀芳當上了監委主任。她們說這樣做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要充分利用這個平臺，替婦女發聲，維護婦女的權益。

2、促進民俗變革

協會成員經過培訓，提升了社會性別意識，也意識到自己推進農村性別平等的責任。2008年11月26日，協會成員郝枝的女兒招婿，舉辦了一場轟動全村的“女娶男”婚禮——由女兒乘坐“花車”從娘家出發去迎娶新郎。這次婚禮中加入了許多男女平等的元素，比如以前是男方出發前要祭祖，而且祭拜都是男方的祖先；此次婚禮中變成了女方出發前祭祖，而且祭拜父母雙方祖先。這種做法直接挑戰了父系傳承，也是整個婚禮中最易起衝突的一個環節。為了促成這次婚禮變革，郝枝多次到男方家進行商量，她對女婿說“放下架子，丟掉面子，改變一下觀念，有啥不好哩？”除此之外還與自己丈夫的家族不斷溝通協調，最後順利舉辦了這場“女娶男”的婚禮。婚禮的現場熱鬧非凡，300多名村民前來捧場，禮台兩邊的大幅對聯寫著；”男尊女、女尊男、男女平等；男娶女、女娶男、兩樣都行”。 手工藝協會會長景秀芳第一次登上禮台，發表熱情洋溢的講話祝賀新人，宣導男女平等。這次婚禮顛覆了“男娶女嫁”的傳統習俗，村民們說：“周山村幾十年、幾百年都沒見過這樣的婚禮，真是生男生女都一樣，生女孩照樣能為父母爭光！”在郝枝的帶動下，周山村連續有三個家庭舉辦了“女娶男”婚禮。

2012年2月，協會副會長周改雲的母親過世。改雲姊妹五個，沒有男孩，她在家排行老二，結婚後為了照顧年邁的母親，帶著丈夫回到娘家。1989年改雲父親去逝，她牽頭為父親辦喪事，一個本家叔叔說，因為改雲沒有名正言順地“招女婿”，所以不能為父親打幡，一定要讓他自己的兒子為伯父打幡。但改雲堅持為父親打了幡，領著姊妹們舉辦了喪事。可是，母親受到傳統觀念的影響，認為女兒不能理直氣壯地生活在娘家。喪事辦完之後，就堅持讓改雲回到婆家。當時天下大雨，已經有孕在身的改雲不得不哭著離開了娘家。心想自己要是生個女孩，就堅決送人，不能讓她再和自己一樣受欺負！後來母親轉變過來，才讓改雲一家的戶口遷回周山。這次母親去世，改雲再次力排眾議，堅持由女兒報喪、出殯、打幡、摔老盆，挑戰了傳統葬俗中不能由女兒做主的老規矩。不過和父親葬禮不同，這次葬俗變革得到了周山村兩委和手工藝協會姐妹們的大力支持：村支書和村主任在葬禮上致悼詞，村兩委主要幹部和部分村民組長參加了追悼會，手工藝協會的全體成員都在葬禮上幫忙，會長景秀芳向全村發出推進葬俗變革的倡議書。這場葬禮讓大家看到，女兒照樣可以養老送終。

這些女兒主導的婚禮和葬禮，挑戰的是傳統習俗中重男輕女的做法，對於推動鄉風民俗變革和村民婚育觀念的轉變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3、推動村規民約修訂

這是手工藝協會值得大書特書的一筆。

村規民約是村莊治理的重要依據，在處理村莊事務中具有相當大的效力。目前，我國絕大多數村莊的村規民約，都是按照“男娶女嫁”的婚居模式分配村莊集體資源。男性是永久性的村民，女性是臨時性村民，她們的村民身份和資源配置權利常常會受到婚姻狀況的影響。一些出嫁女、離婚女和上門女婿會因婚姻流動而失去土地。男女有別的社區規則，侵犯了婦女合法權益，強化了“男孩偏好”。只有重新修訂村規民約，徹底清除性別不平等的條款，才能使農村的社會性別狀況得到改善。

在中央黨校“性別平等政策宣導課題組”和河南社區教育研究中心的共同推動下，周山村成為全國第一個修訂村規民約的村莊（之所以選擇周山，還是因為手工藝協會在這裡），從而激發了全國性的“修訂村規民約，推進性別平等”的變革，而這場變革中，周山村婦女手工藝協會功不可沒！

2009年3月10-11日，在登封鹿鳴山莊3號樓會議室召開“周山村村規民約修訂研討會”，參加會議的24名成員中，都是村兩委成員、村民組長，或者村民代表，唯有手工藝協會會長景秀芳作為特邀婦女代表參加了會議。自我介紹時，她驕傲地說：“我一不是村委委員，二不是村民代表，我代表婦女手工藝協會全體成員參加這次研討”。

3月12日，周山村召開全體村民代表大會通過“村規民約草案”時，12名協會成員作為特邀婦女代表參加表決。她們說：“我們從來沒有機會參加村民代表大會，第一次堂堂正正地坐在這裡，感到非常自豪！”

周山村新修訂的村規民約之所以能夠寫進“男女婚嫁自由，無論是女到男家還是男到女家，均享有村民待遇”、“離婚或喪偶婦女回村，也應享有村民待遇”這些條款，和手工藝協會的積極參與是分不開的。她們作為婦女利益的代言人，為消除原有村規民約中的性別歧視作出了貢獻。

4、帶動更多草根組織成長

協會婦女在發展提高自己的同時，也帶動著社區一起變化。在手工藝協會的感召下，越來越多的農村婦女組織了起來。

周山村秧歌隊：手工藝協會成立時，宗旨裡寫有一條“活躍農村文化生活”。那是因為有些成員雖然不會做活，但很願意參加協會組織的各種活動。為此，協會成員編排了“巧女秧歌”來表現手工藝協會的工作和婦女們的喜悅。村裡沒有參加協會的婦女也經常來跳。現在，工作之餘，婦女們都會到院裡扭扭，既鍛煉身體，又娛樂身心，有時還會到村裡、鎮裡的廟會及一些慶祝場面演出。

老年協會：在手工藝協會的帶動下，周山村以老年婦女為主體成立了“老年協會”。幾位老年婦女參加了民眾戲劇《媽媽和女兒的故事》演出，通過幾對媽媽和女兒的故事，鞭撻了在廣大農村依然普遍存在的重男輕女現象，號召人們改變傳統觀念，給婦女和女童提供良好的成長空間。

西窯村婦女協會：石道鄉西窯村距離周山村約60公里，2011年7月，手工藝協會6名骨幹專程去到西窯村，與該村婦女協會交流成長經驗，鼓勵西窯村婦女發揚自立、自主精神，不要總是依靠外界幫助。2013年，手工藝協會骨幹再到西窯村，指導婦女協會成員製作兒童服裝。

目前，手工藝協會成員在生產之餘，更多的想到要鍛煉自己的表達能力，她們說：“表達能力強了，就可以走出村莊，動員更多的婦女姐妹組織起來。”

2009年6月，手工藝協會的幾位代表參加了在鄭州舉辦的“婦女草根組織成長與發展研討班”。培訓班上，她們編寫的順口溜真實地記錄了協會的成長歷程：

咱們組織成立了，參加人員還不少；

又學習，又培訓，經濟收入不太高。

家庭成員齊反對，鄉親四鄰也嘲笑；

自己覺得臉無光，部分成員流失掉。

姐妹們，別煩惱，換個角度來思考。

收入不能只看錢，個人成長最重要；

提高技術和能力，文化生活活躍了；

家庭和睦眼界寬，身心健康換面貌；

自我價值得體現，婦女地位有提高。

姐妹互幫情誼深，互相支持有依靠；

自助助人做貢獻，和諧社區咱打造。

快樂生活幸福多，千金萬金買不到；

姐妹攜手向前邁，共同發展是目標！

 

• 陪伴——外來婦女NGO的持續推動

一般說來，建立一個或幾個草根組織是比較容易的，但使之持續下去並保持良好的運作卻相當困難，需要花大力氣促進協會成員的自主意識、性別意識、團隊精神和管理能力的提升，使其逐步走上自我管理、自我發展的道路。否則，這些新生的力量很容易被淹沒，組織也會在專案終結、外力撤出之後迅速地自生自滅。為此，社區中心採取多樣化的推動手法，不斷爭取對周山婦女手工藝協會發展有利的機會和資源，搭建活動平臺，推動協會的能力建設。

（一）參與式培訓

培訓（特別是參與式培訓）一直是社區中心運作項目的重要工作手法，也是我們的優勢所在。在項目實施過程中，社區中心為手工藝協會舉辦的各類培訓達30多次，內容涉及社會性別、參與式發展、團隊精神、溝通技巧、健康知識、技術技能等。這些內容並不是一個接一個開展，而是在組織推進的過程中，根據組織發展的需求而進行。培訓方法靈活多樣、通俗易懂，使協會成員在最大程度上理解和接受。

• 社會性別與發展

“男外女內”、“男強女弱”、“男主女從”的社會性別觀念及不平等的社會性別關係嚴重制約著婦女的發展，尤其是農村婦女，她們幾乎把這些作為“自然法則”來接受。社區中心對協會婦女進行了社會性別概念、社會性別的影響、社會性別運作機制以及社會性別與發展等培訓，使婦女認識到不平等性別關係的根源，認識到這些所謂的“自然法則”是可能改變的。培訓後有的農村婦女表示：“培訓班上的內容，都和真實的生活一樣。過去認為女人就是不如男人，現在知道不是女人不強，是社會沒有把女人培養成強者。”有的婦女說，“過去只想著是丈夫養活了一家，現在知道是婦女的作用被掩蓋、被忽視了。”她們在培訓評估中由衷地說：“要進一步學習，打破男女傳統觀念，和大家一起為女人爭光。”協會會長景秀芳說，“過去我只能在家裡做飯、洗衣服、帶孩子，沒想到自己還有潛力出去學習和工作，我現在認識到，女人也是人，是傳統觀念把她定位在家，女人有能力做很多事情。”秀芳曾經因為家庭貧困，讓女兒退學支持兒子上學，參加社會性別培訓後，她回家說服丈夫，支持女兒恢復學籍，最後上到了大專。

農村婦女受性別和農民身份的雙重影響，自卑感比較重。為提升其自信心，培訓中我們設計了“優點大轟炸”活動，讓每個人找出自己最突出的優點，再讓熟悉的人補充兩個優點，最後一張大圖，歸結出了“農村婦女的優勢”，使參與者深受感動。協會成員秀芳、耐凡等參與者都說：“過去光想著咱是農村婦女素質低，也沒想過還會有啥長處。這個活動一搞，覺得自己有這麼多優點，很了不起，對自己有信心了。”還有的人說：“通過這個活動，可以看到人各有各的長處，要相互學習取長補短才能不斷提高。”

2、婦女健康知識培訓

在婦女健康知識培訓中，令協會婦女印象最深刻是“縫製健康娃娃”。 2007年10月，香港“全人藝動”的培訓者梁以瑚（梁中媽）和程翠雲老師為周山村婦女舉辦了“農村婦女參與式健康培訓”，她們採用藝術手法，利用婦女拼布和刺繡的技能，讓婦女在縫製“健康娃娃”的過程中，展示自身的健康需求以及遇到的問題。縫製娃娃頭部的時候，培訓者告訴大家怎麼樣保護自己的眼睛、鼻子、嘴巴、耳朵；縫製上半身的時候，讓婦女們講述乳房的故事，再請參與者中的婦科大夫講解如何進行乳房自查和保護；在縫下半身的時候，讓婦女們精心地縫製了外陰和子宮，然後講解生殖器外部衛生和應該怎樣保護子宮。整整花了三天的時間，“健康娃娃”終於縫製完成，梁中媽帶著大家抱著自己的娃娃在草地上唱歌跳舞。婦女們說：抱著娃娃就像抱著自己，一定要好好愛惜。這樣的健康培訓一輩子也不會忘記！

3、組織建設培訓

這部分培訓包括協會能力建設、團隊精神、合作意識與溝通技巧、以及組織的發展方向等。

在組織發展遇到困境時，成員們往往會有無力感和悲觀情緒，培訓中採用個人困難經歷回顧的方式，從中分析解決困難的辦法，讓大家學會看問題時採用“優勢視角”。培訓結束後大家一致認識到,沒有過不去的火焰山，關鍵是在困難面前自己調整思路，不言放棄，要自強不怕吃苦就一定能闖過去。

為了幫助婦女丟掉依賴性，培訓中設計了默劇：《誰也不願幫助那些永遠要求幫助的人》。劇情是一個人跌倒，另一個人幫助她站起來，攙扶著她走了一段路，後者表示感謝，從開始的一瘸一拐，慢慢地正常走路。而另一位求助者，她跌倒後要求幫助，別人扶她起來，她卻不願自己行走，要求讓人背著走，別人實在背不動了，只好放棄。通過這個小品，協會的成員說“懂得了永遠不可能依賴別人，最後還是要靠自己走路。”

為增強生產骨幹之間的凝聚力，培養婦女的的團隊精神，協作者採用“建築工地“的遊戲，讓大家分組來共同完成一件紙質的建築物，過程中使大家認識到合作的重要性，要認真聽取別人的意見，齊心協力共同完成目標。還有兩人共用一支筆同畫一幅畫等遊戲，認識到要學會溝通，化解誤會；當利益發生衝突時，要相互協商，相互妥協，達到“雙贏”的目的。

4、技能培訓

包括色彩搭配、繡花圖案的文化闡釋、紅絲帶編織、手工藝品設計、基本繪畫技巧，以及外出參觀學習交流，參與手工藝品開發研討會等，前面已經詳述，不再重複。

（1）網路共同發展

利用網路推動草根組織發展，能夠整合資源，促使不同組織互相參照學習，互相支持，共同發展。社區中心一開始主要開展的是個別組織間的交流活動，比如組織手工藝協會為紅絲帶協會製作藥盒，教感染者如何編紅絲帶，邀請文化協會成員教手工藝協會扭秧歌，組織手工藝協會參加文化協會的小品大賽等。2008年8月，我們推動建立了“中原草根組織網路”，希望借助網路的力量來拓展草根組織發展的空間，提高草根組織的影響力。同時，網路間的交流既能使新建組織借鑒已有經驗，也有利於原有組織的反省與調整。當然，要使網路真正發揮作用，不是靠著制訂一套規劃與制度，重要的是要開展共同行動，通過聯合行動來促進組織間的合作和網路的發展。以社區中心組織的三次網路行動為例：

（2）“我為環保做貢獻”。

2008年9月，配合全國範圍內的“限塑”，治理白色污染，草根組織網路開展“我為環保做貢獻”網路活動。首先，由社區中心組織培訓，讓大家認識到目前白色污染的危害性與嚴重性，然後大家共同訂立了網路活動規則，再由各組織在本社區內舉辦適應自己的、形式多樣的活動，即強調在社區內的影響力，以帶動更多的人參與環保活動，也鼓勵活動形式的獨特與創新。活動結束時（2008年11月），在漯河市三裡橋村召開了“我為環保做貢獻”現場會，各組織以不同方式展示自己開展活動的情況，除了共同發放3000份“觸目驚心的白色污染”宣傳折頁以外，或自編自演有關文藝節目、組織環保知識競賽，或組織自行車隊宣傳環保理念，發起“自己動手、清潔家園”活動等。這些活動不僅吸引了社區居民的參與熱情，也受到當地媒體的關注與報導，特別是手工藝協會設計並製作的1000個環保購物袋受到普遍歡迎。這些環保購物袋不僅在活動開展時作為獎品，發放給參與者，而且已經成為手工藝協會的一項公益性產品，贏來了許多部門的訂單。

（3）“老年權益模擬法庭”

為了使農村老人的贍養問題引起社會關注，2008年11月，社區中心在組織網路中開展了 “老年權益模擬法庭”活動。首先要求各組織調查本社區的養老狀況，共同收集素材，再由社區中心與組織骨幹加工潤色，寫出了一個在農村社區普遍存在的養老糾紛案例，除了法官和辯護律師是“真人扮演”之外，原被告雙方及證人都是漯河市三裡橋村老年協會的骨幹。由於案例根據農村的真實情況編寫，“演員”們完全不像是在“表演”，而是在向觀眾“展示”農村的養老困境，提醒大家思考“從夫居”的婚居制度對養老問題的影響，宣導村規民約的變革。

老年法庭舉辦了兩場，一次是在漯河市源匯區人民法院第一審判庭，來自漯河、鄭州、登封的7個社區組織代表，及漯河市社區民眾，婦聯幹部、法院法官共計300餘人參加了法庭觀摩；第二次是在舞陽縣蓮花鎮天邊楊村，200多位村民觀看了模擬法庭。案例的真實性和“農民演員”的真情投入，引起現場觀眾強烈的反響。

在廣大農村，進行性別平等教育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而採用模擬法庭的形式，不僅吸引民眾自覺參與，而且能使教育內容“入腦入心”。這是發揮農村社區組織作用，開展農民自我教育的好形式。

（4）“淡化男孩偏好”民眾戲劇

借助參與中央黨校“綜合治理出生性別比失衡”專案，社區中心積極創造條件，組織各組織骨幹參加了該專案的系列培訓，並共同策劃編寫“淡化男孩偏好”的民眾戲劇。各個組織在本社區收集了大量“淡化男孩偏好”的素材，編出了《養兒不防老》、《閨女能養娘》、《兒子是名氣，閨女是福氣》、《生兒生女都一樣》等小型劇碼，表現了農村“重男輕女”的生育觀念，揭示了現行農村社區性別不平等的資源配置制度是造成男孩偏好的根源。

網路行動促成了多個社區組織之間的交流學習，帶給不同組織更多的發展思路，為社區組織發展提供了更多的助力。當然，要開辦好網路的共同行動，需要做大量的協調工作，且需要每個組織都具有奉獻精神與團隊意識，同時要選好每次活動的主題，要貼近民眾的日常生活，也要爭取得到基層政府部門的回應與支援，可以減少網路行動的阻力。

 三、探索：來自推動者的幾點思考

社區中心在長期與協會婦女一起推動社區組織的發展過程中，積累了一些社區組織建設經驗，也引發了對社區組織建設的一些思考。

（一）社區組織是社區工作中重要的‘賦權策略”

建立社區組織本身不是目標，而是一種解決問題的方式、手法，是重要的賦權策略。它是社區民眾促進人際交往、參與社區事務、增進社區福利的有效載體，是公民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社區組織在賦權社會弱勢群體，增進弱勢群體間的互助合作，提升自尊、自信以及社區歸屬感，改善弱勢群體生存狀況與精神面貌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周山村婦女手工藝品開發協會的建立與發展，不僅起到了開發傳統手工藝品，增加婦女經濟收入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增強婦女自身能力，推動婦女參與社區發展。因此，在協會發展過程中，社區中心始終重視婦女們性別意識、權利意識的提升以及發展能力培養，重視推動婦女參與社區事務管理。目前，協會婦女已經在參政議政、推動建立社區性別平等規則、樹立性別平等新風尚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二）社區組織負責人的品質與骨幹培養是組織健康成長的關鍵因素

一個社區組織能否健康發展，負責人的品質是非常重要的。2009年6月社區中心舉辦了“草根組織建設工作坊”，與會的15個草根組織骨幹共同總結了社區組織負責人重要的品質，排在前四位的是：公平心、奉獻精神、耐心、腳踏實地。一般來說，在每個組織的創立之初，一些有才能和參與性較高的人會很快脫穎而出，在組織創立初期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但事實說明，這些人不一定最適合擔當組織的帶頭人，應該進一步考察他/她是否具備上述品質。周山村手工藝協會之所以能夠持續發展近十年，這跟協會負責人所具有的公平公正、無私奉獻與腳踏實地的品質是分不開的。

除此之外，組織骨幹的培養也同樣重要。如果一個組織過度依賴負責人，一旦負責人出現問題，組織就面臨散夥的危險，況且不是每一個組織的負責人都能夠德才兼備。因此，培養更多的骨幹不僅是對負責人的支援，也可以使組織有更多的支撐點，防止因負責人的變動給組織帶來危機和震盪。

同時，在組織建設過程中，也要警惕由於負責人和部分骨幹獲取較多資源而形成新的權力關係，要始終堅持對負責人和核心成員的平等意識、民主理念、領導藝術的培養，並制定基本的規則保證對權力的制約與監督。

（三）建立並維持良好的內外部合作關係，是社區組織發展的重要條件

關係是社區組織存在的環境，也是重要的資源之一，能否處理與協調好各種關係對組織的發展至關重要。在推動手工藝協會發展的過程中，社區中心始終採取“雙贏戰略”：手工藝協會大大提升了周山村的知名度和美譽度，成為周山村兩委的一個工作亮點；也因此得到了登封市有關部門、大冶鎮政府，及周山村村兩委的支持，使手工藝協會改善了工作環境與條件，還建起了全國為數不多的村級婦女手工藝品展覽室，這是一個良好互動的結果。

在這個過程中，社區中心也摸索出和外部，尤其是和政府部門合作的經驗：

1、遵守國家法律法規。社區組織的所有規章制度都不能和國家法律法規相抵觸，所有行動都要符合國家法律法規。

2、盡力尋求與政府工作的結合點。找好結合點，就容易得到支持，有利於工作的推動。如2008年6月，我國推行“限塑”，為配合治理白色污染，協會開展了“環保購物袋”設計、製作評比，最後研製出可折疊、方便實用的購物袋，得到有關部門的讚揚。

3、主動溝通，避免誤解。對於某些可能引起敏感的或者“動靜較大”的活動，主動和基層政府溝通，說明活動的目的與具體安排，同時儘量爭取政府相關人員的參與，在參與中贏得理解與支持。

4、以NGO組織的理念和工作方法影響政府工作人員，如性別平等與社會公正理念、求真務實的工作態度，以及參與式工作方法等。為什麼政府相關部門會向我們打開一扇門？就是因為我們的工作態度、工作方式和工作成果。

（四）推動者的角色定位：我們是協作者，與社區民眾共同成長

對於一個“外推內生型組織”來說，不可避免地有一個“抱著走——扶著走——放開走”的過程。這類組織最終能否走上自我管理、自我發展的道路，很大程度上要看推動者扮演的角色是否準確、到位。如果推動者認為自己是有資源、有能力、有知識的，有權力告訴社區組織做什麼和應該怎麼做，就有可能造成社區組織的依賴性。但如果推動者相信在地的民眾更熟悉社區，擁有豐富的本土的知識和無限的創造力，自己的角色只是協助其發現自己的潛力，並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決問題，社區組織就會逐步走上自我發展之路。

因此，社區中心一直沒有把自己定位成“指導者”或者“服務者”，而是一個“協助者”、“資訊提供者”和“資源整合者”，任務是協助社區組織發展。在組織建立初期，由於推動者掌握著資源的分配權，而社區弱勢群體由於資源缺乏、發聲機會少、自信心不足等因素，容易造成對推動者的依賴。但在組織發展過程中，推動者要時刻警醒自身角色定位，尊重並鼓勵社區民眾的創造精神，發揮社區民眾的主體作用，逐漸由“扶著走”到“放開走”。當然，推動者的視野與觀念對社區組織的發展也至關重要，會影響到社區組織的發展進程。作為推動者，必須具有開放的心態，不斷學習與反思。社區中心推動草根組織發展的過程，也是自身不斷學習反思、不斷完善提高的一個過程。

周山村婦女手工藝品開發協會應該是目前國內較少的“合作組織”案例之一，在近十年的發展歷程中，協會基本已成為一個具有性別平等意識的組織，積累了一定的發展經驗，具備了獨立發展的基礎。但是也存在一些問題需要去應對，需要進一步發展和提高：隨著婦女手工藝品開發協會的發展，原有的規章制度已不能適應協會的發展現狀，一些成熟的做法也應該得到總結，協會在生產、物品管理、財務管理和利潤分配等方面的制度都需進一步完善；協會仍需加強對新生力量的補充和培養，在新老成員的更替過程中，使婦女的刺繡手藝能夠得到傳承，使協會的核心理念和價值進一步發揚光大，促進協會的可持續發展；其次，是不斷提高協會的主體意識和自我發展能力；同時，還要不斷加強與其它社區組織的聯繫與合作，一方面將協會近十年豐富的組織建設經驗介紹出去，為更多的組織發展提供借鑒，帶動更多婦女草根組織的成長，另一方面也可學習和借鑒其他組織的經驗，為協會發展創造更多的機會和空間。

周山手工藝品開發協會的婦女們就這樣走出了一條屬於自己的路，這一路走過來的十年，無論是成效還是不足，都是她們一步一個腳印前行的結果，雖然道路依舊曲折，但是十年以來的堅持讓她們明白，只要姐妹們一起不斷努力，慢慢地摸索，路就會越走越寬。

 

[1]位於河南省登封市與新密市交界處，與北京香山同名。

對一個內生型農村社區組織的回看與展望——山西省永濟市農民協會和蒲韓社區的建立與發展

鄭冰 謝福正口述   李愛玲整理

【永濟蒲韓鄉村社區簡介】

蒲韓鄉村社區有兩個鄉鎮43個村，有行政大隊24個，歸屬各行政大隊的自然村19個，耕地面積有8萬畝左右，東靠中條山，山坡可耕地占全社區10%，西臨黃河灘，黃河灘可耕種土地占全社區的50%，責任田占全社區的40%，社區一年春、秋溫度在15℃至20℃，夏季最高溫度在38℃至40℃，冬季最低氣溫在-8℃至5℃。社區土壤比較肥沃，可栽種的農作物比較豐富，有柿樹、蘋果、桃、山楂、櫻桃、杏、核桃等果樹，還有小麥、玉米、棉花及香椿、花椒等各種蔬菜，社區交通便利，同蒲鐵路，高速公路及省道縱穿南北。

    1998年元月，寨子村的謝福政、鄭冰夫婦兩人在村西黃河灘創辦了以農資銷售為業務的“寨子科技中心”，同時，也給農民提供每季度一次的免費農業技術服務。2001年7月又以寨子村為起點發起了婦女跳舞娛樂活動，並在兩年中影響到周圍43個村婦女的參與，後來在永濟市婦聯的指導下，自發活動由最初的“婦女俱樂部”改換叫“婦女文化活動中心”再換叫“婦女協會”。2003年，男村民也積極參與到各項文化活動中，名稱也就過渡到“農民協會”並在永濟市政府和蒲州鎮政府的支持下，2004年6月在永濟市民政局正式註冊成立了“蒲州鎮農民協會”。之後兩年協會圍繞寨子村周圍的43個村，開展文化娛樂、環境衛生治理、以及組建起各個生產性經濟合作組織。這期間政府的支持，社會的關注，實踐中的經驗與教訓收穫頗多。2006年，新農村建設和2007年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的出臺，令我們興奮之餘多了更多的冷靜和長期慢發展的思路。2008年經過一年的討論，重新確定了蒲韓鄉村社區未來十年的聯合發展規劃。

　　蒲韓鄉村社區聯合發展規劃，是圍繞社區公共需求和專業經濟合作兩條主線提供服務，根據社區內現有資源和實際狀況，確立多個獨立項目實施互助探索。

 

2008年以來，在農村社會工作學習網于河南、安徽、貴陽舉辦的工作坊上，為了探討內生型農村社區組織與外力推動下的社區組織之間的異同，會議主辦方特邀鄭冰來到了網路成員當中，在回顧和總結組織發展歷程的過程中，共同總結內生型社區組織內在的發展動力、社區工作策略和方法等。並於2010年5月來到了大家已經談論了無數遍的永濟市蒲州鎮寨子村，走訪了 “紅娘手工藝協會”、村委會以及蒲韓社區學校，與近百名協會成員和社區成員座談交流，傾聽她們/他們的聲音。本文就是在鄭冰講述以及實際參觀訪問的基礎上整理而成的。

一、組織發展現狀

蒲韓社區經過近10年的發展，農民協會現有會員3865名，服務範圍以寨子村為中心輻射周圍43個村，奠定了以農民教育、文化服務及經濟合作等為基本內容的綜合農協的發展模式。目前，農協下設主要機構及其開展的活動有：

1、包括寨子、西廂、張留莊、陳村、王莊在內的科技中心。中心以技術培訓、農資服務為主，為農戶提供質優價廉的農資，聘請專業技術人員為農民講解農業科技知識，並深入田間做技術指導；

2、紅娘手工藝作坊：2004年7月正式創辦成立，是由35個村的120多名婦女參加的、以發掘和弘揚民間藝術為目的合作組織。目前已經開發出來，布貼、織秀、剪紙等藝術形式的500餘種作品。其土布床單、包藝深受國外市場青睞，作品“布貼女孩”榮獲山西省藝術展覽二等獎；藝術剪紙也登上了成都國際標榜大學的展廳。

3、10戶合作的蒸饃作坊：以黃河岸邊自家種植的小麥磨成的麵粉為原料，採用傳統手工工藝加工而成，生產出禮品吉祥裝、十二屬相系列裝、小饅頭普通裝三大類七個品種的產品。

4、富平農村社區發展學校：2006年7月與北京富平學校合作成立，對農民開展素質教育、農業技術培訓、電腦技能培訓。

5、寨子塗料工程股份公司：成立於2004年10月，由協會會員自願發起，通過農民入股而成。經營範圍是仿瓷、環保塗料、乳膠漆等產品的零售與批發。

6、千畝生態園：2005年由寨子村的村民會員以自己持有的責任田，堅持自願合作、聯合耕作，結合當地氣候狀況特點選擇市場看好的作物種植的原則，建立了寨子村千畝農業示範生態園基地。

此外，協會還成立了健康家園理事會、糧農經濟合作組織、老年協會、青年服務中心以及大學生愛心之家等機構，成立了秧歌隊和模特隊，組織引導農民發展農村的各項事業，豐富農民業餘文化生活。

印象最深的是在蒲韓社區學校裡感受到的那群中老年社區成員自娛自樂的琴棋書畫活動。5月份的山西農村還有幾分涼意，但是走進這個洋溢著濃郁文化氛圍的社區文化活動場所，那份其樂融融的氣氛刹那間縈繞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懷。手拉二胡的大爺和身著舞蹈服、手持彩扇的文化協會成員以及鋪紙揮毫的大叔、大爺們，還有坐在樹陰下怡然對弈的村人，給這個普通的社區學校帶來了不一樣的感覺，人堆裡不時有人自保奮勇地走上去要唱一段豫劇的那份爽快勁，直讓人羡慕！

有幾位剛來社區不久的大學生，一臉陽光地幫我們一行聯繫到另外一個地方去的車子，待坐上去了，才發現這是輛在內地鄉村很少見的觀光旅遊車，在這個印象原本極其閉塞的西部鄉村裡，我們登上這輛敞篷車，觀賞著鄭冰和協會成員正在為之而奮鬥著的一望無際的美麗田野，為這兒的父老鄉親們叫好！

在參觀後的座談交流中，我們談論最多的是這個社區的文化傳承、價值觀取向以及那股濃濃的人情味和怡然自得的幸福感。用楊靜老師的話說：“看到的是濃濃的人情味以及文化娛樂精神都得到全面發展的人們”， 她簡單地稱之為“人味”和“全人”，因為在這兒感受不到金錢帶給人們的壓力，也看不到現代社會人們一心掙錢的那股銅臭味，而是“老有所養、老有所樂、活得開心、活得有尊嚴、活得有價值” 的一種正在回歸生活本真的狀態。

此行使我們感受到了中國農村社區的道德、倫理、價值觀都有可能在這樣一種濃郁的學習和文化氛圍中得到重建，感受到了這個以協會為載體的自助型社區的公共服務功能，完全有望通過農村社區成員的共同努力來實現。

 二、組織緣起、發展歷程及困難應對

鄭冰應農村社會工作學習網的邀請，于2008年底于在河南舉辦的工作坊上跟大家分享了協會成立的整個過程。

第一個階段（1998-2000年），寨子科技中心——偶然發現農民生產投入很盲目，便依託“寨子科技中心”開始了每年4-6次的單純農業技術培訓服務。

早在1997年，鄭冰的愛人謝福政開了一個農資服務店，那時的鄭冰還是村上學校的教師，業餘時間在店裡幫忙。不久，鄭冰發現村上的人們買化肥很盲目，別人買什麼，他們就買什麼，而且傾向於買超量的化肥，認為往地裡多灑化肥，會多產出糧食。農民購買化肥的盲目性，激發了鄭冰想請請技術人員給大家教授科學種田的想法。可是，會不會有農民願意來聽課呢？心裡沒底的鄭冰跑遍了周圍10個村莊，到處打聽各村的種糧高手，然後確定了80個點，經過兩個月的漫長籌備，1998年12月24日，鄭冰組織了10個村的上百名群眾，請陝西西北大學的專家給村民講果樹修剪，出乎意料的是，足足有400個農民冒著寒冬參加了這次培訓。而且會議剛一結束，鄉親們就開始打聽什麼時候再辦這樣的活動。鄉親們的對知識的渴望激發了鄭冰的熱情，培訓活動逐漸固定為一年4到6次，培訓活動的影響越來越大。

農民對技術知識的渴求極大地刺激了鄭冰的熱情。第二年鄭冰辭去了教師的工作，專職協助丈夫經營科技服務中心，在隨後的兩年中，鄭冰接連搞了十幾場這樣的培訓。他們的小店也由最初的年盈利4000元達到後來的6萬餘元，這讓最初反對鄭冰拿出1300元自費請專家講課的丈夫打心眼裡佩服。

通過技術培訓，鄭冰發現農民的科技意識普遍提高了，農民盲目投資的舉動減少了，幫農民省了很多的錢。但是自家農資店的收入卻降低了20倍，這確實也出乎她的意料。2000年，繼續搞技術培訓的時候，發現單一的技術培訓，根本沒辦法完成農民產業化、組織化的要求。事實上，縣裡的公司＋農戶也不叫產業化。我們曾經跟公司打過交道，那是失敗的，農民根本沒有話語權。簡單的技術培訓還不行，不能把農民組織起來。

但是此時鄭冰卻覺得，農民不僅僅需要技術上的支援，更需要的是農村的富裕和農民的脫貧。2000年，鄭冰從外地拉回了一個家庭養雞場的項目。對於這個項目，市里的領導很支援，親自幫他們跑回了15萬元的貸款，鄭冰也義不容辭地做了這筆貸款的擔保人。但是那次創業並沒有成功，村民們經營上的各自為政和技術上的落後，最終使大多數人血本無歸，貸款的歸還幾乎全部壓在了鄭冰頭上，信用社一次次找到擔保人鄭冰催討。鄭冰說，要債的人幾乎天天上門，那段時間她的壓力很大，為此曾隻身前往山東找熟人求助，不料途中遭遇車禍，自己險些被毀容。在這個過程中，鄭冰發現對於自己所在的這個村子來說，那麼多的經濟價值很高的蘆筍根本賣不上好價錢，因為收蘆筍的市場全部掌控在中間商販手中，農民們一點兒也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

鄭冰說：“那段時間，我天天在黃河邊反思，要是沒有一個利益共同體，要是不聯合起來，農民根本沒有出路。可是僅僅靠幾次培訓卻無法把農民組織起來”。成立社區組織的想法就是在這樣艱難而痛苦的誤跌、誤撞中逐步孕育出來的。

這個階段取得的成績是：農民科技意識普遍提高，盲目投資有所減低；寨子科技中心收入翻倍；問題是：單一的農業技術培訓無法解決農業產業化、農民組織化等根源問題。

第二階段（2001-2003年）、婦女協會——從寨子村婦女俱樂部到週五35個村婦女文化娛樂活動的持續開展。

2001年7月，鄭冰和幾個比較要好的婦女一邊看電視一邊聊天時想到了跳舞，她說“那次也是歪打正著，覺得城市裡的婦女能跳舞，我們農村的婦女幹嘛不能組織起來去跳舞”。剛開始的時候，很多女的都不敢跳，說我們是農村的，不跳。鄭冰說：“為啥不能跳，農村婦女也可以跳”。跳舞開始之後，她們受到了很多冷嘲熱諷，有的說跳舞的婦女像流氓。那時，鄭冰說她就感覺不對，城市婦女跳舞叫瀟灑，為啥農村婦女跳舞就像流氓了。這是對農村的一種歧視，不是來自於別人的歧視，是來自於我們自己的歧視。為了挑戰這種觀念，鄭冰說幹就幹，還真找來了老師，教大家跳健身秧歌和交誼舞，最初是十幾個比較熟的姐妹一起學，可沒過多久參加的人就越來越多，到了冬天農閒的時候，寨子村120個婦女，80％的都加入進來。姐妹們的積極參與，使鄭冰信心倍增，緊接著，組織村子裡的婦女們搞辯論賽，學普通話，鄭冰的活動越辦越多，漸漸地，不僅村裡的大老爺們兒加入了進來，就連周圍村子裡的人也越來越多地聚攏。就這樣，從寨子村輻射到周邊10個村，再拓寬到周邊35個村，鄭冰的名氣越來越大。最大的規模是，組織了1000人到市里去跳舞。這項活動堅持了兩年，直到35個行政村的婦女都跳起來了，這些婦女的自信心和熱情都空前高漲，大家提議到市里去跳。鄭冰當時就去找婦聯，找文化局，申請看能不能在正月十五日的時候搞一場活動。當時文化局局長一聽說是1000個農村婦女組織的健身秧歌，連鄭冰理都不願意理，還且還跟縣婦聯主席說：“鄭冰瞎胡鬧，怎麼可能組織1000名婦女到這兒跳”。後來在她和婦聯主席的一再加持下，市里還是給了一個機會，但將這個節目排到了最後，意思是，即便是跳砸了，權當散場。但事實上，35個村，每個村30名左右的婦女，大家的紀律性非常強，雖然這些參加演出的農村婦女都是自費來縣城，早上六點到永濟市，下午3點才出場，大家感覺很餓但是沒有人退席。但是演出非常成功，這引起了政府的關注。當時的永濟市委女書記將這些農村婦女召集到一起，說：“真沒想到，農村婦女組織到一起，是這麼有紀律的隊伍。”市委領導也說：“以後有什麼大型活動想開展，找我們政府。”這次活動既弘揚了農村的婦女風采，又得到了政府輿論方面的支持，她們乾脆就給自己起了一個名，開始叫“婦女俱樂部”，後來在婦聯領導的建議下將名稱定為“婦女文化活動中心”，後來隨著活動內容的變化又更名為叫“婦女協會”。這些活動開展起來之後，好處在於：啟動了農村婦女麻木的生活，她們很多的夢想就出來了，也證明了很多婦女組織能力很強。這次活動，都是協會的幾個副會長組織起來的，得到了社會，特別是政府的認可，改變了政府對農村婦女的一些看法。

這個階段帶來的好處：一是啟動了農村婦女麻木的生活神經，使人們萌發出了新的人生夢想；二是婦女骨幹的組織能力得到了鍛煉，也得到了人們的認可；三是社會影響力擴大，引來政府部門的關注與支持。問題是這個龐大的組織未來之路在何方，組織推動者的困惑和壓力隨之而來，有這麼多人，明年還跳不跳？

第三階段（2004-2006年）、農民協會——從婦女協會到農民協會是持續開展農村文化活動的自然過渡，農民協會登記註冊，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援。

隨著婦女活動的蓬勃開展，開始有男村民跟鄭冰開玩笑：“你只關心婦女，是不是也能關心一下我們男人啊”？於是，鄭冰組織了有男人參加的大型聯歡會，女的表演節目，男的下棋比賽。後來鄭冰被永濟市婦聯推薦參加在北京農家女培訓學校舉辦的研修班，這次學習“徹底開了眼，身上都覺得有勁了”。看到一起學習的人們都在用自己的努力改變農民的命運和鄉村的面貌，鄭冰堅定了自己的信心。過去，寨子村被人稱作“豬圈村”"，到處都是塑膠袋、爛柴禾，還有的地方垃圾成山。鄭冰從北京回來後，大家推舉出24個有公益心的代表當理事，成立了寨子村村建理事會，大家幹了三天，清理完了村裡的垃圾。

在男村民的提議下，村上搞了一場六七千人的農民運動會。他們後來提意見說：“我們都是男的，叫婦女協會不合適”，鄭冰自己也覺得不合適，既然都是農民，那就叫“農民協會”吧。她說自己當時對外面的農民協會還沒有一點感覺。2004年6月7日，在市政府的直接支持下，鄭冰在市民政局順利註冊了“永濟市蒲州鎮農民協會”"。合法化之後的好處是政府介入進來，說：“鄭冰你不能總搞文化娛樂活動”。這時候，鄭冰和協會成員開始思考，這麼多人組織起來，除了搞文化活動之外還能從哪些方面入手來推動社區的發展，大家把目標指向了村裡的道路。

村子裡的8條巷子路面已經凹凸不平，下水道年久失修，污水橫流。理事會集資、鄭冰自己出錢湊足經費備好了道路硬化的料，然後印發了傳單，挨家挨戶動員，每家分片包乾，修好了自己家門口的路，村前村後的路則由村建理事和一些熱心的骨幹來修。前前後後70天，工程完工了。幾屆村委會都沒有解決的問題，被村民們自己組織起來解決了。原村支書一開始也不相信農民協會能把事情幹好，等巷子修好後，他也加入了農民協會。寨子村共有213戶，加入協會的戶數175戶。

那年冬天的一個雪天，寨子村小學因拖欠20多萬工程款被建築商鎖上了大門。鎮黨委書記打電話給鄭冰的丈夫，希望協會能出面調解。鄭冰花了一個上午時間勸說都沒有進展，看到孩子們大冷天站在外面上課，鄭冰對趕到小學的鄉親們說：“大家先湊點錢，讓孩子們不要在外面受凍了。”她自己帶頭拿了1000元錢，會員們被帶動起來了湊足了一萬元錢，當天下午孩子們走進了教室。這件事情使農民協會在鄉親們中樹立了威信。

2004年11月，農民協會辦的第一個實業——寨子村塗料廠建成投產。建廠資金是會員入股的，每股300元，共300，每戶會員最多只能入三股，協會的理事、會長分別不能超過5股、10股。由會員中的83個股民共同投資完成，共分了300股，每股300元，每人最多不得超過3股，如果股數湊不齊才讓協會的理事、會長們入股，但分別不能超過5股、10股。當初有人想出資4.6萬元控股，鄭冰不同意，而村民們卻對此不理解：“我們沒錢你卻非讓我們入股，別人有錢你又不要”。鄭冰說：“如果有人控股，就失去了合作開工廠的意義，合作開工廠的目的是大家共同富裕”。同時，鄭冰還決定從協會經費裡拿出12股的資金，向村中的12戶智障、殘疾、特困戶每戶贈送1股。這樣的決定也同樣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對，但在鄭冰的堅持下，最終一致通過。面對這些事情有人說“鄭冰是強硬的”，但是我們卻更多地看到了她對於一個理想化農村的設想：各盡其責，各盡所能，老有所養，困有所依，共同致富。

鄭冰給她的農民協會制定的會員入會標準是：有土地，孝敬老人，有積極主動的科技意識。每一個會員可以享受到的待遇是從科技服務中心購買化肥時，每袋優惠2元。

當時協會的會員足夠龐大了，鄭冰似乎感到了某種壓力。當時的日常工作是每年8月份以前搞農業基礎知識技術培訓，11月份以後則以學習為主，內容涵蓋家庭常識、市場行銷、法律法規等等內容，講師全部來自會員當中。鄭冰說，農村並不缺乏天才的老師，那些退休幹部、工人對這類事情有很高的熱情，他們的講授方法也更加適合農民的口味和心態。但是這樣的發展並不能給協會帶來真正意義上的前景，鄭冰認為未來只有走經濟合作的道路農民協會才有出路。因為外界都在搞強強聯合，大到國家之間，小到企業之間，只有農村和農民不是這樣。農民本來就是弱勢群體，反而不去聯合，總是搞窩裡鬥，這是很可悲的，所以鄭冰認為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農民聯合起來，走合作化道路。

2005年，鄭冰不僅組織了一個手工藝品小組，一個花饃小組，還開始了一所農民學校的籌建。與此同時這一年她還聯合寨子村十幾戶農民共同搞了一個380畝小麥的實驗種植，當時這個項目是與西北農大一起搞的，但是到頭來卻出現了各個農戶的收益不均，每畝最高的收益有1000餘元，而最低的僅有400餘元，究其原因則是各個經營戶在對土地經營和精力上的投入存在很大差別。此外，生態園、屠宰廠、農資連鎖店等都是在這一年的學習過程中產生的。但是鄭冰仍然感覺到，如此簡單的合作並不能真正達到預期效果。

從清理垃圾、改善村容村貌開始，到集資修路、護堤修渠、搞實驗田。經過鄭冰挨家挨戶、苦口婆心的勸導甚至是爭吵，所有的活終於全部幹完了，一直以來被視為無組織無紀律的農民，也成為一支強大的集體力量開始對村子產生影響。鄭冰說：“這就是我們的農民，其實他們也有樸實、善良、公益事業心的一面，就看怎麼去引導”。

儘管如此，但是到了2006年的時候，協會內部的問題非常突出。團隊管理遇到了一個很大的挑戰：不管是以前組織大家跳舞也好，還是組織大家把幾十年沒修的路修好也罷，都不是太費力氣。經濟合作組織辦起來也沒費多大勁，但是，辦起來之後，所有團隊都力不從心。很多骨幹在2005—2006年退出，外界的關注越來越多，但是問題到底發生在哪裡？比如手工藝，當時外面有訂單，但品質關通過不了。我們要做經濟組織，跟市場標準抗衡，農民的小農意識就出來了，出力氣的活怎麼幹都成，商業意識欠缺，不是領導人的問題，是整個團隊市場品質意識都欠缺。

這個階段的最大收穫是合法化促進協會步入公共服務於經濟合作的探索過程當中。問題是在新的發展階段，團隊管理水準遇到集體突圍的重大挑戰。

第四階段（2007-2008年），蒲韓鄉村社區——以寨子村周圍蒲州、韓陽兩個鄉鎮35個村為區域的10年規劃。

寒來暑往，日月如梭。農民協會的會員已經達到3800人，來自蒲州、韓陽兩個鄉鎮的35個村。鄭冰說：“我暫時不想再擴大了。要提高農民的素質有很多工作要做，先將這些人的工作做好再說”。住在鄭冰家斜對門農民協會副會長任淑烈說：“鄭冰太累了。我們想幫她，又出不了什麼點子，這幾年她沒見過幾回鄭冰按時回家吃飯”。

從提供科技服務到成正式成立農民協會，結合過去10年來的工作回顧和反思，鄭冰認為，農村的發展根本不是三兩年的事，要從長計議，做好一個明確的規劃。她覺得以前最大的問題是：無論哪一塊，只要她自己去做，便都能做起來，但是只要自己不做了，就不行了，這使自己感覺到很累。哪兒有問題了，哪塊出了亂子，都會來找鄭冰。她說：“感覺自己像消防隊一樣，到處救火。我究竟能做什麼，哪一塊兒我比較得心應手。我想自己辦學校，培訓農民，培養骨幹，促進農民團隊成長起來”，這是她在這個階段的心聲。尤其是在協會成員不斷增多、新問題和新需求不斷凸顯的這個階段，不全盤考慮、統一籌畫肯定是不行的。

於是，鄭冰和協會成員經過兩個冬天的長期討論，規劃了後10年的發展規劃。圍繞35個村，從公共服務和經濟合作組織這兩條主線出發來討論未來的發展目標和行動策略。規劃方案最後明確了12個板塊，其中有以增加經濟收入為主的5個板塊（經濟組織），有6個板塊自負盈虧，一個板塊是公共服務”。

談起這次規劃，鄭冰說：“這兩年是外界對協會的關注最多，我們的十年規劃，沒有請任何政府領導與專家幫我們拿主意，但是卻借鑒了政府和專家給我們提供的很多思路。把所有的資訊拿出來，大家一起討論，看哪些事最適合我們的。最後，我們綜合農民集體的智慧，接下來的規劃就是協助大家把12個板塊的團隊組建起來。這期間有許多專家給鄭冰提供了一些非常有用的資訊，包括日本農村、韓國農村、臺灣農村的發展情況，所以儘管當時沒有去過這些地方，但是外邊的發展思路卻給了自己非常多的啟發。

不過這個階段的問題也是因為外界的關注。當時當地政府很頭疼，總是說：“鄭冰，你又不辦公司、不辦企業，還來這麼多人，來了政府都要接待”，總覺得協會是在務虛，對鄭冰和協會越來越不理解。協會內部也有股力量，說外面的人來都是給錢的，要不鄭冰怎麼生事：“人家都給鄭冰錢了，鄭冰卻不給你們說”，協會內部的一些骨幹也為此退出。這讓鄭冰感到非常頭疼：“真想把我們社區封閉起來，給我們五年時間好好做”。

這就是鄭冰總結出來的這個階段的兩大特點——好處是“外界關注”，問題也是“外界關注”。談到這個階段的發展感受，鄭冰說：“歷經最痛苦的掙扎之後，自己和協會成員有了一個更加堅定的信念，那就是——發展之路就在腳下”。

三、組織展望，為社區共同利益發聲並探討出路

對於中國的老百姓來說，甭說十年規劃，就是三年規劃、五項發展目標，那統統都是政府或企業才會做的事。幾千年來的農業社會，大多數農民都是在默默無語的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勞作中走完自己人生歷程的。但是在2010年5月份的寨子村裡，當我們走進永濟市農民協會的時候，面對懸掛在辦公室裡的那副“永濟市寨子村十年規劃示意圖”，從社區文化活動、農民學校、手工藝產業規範運作、3萬畝有機農業生產體系、鄉村銀行、健康環保家園到社區老人與婦女、兒童為一體的服務理念之應用，這些內容確實看得我們有點眼花繚亂了。不過這幅示意圖同時又將蒲州、韓陽兩個鄉鎮幾千戶農民的集體智慧如此氣勢恢宏地展示在了這些所謂的專家學者面前。回身走出協會的那一刹那，面對村外一望無際的田野，耳畔悠然間響起的了鄭冰在河南農村社區唱起的“人說山西好風光”，所有的豪邁和大氣都在這一刻撲面而來……

從鄭冰的介紹中得知，按照未來10年規劃，蒲韓鄉村的社區綜合治理將在2009—2018年這10年間完成。鄭冰認為未來10年至少要經歷以下幾個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2008-2011年）：側重於社會公共服務和經濟合作組織的相互促進和共同發展。這兩部分應該相輔相成，有效促進，沒有公共服務，根本不可能有直接的經濟合作組織。但是有了經濟合作組織，沒有公共服務的支撐，很快也會消失。在此期間要完成以下6件事：

1、社區農民文化活動持續開展的制度化建設。十年規劃中12個板塊的文化活動是蒲韓社區未來發展中的一個重要特色。它將有別于文化大院、城市、文工團裡的那些冷冰冰的、遠離生活的文化活動，必將帶著山西農村特有的文化底蘊、帶著濃郁的本土人文氣息走到人們的生活當中來。

2、總結社區農民學校培養人才的課程及教學方法。社區農民學校在不同階段的農民培訓有不同的方法和內容，總結農民培訓課程和方法，在此基礎上不斷完善和提高，供更多農村社區培養人才借鑒。

3、推動紅娘手工藝產業的規範運行。社區成員自己種棉花，自己紡線織布，探討手工藝產業的規範化運作機制。

4、建立3萬畝地有機農業的組織體系。目前的35個村有8萬畝土地，3000多名會員的地有3萬多畝。把這3萬畝土地有效地組織起來，朝著有機農業的標準去發展。

5、鄉村銀行成功啟動。從2001年開始，大家開始入股。2008年金融政策放開，協會要留住社區們內部的資金，將農民個人腰包裡的錢集中起來，協助大家一起來投資、經營和理財。

6、在整個社區普及健康家園環保理念。從自己每天都要用的廁所入手，把它規劃得的像城市裡的廁所、衛生間一樣乾淨，從廁所衛生環境開始推廣生態環保理念。現在廁所樣本已經出來，3800個會員家的廁所三年內全部改造。

第二階段（2011-2013年）：側重點是通過有效管理促進社區各個專案步入快速發展期。

1、有機農夫產品的生產加工與消費市場的有效合作。相信有了第一階段的社區發展基礎之後，農副產品與消費市場有效結合的有機農業一定能發展起來。

2、社區老人與婦女、兒童三位一體的服務理念，應用於實踐中（老年公寓與社區服務相結合；婦女兒童教育與社區生產發展相結合）。鄭冰認為：“發現關注兒童的時候，不關注他的父母是不行的。在學校光老師教育不行，回到家裡，母親就會跟孩子說，別人打你，那你為啥不會打他，道德殺傷力很強。再者社區老人多、婦女、兒童多，要共同關注這三方服務物件；60歲以上的老人有5000多名，我們不可能辦一個能容納幾千人的老年公寓，所以要與社區服務相結合。婦女兒童教育與社區生產發展相結合”。

3、環保與節能一併推行（垃圾分類處理、生態廁所改造、污水有效防治、社區能源充分利用）。

第三階段（2014-2018年）：社區內部的良性循環體系與政府、市場有效結合，完成社區的三大目標：

1、社區居民人人有穩定增長的經濟收入；

2、社區居民人人有積極向上的學習能力；

3、社區環境回歸自然，環保、節能。

從以上發展規劃可以看出，蒲韓社區用十年時間打造中國綜合素質第一村這個目標應該不是一句簡單的口號，更不是一個遠不可及的夢想。瞭解這個協會所走過的路以及未來十年規劃之後，我們認為永濟農民協會和蒲韓社區規劃的意義並非協會能夠帶領社區成員做多少事、增加多少收入、開展多少場文化娛樂活動、組建多少個經濟合作社等，而是協會作為長期缺乏話語權和共同利益的社區代言人，使得農民在未來參與市場博弈中獲得更多的話語權。“要是沒有一個利益共同體，要是不聯合起來，農民根本沒有出路”，這是人們對農村發展的一個基本認識。

四、社區動員及本土社會工作手法的運用

僅就3800名會員（來自兩個鄉鎮的43個村）來說，蒲韓社區無疑是中國目前最龐大的一個草根組織，問及促成社區成員紛紛加入協會的因素，從鄭冰和會員們的總結中大約可以找到這樣幾個答案：

1、科技服務為群眾生產提供了便利，使群眾得到了實惠，贏得了人心。

2、文藝活動在豐富群眾生活的同時凝聚了人心、融洽了人際關係，為協會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環境。協會領導從文藝活動入手，讓大家的關係在歡聲笑語中變的融洽，讓鄉親們團結起來，共同創造幸福的生活。

3、堅持學習使會員的思想一直緊跟時代的發展步伐，使會員能及時地瞭解國家的方針政策，瞭解時代發展對自己的要求。通過學習，會員們的思想覺悟有了提高，能積極地參與、支持協會的發展。

5、農民協會得到了上至國家領導，下至當地黨政部門的關注與支持，這些也是協會迅速、順利發展並取得成績的保證。

與1997年相比，寨子村一級周圍的社區政治、經濟、人文生態環境已經大為改觀。

在安徽會議上，結合鄭冰的案例分享，社會工作學習網的各位專家、學者和一線實踐人員，共同就該組織成長過程中開發並運用到社區組織成長過程中運用到的社會工作方法（態度、方法、原則）進行了梳理，歸納起來主要有：平等對話，尊重，包容；面對面，一幫一，硬碰硬；重視不同人群；迂回，平衡；激發農民主人翁意識（做事不是為了表現而是為了自己）； 學習管理方法；小組活動；注重團隊能力與學習，反思，轉化不同物件的力量；團隊合作及其相互激勵；發揮骨幹作用；依靠自己，公益和經濟的目標結合，信任；利用中國人的人情去處理自己的問題；提供機會；設立規劃；團隊關係上注重文化（拉歌，用一些文化而不是用經濟的手段）；顧大局，培養組織成員的堅強自信；社區關係源於“問題的解決”；跨小組交流、成長、學習、刺激；民主管理的工作方法；建立制度，法治不是人治；對社區人員進行培訓，確定社區部門管理人員；學習培養，激勵；制定戰略規劃；引導、發掘；總結分享等。

五、協會與村委會以及當地政府之間的關係

作為目前在國內會員最多而且主要是靠社區內力推動成立起來的一個農民組織，談到社區內、外部權力關係的時候，大家聽得津津有味的是協會與村委會以及當地政府之間的所發生的一系列故事。

起初，協會是避開村委會和鎮領導，各自做事。這個說來很微妙但也很現實。前幾年，協會一直都是避開村一級的政府，只管做自己的事。當時就是和上一級保持好關係，不和村、鎮打交道，直接跟市裡面反映協會要做什麼，既不跟他們要錢，又不給他們鬧事，所以政府也不找協會的事。

後來協會的發展威脅到村委會的利益了，村委會開始找碴，出現有我沒你，有你沒我的局面。問題很嚴重，不能回避了，鄭冰說：“我們雖然很不願意跟他們親近，但是覺得如果不親就會造成給協會的發展帶來困擾，這時候，我們開展的活動的時候，就派人請村、鎮幹部坐到主席臺上，這是我們當時的一貫做法”。坐到主席臺上後，他覺得自己的權威得到了滿足，但是他們下去之後發現，更多的群眾對他們的這個舉動很反感，群眾覺得事情又不是村裡做的，你憑什麼坐到上面去。他們覺得坐上去還真是不好坐，就開始採取對立的狀態。我們搞婦女活動，村裡也開始做，而且還給每個參加的人發東西。剛開始協會成員看到這樣的情況也覺得很緊張，說：“我們把他們請到主席臺的位置，甚至在協會裡給名譽主席的位置，他們怎麼還這樣”。但是持續了沒多長時間，他們就不發錢了。他們不做了，協會就繼續做，他們不做的原因，協會也在找，發現他們其實就是在賭氣，根本不是發自內心想把婦女工作做好。協會堅持把事做好，調整自己的心態。雙方鬥爭，最後村委會妥協，因為協會能把事情辦好，村委會做事沒有持續性。

接著就是協會與村委會之間的抗爭、妥協與談判。2006年，鄭冰的愛人謝福政當上了村長之後，這夫妻倆幾乎吵了一年。原來在協會的治理下，村上的環境特別好，根本看不到一個垃圾，丈夫當上村長後就不要協會來做這方面的事情了，儘管鄭冰和協會成員在他當選過程中給了不少推力但是他還是排斥協會在村上做事原因是村民小組的所有幹部一致認為協會占了上風，倆口子就這樣吵來吵去，最後鄭冰妥協了。村幹部花錢請人來負責這方面的工作，上面只要來檢查就趕緊組織大家去幹活，他只要去叫人，人家就跟他要工錢，所以一年下來做的很被動，又花了不少的錢，做得沒協會好，而且還越做越差。到了2008年上半年，村裡又回歸到很髒很亂的狀態，村委會又覺得還是協會來做更好，這個時候，鄭冰就不理。後來連鎮委書記得都知道，協會一年只花1000多塊錢就能做好的事情，村委會花5000多塊錢還不夠，有的村民小組還把預算變提到了1萬。謝福政主動問鄭冰“協會還能不能再接過去做這個事”，後來鄭冰就跟福政談判：“你花了一萬多做好以後給老年協會，結果他們幹一次就不幹了，根本沒有持續性，要幹就給錢，我們幹多少就得報銷多少，絕對不賺你的錢”。此後，協會就實打實的成立了村建理事會，專門去做這個事情。協會成員非常看重這樣一個碰撞的過程。鄭冰說：“通過這個變化的過程，原來村委會幹部排斥村建理事會，但他們放手了，實際上矛盾就得到很好的解決。現在我們怎麼做他們都不會抗拒這個組織，這是相互抗爭的過程。

其次，是在摩擦中間得到彼此的相互認可。至於協會承擔了很多本該村委會承擔的事，村委會甚至沒有辦法通過自己所形成的機制去動員群眾，對於這兩個相互平行但職責已經有明顯交叉的一級自治組織，協會未來是否可能是取代村委會這樣一個問題。鄭冰說：“我們沒有想取代他們的意思，永遠不可能取代”。她講了去年經歷過的一個波動：“就是新農村建設包村，城鄉結合，跑來這裡包我們這個村。原來跟我們協會關係不錯，結果包這個村，村裡鬧事的人把事鬧大，以至於地區領導下警告，惹惱我們永濟市政府和書記，因為官官相護，當時所有資訊回饋上去的都是說由於我們協會搗亂，當時這個資訊出去我不知道。結果我們市政府派組織部副部長帶領一個團隊，悄悄的開始對我們協會進行明察暗訪，當時我們只是碰了一下頭，其實當時我們覺得這個村政治氛圍太壞了，打算退出去。我們要退的時候，剛好組織部書記來了，我們就面對面硬碰了一次。我們要搬到另一個村，他不讓我們搬走。他通過政府這個體系，向那個村書記施壓，如果讓我們進入這個村的話，鎮書記和村書記都別當了。所以那個村書記就不讓我們放了，我們也不能為難人家，畢竟人家也是有難處的。他們都是私下做手腳，暗箱操作堵住我們去路，我很氣憤都是政府的權利在起作用。所以當時我就找了一個親戚家，第二天我去拉東西，組織部的和鎮上的書記趾高氣揚，但是我說在市里找到一個更寬敞的教室，很出乎他的意料。。我當時硬碰硬，非拉走不可，他們也無話可說，於是我把東西拉到親戚家。之後組織部和書記在我們村呆了三個月，甚至撇開我愛人。三個月之後，組織部部長給市委打電話報告，說這個村的狀況根本不是協會搞的事，完全是以老書記為首的這些人破壞這個協會，這村亂不是這個協會的問題。當時市委書記還不相信，本來是去調查的到最後怎麼幫著說話了，是不是協會給了什麼好處？但實際上我跟那個部長就硬碰硬了一次，之後面都沒見過。到去年年底的時候，組織部部長跟我愛人說，給這個協會申請一個項目，市里給2萬資金，但是我不要。你不整我們就好，我說要的話就給村裡，不想跟你們關係太近。這是在摩擦中間得到彼此認可。有時候你看是壞事，但過了之後會發現這是好事”。

• 內、外部推力及組織能力建設

對於這個組織的發展來說，許多人首先看到的是鄭冰作為發起人和推動者所彰顯開來的個人魅力，但是鄭冰對此卻不以為然，她覺得沒有組織內部的一大批骨幹，包括來自外部的諸多支持力量，也很難有組織目前這樣的規模和發展前景。用鄭冰的話說就是：“在農村，通常沒有好的帶頭人不行，但是光有帶頭人也不行”。

首先，好的發起人和領頭人在內生型社區組織成立並取得良好發展過程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相對于農民協會和蒲韓社區來說，鄭冰的名字與協會的過去、現在和將來似乎很難完全分開。身為農民的鄭冰最懂農民到底缺什麼要什麼，如針對村民欠缺科技資訊舉辦科學種田培訓班，針對吸納外部貸款用事實給駁回了農民素質差不講信用這樣的外部評價；同時還擅長借助生活感悟啟發並提升社區成員的人生追求，比如面對男村民對好媳婦要孝順的訴求，趁機和男村民就“她們憑什麼要孝順公婆”這個問題展開討論，這使我們認識到，在改變傳統性別觀念方面，來自生活本身的體驗和感悟，比任何理論知識都顯得更加鮮活而有力，以及鄭冰在和政府、企業打交道、調動外部社會資源方面所表現出來的才幹，重建社區文化價值觀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開放心態和組織學習能力等。很多人因此認為永濟農民協會的發起與成長跟農村精英人物的突起有關。

其次，是婦女骨幹及組織領頭人的培養，為組織的可持續發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動作用。還在永濟農民協會在舉辦技術培訓和文化娛樂活動期間，選拔和培養起來的一批老骨幹在協會發展過程中發揮了及其重要的作用，在手工藝協會、社區學校、婦女康樂小組、有機聯社等任何一個地方，都能見到這些婦女骨幹忙碌而充實的身影。其中的許多骨幹在組織社區成員開展活動方面，有解決問題的一套思路和具體辦法。比如環境衛生問題，開始內部討論，討論完骨幹開始辯論，辯論到底是經濟發展重要還是環境衛生重要，辯論完都覺得環境衛生很重要，骨幹認可後，就思考怎麼讓全村參與，婦女骨幹只用了3天時間就把倡議書發到了家家戶戶（213戶）。任淑列當時是婦女協會的副會長，5個副會長動員各家各戶，把村裡衛生搞定，還把誰參加了誰沒參加，誰家出了什麼工具都記錄下來，還有很多感人的小故事。協會把全村參與義務勞動的人用紅榜貼出去（只有3戶沒參加），這也是這些婦女骨幹去解決村莊棘手問題的一些有效策略。以至於後來村委會做的時候，要通過協會骨幹去找人打掃衛生，而且是給錢的。後來，有一個村發展婦女興趣小組的時候，協會一下子在這個村選了28個人，成立了28個小組，馬上就出來了28個小領導，用群策群力的方法、發揮大家的智慧，讓領導之間去商量怎麼做到最好。鄭說：“我在這中間就只管寫，把大家的資訊匯總上來，這是我比較懶的一種辦法。因為都是領導，沒有什麼強弱之分，他們之間的監督就很透明很公開”。協會強調的是，領導和領導之間首先要做到平等、尊重，利益分配先是小組討論，然後拿到大家討論。最後再一致通過。協會把蒲韓社區各個板塊的主要負責人和每個核心團隊納入到一個綜合素質班裡面，每週進行兩堂課的學習。來的都是核心團隊，通過案例分享、同伴教學的方式，把問題談出來，大家去解決。

這個內生型組織也離不開來自外部的支持和推動，這是鄭冰特別強調的一個方面。在她的案例敘述過程中，我們多次聽到了謝麗華、溫鐵軍、楊團、梁軍、楊靜等老師對自己的影響，提到了外出參加過的許多培訓、會議及其對自己的影響，正是來自外部的這些支持力量，讓自己和協會骨幹接觸並認識到了社會性別這樣一個看待問題的視覺，在推動協會發展過程中，對婦女及弱勢人群有了更多的關注，接觸到的參與性農村社區發展、社會工作方法這樣一些理論，讓自己對組織成長有了更多的思考。在遇到困難和挫折的時候，除了團隊成員的相互幫助，感覺最最溫暖的就是來自來外界的這些支持力量。

 

我與陽明山美軍宿舍的歷史遭逢

周佳君（人民民主陣線士林工作站主任）

2012.06.30行動研究協會年會

階段一  人在其中，但沒有遭逢

場景一，2011年年底，夏林清參與台北市立法委員選舉，夏老師、若瑩及我拜訪前幾年在陽明山美軍宿舍保留運動中的主將歐漢平，歐很熱情地接待我們，談話到一半，林媽媽來找歐，於是便一起談了起來。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歐漢平及林媽媽，兩位風格迥異的美軍宿舍社區居民，分別在2004及2010奮力要求美軍宿舍不能被財團鏟平、而要保留下來。

「美軍宿舍」是在冷戰期間因為1950韓戰爆發，美國人在與蘇俄中共的競爭與緊張關係中，為了避免共產黨勢力在亞洲擴張，對台灣蔣介石政權的態度，從放棄到決定經援台灣，派駐大量部隊進駐台灣，把台灣當成是東亞戰場的後備補給站，1949危急存亡逃難而來的國民黨政府，也因此在台灣存活下來。

為了安頓包括第七艦隊的美方軍官兵及眷屬，1951美軍顧問團坐著直升機在台灣多處選址，陽明山山仔后能夠獲選，是因為景觀好兼俱防禦及逃跑功能，陽明山較為平坦可以停直昇機；位於陽明山山仔后(文化大學附近)的這片美軍宿舍，是全台灣最大至今保留最完整的一片，佔地九萬坪，共興建217戶，由美方出錢，由政府命令台灣銀行出面以一坪40元(據說)的極低價向農民徵收。

美軍宿舍的興建方式，由美方提供設計圖與區塊規劃，再交由臺灣施工建造。臺灣完全沒有更動設計的權力，美軍宿舍因此十分近似1950美國本土的住宅樣貌，等於是將美國人的家鄉面貌，整個移植到陽明山上來，有些建築學者因此將山仔後的美軍宿舍群，稱做租界式的「殖民建築」。

近三十年寒暑，美蘇對峙，約累積2000多個美軍家庭在此居住，3000多個小孩在此度過童年。1979年中美斷交後，產權陸續託管給台銀和經建會，各地美軍房舍紛紛拆除改建，土地被大量賣出，淪為政商勾結財團獲利的工具。其歷史意義與文化價值，漸被遺忘。山仔后美軍宿舍也在2004難逃這個噩運。

經過歐漢平+社區居民的奔走，2007-2008爭取到22棟房子成為「歷史建築」，全區列為「文化景觀」，不過這兩種登錄方式都不具罰則，2009，台銀進行消極抵制策略，不招租新住戶也不編列維修預算，任憑有歷史文化價值的房舍頹倒毀壞。2011，入住(租)三年的林媽媽接續保留運動的棒子，對峙的一端除了台銀、還增加貴族歐洲學校(一年學費55萬)，他們計畫將原來的停機坪改為足球場。戰鬥仍在進行中。

(以上摘自http://www.odie.idv.tw/Taipei/USmilitaryHousing.html；及2012冷戰熱唱的活動傳單)

 

初到美軍宿舍的人，例如我，從小在尊美崇洋的社會氛圍下長大的五年級的我，美軍宿舍是豪宅，是高級的歐美人住的地方，我喜歡那些美式建築，我還記得第一次進到歐漢平家，歐燒了壁爐，壁爐耶~~從來對我來說，壁爐只存在聖誕卡片中，是掛聖誕襪的地方，不具實用性，喔對了，我小學念的是天主教學校，每年必過聖誕節。

 

好了，你們會發現我的反應很淺薄，那些歷史，不存於我的腦袋中，我或許知道或許不知道有些名詞或字眼，但是總之對我沒有意義。

 

初次與這群美軍宿舍保護運動的行動者相遇，雖然地點就是在陽明山美軍宿舍某棟，歐漢平家也就租了其中一間房子，談話內容都在台銀的惡質，以我過去的經驗，因為集中在與衙門的抗爭，也將這個案子更放置在<與台灣銀行對峙>的某個切面。腦袋中並沒有這區房屋的歷史。

 

場景二，同樣在老夏選舉期間，101年元旦，辦了一場論壇<當都市開發碰上社會利益>，彙聚了好幾個與土地開發相關的行動者，美軍眷舍的林媽媽是其中之一，她在報告中列出了山仔后的好山好水、自然生態、及與政治歷史相關的ppt，來說明為何這些老房子值得被認定為古蹟。

論壇後，夏說她看了這些與政治歷史相關的ppt，很感動。

感動？我看看夏，沒接話，老實說我沒有太特殊的fu，如果有感覺，也不是感動。那些在過去年代的美國人與國民黨勾結的片段，跟我沒關聯。

 

場景三，選舉後，夏及幾個選舉團隊的夥伴，決定進駐士林成立『民陣士林工作站』，以生活政治為切面在地發展，我也嘗試與林媽媽進行合作，想要在陽明山上美軍宿舍區辦一場活動，演唱會+車庫拍賣+導覽。

某個下午，我、林媽媽、小如(另一社區媽媽)、文化大學學生、以及工作站的工作者嘉嘉，開始討論活動規畫，最主要的是活動主題。

活動主題，就是對活動定性與命名，就在林媽家的客廳，某個美國官兵曾經住過的房舍，社區媽媽們提供了很多與越戰韓戰相關的材料，歌劇(如西貢小姐)、電影主題曲(如越戰獵鹿人)，這些好？不好？我沒有參與討論的觀點，覺得自己貧乏與心虛。

 

場景四，在火盟三樓，與夏討論這場活動我碰到的困難，我不知如何補捉主題以將活動定錨，夏很迅速地點出了我的問題–沒有歷史感。

 

 

階段二，思考我的沒有歷史感

大學畢業後，我去紡織廠當女工，晝夜三班拼產量，同時受大學系上老師夏林清的啟蒙，睜開了”左”眼，習得以基層工人而非管理者的位置看待資本勞動世界的一環一扣；之後打消留學夢，蹲進自主工會當會務人員，進到工運領域學習，自我改造也嘗試組織工人，從兼職的基隆客運工會秘書到桃園中正機場工會聯合會+工會成立的勞務派遣公司的”經理”，學習辨認工人相同又不同的”利益”，再到以NGO方式進行倡議的粉領聯盟(關注女性上班族)及導航基金會(青少年打工陷阱與打工安全)，1997陳水扁倉促廢娼，芳萍+我捲入緩廢娼抗爭，與底層的公娼阿姨共同戰鬥爭緩衝也爭妓權，一年七個月的抗爭歲月，習得一身抗議行動的身手。

 

2001起十年，我在「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秘書處工作，台北市原本就有國民黨扶植的「台北市總工會」，保守、講勞資和諧，我任職的「台北市產業總工會」重視基層工人/工會的組織與戰鬥力，曾有工會幹部很直白的說，要聯誼、找市總(台北市總工會)，要抗爭、找產總(台北市產業總工會)，我鍛鍊在企業場廠中的勞資鬥爭與工會組織路線的鬥爭；又因為是地方層級總工會，對台北市政府勞工政策喊話，要求基層工會/工人的參與，與地方政府勞工局官僚的互動拿捏，也嘗因為力挺遭市長郝龍斌解雇的工會幹部而被勞工局長蘇盈貴政治報復，不承認新任理事長的當選資格，這些都是磨練與學習。

 

然而總工會十年，我並未讓自己以勞動為基點，上升到對國際局勢的認識、對左翼歷史的銜接；我知覺的自主工會運動是解嚴時開始的，台灣工運因為戒嚴與白色恐怖，與日據時代前後時期的左翼運動，一直是脫節的。

 

一路乖順長大不識生活愁苦滋味的我，初入基層工會當小秘書的我，終究是沒有聯繫上這些補課，這些前輩的歷史。

 

不知人間愁苦，隔絕的成長期，講歷史太沉重

我在1967年出生，是標準的城市小孩，家中開家具店[1]，有一間工廠+一棟近百坪的大坪數五層樓。原本阿公阿嬤與大伯與我們家，全部都住在一起，我3歲阿公過世、8歲阿嬤過世後，爸爸與大伯分家，爸爸繼承家業，大伯搬出我們繼續住在原處，­一直到1979第二次石油危機，我12歲小學畢業，爸爸生意失敗後賣給銀行。<略>

 

儘管已經搬離30年，這棟樓一直是我們兄弟姊妹很重要的共有回憶，它是爸爸事業巔峰的象徵，小時候我們四兄弟姐妹各有一個傭人幫忙生活起居(長大後媽媽還很說過她如何一早在店門口”揀”到一個離家大女孩後來進家幫傭的事)，不知是大伯母還是哪個親戚有裁縫，我跟姐姐塗鴨的衣服樣式也能成真穿到身上。而爸媽也很活躍台中商業界，爸爸是『台灣區木器工業同業公會』的創會理事長(1973-1975)，媽媽似乎也是台中女青商會的常務理事或理事長。

 

當然這棟老家也見證了爸爸生意失敗時的人情冷暖，過年不再有人送來月曆，債主拿著菜刀衝進傢俱店，玻璃桌面被砸裂的剎那被凝結，鄰居翻揀媽媽的菜藍監督菜色，然後是偌大的店面鐵門深鎖不能開燈、電鈴電話響三聲是暗號，爸爸另外租屋避債；媽媽像童玩中老鷹抓小雞的母雞，盡全力保護我們兄弟姐妹與爸爸不受到傷害，好像窗外狂風驟雨，媽媽的羽翼就是挺在那不收歇。

 

某個深夜或清晨，悄悄地我們搬離台中，住到高雄某公寓的一樓，我的家往下墜但沒有落到最底，爸爸沒有放棄當老闆依然開了工廠，媽媽依然安排我唸很貴的私立初中，聽到我上音樂班要買樂器，媽媽走到巷口打公共電話，回來就只有淡淡地說有跟大阿姨還是大舅借到錢了，這就是我的媽媽，永遠把小孩的需要放在前端。

 

雖然我們在台中以破產收場，但爸爸媽媽沒讓我經驗到窮與苦，不似育華的公家銀行員父親穩定求生存，爸媽是商人，得要冒險投資才能獲利再獲利，要有人際關係人脈才會寬廣，因此他們也給我一雙自由的翅膀，他們給我空間參加各種朋友聚會與社團活動，包括大學畢業後去工廠當女工這檔事，媽媽原本擔心反對、是爸爸頭一點定了局，「去體驗人生，沒關係」。

 

談到我的爸媽，時間軸往上追溯，我原本以為我的父母親都是正統的「台灣人」，寫這篇文本是才更意識到原來我的父母家族都有客家血統，根據媽媽手抄的一份族譜，爸爸家的祖先來自中國廣東省朝州府饒平縣烏嶺庄，第十代來到台灣，爸爸是第十八代，我是第十九代，爸爸有1/4或1/8客家人血統，哪一代開始做家具的還待查，而媽媽家在彰化永靖，是三級古蹟，也是台灣十大古宅之一，網路說我及媽媽的祖先於清康熙末年，自廣東潮州府饒平縣可塘埔鄉大榕社(注意到沒，我爸跟我媽的祖先是隔壁庄頭耶)渡臺，光緒十年起，經過七年半完成的三合院大宅，即今稱為「餘三館」，為紀念祖先創業艱辛，蔭澤後代「多福、多壽、多子」之意。我與老公結婚後，全家曾一起回永靖，媽媽十分雀躍地說了許多她的老家老房子的故事，還跟老公說，「這是佳君爸爸死後，我最開心的一天。」

 

如前所述，可以尋到爸媽不親國民黨而是親日的痕跡，爸爸21年次(1932)，媽媽28年次(1939)，剛好接上日據時期皇民化政策(1937-1945)，爸爸媽媽都以日本名字互稱對方，爸爸家的歷史待訪查，而外公家是地主，天皇還住過的，這兩種人在日據時期都不是被壓迫的階級，(國民黨來後則待訪談)。國高中時爸爸在餐桌上稱贊日據時代治安好過國民黨，我還幫國民黨講好話跟老爸頂嘴，不知是否受到白色恐怖的影響，爸媽一直沒有讓我覺得他們有藍綠傾向(也可能與爸爸早逝有關，當時民進黨還不成氣候)，家中也很少談論政治，直到爸爸去世後，我們一家人去參加1994阿扁選市長的中山足球場的造勢晚會，回家後媽媽搖著阿扁的小旗子，眼睛發亮說「爸爸知道我們去，一定很開心」。

 

 

隔著中正廟的大牌坊，一端我準備出國、另一端是靜坐絕食的野白合學運

再回到我自己，我想再說說在我生命中發生的歷史政治事件，以及追索我那像淡煙一般的淡歷史感。

我在1967出生，青春期發展階段，正是大親美的時期，每個星期天早上，老爸臥房收音機一定播放ICRT，爸爸跟姐姐常會看電視洋片，洋事務就是高檔的好的代名詞，而所有的洋人洋事務都以美國人為代表，從小學到高中的政治事件，我記得的不多，(小學1973-1979，國中1979-1982，高中1982-1985，大學1985-1989)，1978台美斷交，當時美國總統是卡特，媒體不斷強力播放著要丟花生抗議不吃花生等等，小六的我搞不清楚發生什麼事，不懂幹嘛那麼生氣？長大後幾度回想，當時迷漫的是落魄來台的國民黨靠著美國勢力穩定而壯大，卻在一夕之間成為棄婦，並且金主靠山選擇的鐘擺從台灣擺回中共，就是那種被靠山金主一夕拋棄的不甘願愛恨糾纏情緒，逼得大人們說要去抗議。但更長大時，我知老美不是鐘擺，是國家外交政治利益的盤算讓他選擇跟誰及如何打交道。

 

二是國中時期我住在高雄的美麗島事件1979.1210，國民黨強力鎮壓黨外人士訴求自由民主的示威遊行，當時被國民黨政府稱為「高雄暴力事件叛亂案」；我當然不在現場但印象很深刻，媒體上警察是打落牙齒和血吞的英雄，施明德是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學校甚至在升旗時叫大家要小心這個暴力份子。

 

三是大三大四的解嚴與中正紀念堂的聲援天安門六四靜坐，所有在解嚴時期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我一個也沒參加，1990三月學運時，我在中正廟對面的央圖準備考托福。隔著中正廟的大牌坊，一端我準備出國、另一端是靜坐絕食的野白合學運(包括我的學弟李易昆在廣場發便當)，這個畫面既寫實又象徵。

 

與我沒有關係的歷史與地理課本

國中與高中時代對社會對歷史對政治的啟蒙時期，歷史課本是把中國歷史教兩遍(國中先教一遍、高中再教一遍)，但沒有教台灣歷史，與台灣相關的我只記得民國38年，國民黨撤退來台、風雨飄搖建立復興堡壘，沒有228、沒有白色恐怖，高中有軍歌比賽、每個綜藝節目最後都要唱一兩首復興中華之類的歌曲，看起來我不是沒有歷史感，而是以執政者的史觀，執政者的史觀透過壟斷的媒體，成為我到成人期為止的史觀。

 

階段四、自我補課與在地實踐的反思

陽明山美軍宿舍，不是第一次在我的運動實踐中經驗自己對於政治歷史的空洞，我也不是對自己這個狀況一無所感，2010-2011年間，我開始閱讀相關材料的書籍，我得先摒除在國高中時期，對歷史=考試=分數=討厭的厭惡感，從青黛爸爸的自費出版的自述書(補書名)開始，然後是龍應台的大江大海，當我閱讀民陣算障團李燕?的文本時，面對她的父母從大陸來的家庭生命故事，我曾直白說出了我與她的文本的距離。日日春辦了一個論壇，邀請蔣渭水的孫子蔣朝根來連上台北大同區的發展歷史，我是興奮的。我開始閱讀過去我覺得複雜生硬難懂的講歷史的書，開始向博學的老公提問。

 

這篇文本一邊寫，對我自身也發生轉化，我一邊思索我自己的歷史感歷史性，一邊不斷地上網搜尋各種歷史事件，過去對我來說像是歷史課本的無聊知識，此刻卻非常有意思，育華曾反問我：沒有歷史感有什麼關係？很多人不也這樣過了一輩子？我至今還沒辦法給清晰肯定的答覆，只能說，我想找自己的定位，我想連上反抗的歷史，我想撥開眼前的霧，更認識我走的這條反抗的道路，更知道我的父母親的來路紋理、更貼近我生長的土地；這樣，我才能更瞭解我自己，更踏實。我對文本的命名，從<佳君的沒有歷史感文本>到<開發佳君的歷史感>。

 

前幾天0621，我參加台北教育大學文創系的大二同學規畫各種空間創發或議題的成果展《複眼城市》，有個韓美裔的老師用非常簡單的英文說，「…Taiwan has 3 parents….」「台灣有三個爸媽，日本、美國及大陸。」為什麼這麼簡單的一句話，我這個土生土長的台灣人，到現在才知道呢？而我要花這麼多力氣、長到45歲，才知道我缺了這塊？頭一低，淚水流了下來。

 

 

昨天0627白天，接到育華催稿的電話，晚上我做了一個惡夢。我上台教英文，課本是兩頁寫滿英文的考題，但我完全沒有準備，也沒有事先看過那兩頁課本，只好用生硬的甚或錯誤的發音去唸那些英文字句，台下的家長轟我下台，我強自鎮靜，要求他們讓我再試一次，後半場我靠了一些小方法過關了。這個夢之所以是惡夢，不在於我被轟下台，而是在我沒有準備就上台，自以為可以憑著一些小技倆過關。天啊~我盡可能誠實與嘗試深刻地寫下我的經驗文本，希望這個夢只是提醒，不是預言或再現。

 

<此頁不印>

 

<餘三館>沿革

永靖餘三館陳家為出身廣東潮州的客家人，於十世祖陳智可時來臺定居今彰化永靖，在第十二祖陳德耀擔任墾首時逐漸致富[1]。在戴潮春事件中，陳家第十五祖陳義方曾於同治元年（1862年）率鄉勇協助清軍，日後得到臺灣總兵曾玉明與福建兵備道丁曰健舉薦而因軍功欽加五品頂戴[1]。

興建餘三館的陳有光（1840年－1909年）為陳義方長子，同治十二年（1873年）捐納而得「貢元」之銜[1]。他於光緒十年（1884年）擴建舊宅，工程於光緒十七年（1891年）落成。

日治時期，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曾經在餘三館裡療養，留宿三夜，後來遂在第十七世祖陳捷鰲時以山林土地來交換宅前田地建立神社公園，於昭和九年（1934年）6月落成，而公園內除神社之外還立有「北白川宮能久親王遺蹟碑」。二次大戰後陳家將宅前重新闢為水田耕作[1][2]，紀念碑本體則被收起來，近年已重新立起。

 

餘三館遠祖第十代的陳智可公於清康熙末年，自廣東潮州府饒平縣可塘埔鄉大榕社渡臺，勤墾於十五莊圳灌溉區域，致富成當地望族。當時，曾築「大公宅」以為安居之所，經過三代，到了陳德耀兄弟五人，原有之「大公宅」，已容納不下，故由陳德耀在陳家產業範圍內，「延輿師，擇基址，構造大屋一座，在中宅，上下兩廳，前後天井，左右四迴廊前建高門」，準備作為後代子孫百世之居。可惜毀於道光六年（一八二六年）的閩粵械鬥。        到了第十五世陳有光，為完成其父陳義方之「併經營宮室，興復祠堂，無使先世相擇之苦心，久而埋沒，創建之基址，終於廢墜，則家風得以如昨」之遺志，於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時陳有光十七歲）與弟陳成渥（潤身）協力合作，在個人所有地界，建一個供奉陳氏先祖的堂室（現改成二層樓之洋房，為曾任日據庄長的陳慶雲所建），再於光緒甲申年（一八八四年）與弟成渥商量，以南畔已業之地建造茅草屋數間（在今餘三館右側，「創修堂」的三合院），安頓居於先祖堂位的有族親，再集資在先世祖堂正位的基址，擴大原有規模，再建大屋；於光緒十年起，經過七年半完成的三合院大宅，即今稱為之「餘三館」。        餘三館是一座三合院式的建築，包括門樓、正身、護龍、軒及門樓，及內外埕，名列臺灣十大古宅之一。整體造型典雅，混合閩南及粵東之傳統建築特色，經內政部評定為三級古蹟。民國七十五年遭韋恩颱風毀損嚴重，近年整修完成已恢復昔日舊觀。宅取名為「餘三館」，乃為紀念祖先「艱難創業，垂留後代，此後蔭澤世代子孫多福、多壽、多子孫」之涵義。

 

<略>我家這棟老家，是近百坪的五層樓的建築，位於台中市傳統的商業區中正路，前半部都是家具的展售賣場，後半部是住家。我們這一家住三樓，爸爸的書房、小客廳、爸媽主臥、浴室、小孩房，依次相連，那種格局跟現在房子很不相同，我們四個小孩睡在同一房上下鋪，睡前聊天不停被父母斥責要求早睡；看反共片「寒流」時，那些共匪殘暴的畫面，我常躲在爸爸搖椅下偷看膽顫心驚；大姐過生日辦party，我幫忙拿玻璃罐汽水上樓梯，一個沒注意跌在樓梯上，打破的玻璃罐劃傷我的耳朵，怕被大人罵，我拿了一整包衛生紙想把血吸乾，還是滲了整包，還有，爸爸經商出問題時，家中沒有營業，自己常常要摸黑從一樓走樓梯到三樓，一個心撲通撲跳時，冷不防樓梯轉角還會有野貓的亮眼睛看著妳，所以我到現在都不喜歡貓。

 

[1]根據我在網路查到的資料，我家的家具公司這般被描述：oo家具曾經是中部地區嫁妝的代名詞，也是將純手工製作、家族式管理，進入半自動機械生產、現代化的經營管理的先驅者，為台灣家具產業奠定良好典範。

誰改變了熱血女青年？

 白刷刷黑戶人權行動聯盟  龔尤倩

2012

 我的前二十年：從自身的勞動家庭經驗到下鄉實踐

1. 勞動家庭給我的質地：苦工、耐操、撐住的硬頸求生本能和習性

父親是沒領到戰士授田證提早轉業當司機的老兵，母親是不顧保守客家庄反對的私奔女兒。母親的家族幾乎是我們在台灣的唯一親戚，是一個女多於男的家族。客家女性在勞動生產場域，被要求與男性一樣地付出，甚至是挑起生計大權的主要支柱，卻又在耕讀傳家與男尊女卑的社會意識中，形塑出權力的落差。雖然時代變遷物換星移，我看見母親家族的女人幾乎複製一樣的角色。六○年代，我們這樣的勞動家庭，棲身在都會台北的衛星鎮──板橋，在勞動力密集產業中游移求生，沒有多少奧援，加上多病的父親，為經濟心力交悴的母親，作為老大的我，與弟弟，自小跟著賣菜、做成衣家庭代工的小童工，也曾跟著母親到醫院做清潔工、到成衣廠上班。小學四年級的我就得煮飯，然後等著父母下班一起吃晚餐。

小時候不懂，人家父母當老師，我的爸媽是工人的差別；印象深刻記著，過年回外婆家時，一定要禮儀整潔，然後跟著打扮亮麗的媽媽回「鄉下」（她說）的頭份省親，那是第一份感受到階級差異的記憶，即便那是一個極端異化的過程。我後來理解，做為一個私奔、嫁給一位相差二十歲的窮司機，母親多麼希望利用一年一次的省親，來展現自己優雅美好，來自繁華象徵的「台北城」的一面，她也希望透過我們，得以讓她擺脫「鄉下」左鄰右舍的評斷，揚眉吐氣。新年過後，再繼續油頭垢面鑽進勞動中。

「一切靠自己，不要欠人家人情」，是父母親一再念茲在茲的。他們說不上來什麼經驗，可是口中總是叼唸著「人情債，最難還！」不斷提醒我們家的小孩，告訴我們不要跟人家高攀關係，不要佔人便宜。送禮，對窮人是一種經濟負擔，因為不想造成別人的負擔，也不敢收人禮物。因此，我們家年節時最常上演的戲碼是，親戚送禮上門，隔日立刻回禮。這樣的習慣耳濡目染，長大後，對於我在人際關係的發展上造成陰影，曾經多少給了人過於禮貌、客氣，難以更加親近的印象。不過，勞動家庭沒有其他關係奧援，一切必須靠自己獨立，腳踏實地，不要巧取，不走旁門左道，則成了重要的家規。三十年後，我對照觀看新光關廠工人楊大華的家庭文化，找到這般類同的質地，這是看似不夠大方，卻老實反映底層勞動者可貴的尊嚴。

2.社會規訓的馴化與轉化—好學生

幼時，聽見鄰居小孩彈鋼琴的聲音，我在家卻必須剪標籤、貼玩具不倒翁的眼睛，忘了自己是否有想學鋼琴的慾望，也許早已習慣壓抑自己的慾望，某種自卑哀怨情結，似乎潛藏在幼小心靈。直到小學四年級，一次學校考試，竟然擦槍走火，考到好成績，全校集會時還到升旗台前領獎，我才爽到，彷彿找到一種激勵；於是拋開一些情緒與不理解，覺得努力向上就可以有成就，這樣的受矚目可以化解一切幼小心靈的自卑情結。於是，我開始成為社會規訓下的好學生。

自知非璀燦奪目的璞玉，更非天資聰穎伶俐之人。我求學階段一路走來，都是從無名小兵卒，然後開始擔任小幹部（糾察股長、學藝股長拉….）、再一步步升上副班長、班長；小學、國中、高中甚至到大學的學生生涯，沒有例外，我都是這樣的階梯式歷程。它反映了，我靠苦功，奮發努力，以得肯定，進而「一路向上」。直到30歲，我任職台北市政府勞工局時，面對龐大的公務體系與工作量，夜深疲累之際，我總是對自己說，只要拼命，人定勝天。咬緊牙關，一定過關。

因此，把自己撐起個樣子，體面、咬牙不低頭，是自小耳濡目染的結果。作苦工、耐操、不埋怨，一種硬撐的硬頸精神，跟我的出生絕對脫不了關係。然後，爲了要得到社會獎賞（Social Reward），為了要奪回尊嚴、要掙脫自卑、努力往上。感謝我的勞動父母，給了我這個質地，讓我在這一路上雖然遭遇崎嶇，但仍有力量匍匐前進。

 3.無以明狀的對弱勢的社會情感

國中二年級，無意瞥見公車窗外一位推車檢破爛的老伯伯，想到他沿街撿拾的辛苦，以及怎麼「落」到這步田地的慘況，心生疼惜，不禁悄悄地掉下眼淚。當時，不理解自己心中湧上的難過是什麼。家中常常往來與爸爸同是底層外省人的叔叔伯伯，他們都隻身孤伶，看著他們的背影，戰亂硬生生的拆離他們與家的聯繫，政治的無情，我常常心生疼惜。

媽媽因為是家族中唯一到台北謀生的客家女兒，於是，我們板橋家成為家族成員或因求學、或因家暴、或是北上謀職…..的驛站。我家收容過被丈夫打的二表姐與三表姊、考上一女中的堂表姐、撐起大舅家在台北謀職的大表姐，甚至外婆因為和舅舅吵架，也曾氣得離家出走跑上台北來住一陣子。家裡像個社會小縮影，駐留著這些因衝突擠壓、掙個空間轉換來去的親戚。那是一種對弱勢底層的情感嗎？年少易感的情緒，也許有著多重的情感投射，也許包裝著自己不確定的恐懼，或是類比的處境而有疼惜的連結。當時的我似懂非懂地看見複雜的衝突關係，生嫩的情感悄悄孕生，不過當時的情緒是矛盾的，又想掙脫窮苦低階、又有疼惜，順著主流教育階梯，抓住眼前唯一的道路，就是讀好書、取得好工作。

聯考後，隨母親在外銷成衣廠工作，當超時加班成為常態，疲累不堪的勞動，壓的我整個世界灰濛濛的，回到家只想倒頭就睡，一個月勞動下來，我的薪水卻只有7500元。這段經驗讓我體悟到「勞動家庭的現實」，學校教育的父慈子孝的場景，對我終究是虛幻。工廠勞動把我拉回父母的現實、我家的現實，我萌生理解也有貼近的情感。我重新認識了勞動階級的父母，勞動強度擠壓了家庭內的親子關係，他們不懂怎麼貼近孩子、或與孩子溝通，這是他們的困難。底層家庭的維生，無他，只有靠勞動；在我家、在工會幹部家、在遷移移民/工身上，我都看見在勞動中掙扎的刻痕，烙印深深。我有情感。

 4.「實踐」！向外探究的生命動力

我的政治啟蒙很早，這應該歸功於我父親以及國民黨一元化的教化。父親是那種國民黨非主流派的草根群眾，記得國中時他就常在我們面前罵陳年國代的事，我十分忠黨愛國，覺得國家該要改革，而不是革命，萬惡共匪是該清除的對象，「寒流」[1]是當時我最愛看的電視；我從小就是個行動派，我小時後的志願，是想當老師、女兵、情報人員，因為那樣才可以真正幫助社會，我愛讀名人傳記，從中找尋激勵與目標。

我蓄積主體意識的行動，始自高三。當時的我，充滿壯志情懷，這壯志合理化了我對升學制度的抵制行動；我考試開始作弊，並拒絕填鴨教育與聯考，被壓制的緊箍生命，因著對聯考後自由的想像與渴望，迫切地向校園外尋求路徑。當時拜訪創世清寒植物人安養院創辦人曹慶，他說「人生要有意義」深深鼓舞了我。於是，選填大學志願，我只填社會工作學系，因為，我認為那是一種「具體的社會實踐」，是真正助人的志業。

隨著進入大學，體制內社會工作的教育讓我深深失望，當時號稱「社工專業」正在萌芽，社工專業人員協會也正孕育而起。一片專業化的呼聲之中，學術社工讓我看不出有何具體協助的成效與感動；我對於助人事業起了懷疑（或說是挫折），不理解專業，我看見的「社工其實是踏著案主的血跡前進」[2]。於是，我拼命向外探究我那「具體的實踐」；到育仁兒童中心實習對過動兒服務、到世界展望會當義工、到伊甸基金會幫忙寫抗議布條（身障的就業歧視）、參加義務張老師訓練。義張訓練，則加深了我對於社工專業的失望，當時義張所謂「社會適應」的取向，更讓當時年輕的我面對到不解的痛苦；一次接案時，我無法隨著督導所說，要一位承受龐大經濟壓力的失業媽媽去「適應」她的失業，極度難過的我，決定退出了第三階段的義張訓練。

6.下鄉實踐對我的開眼，不斷蓄積主體意識的生命選擇

一切內外在的風起雲湧，都發生在1990年。

我的大學生涯，一如自己的規劃，大一大二搞好社會工作本系，大三再開始參加社團活動。大三的我，在焯炤館三樓右手側的國民黨社「輔仁學社」以及左邊的「草原文學社」中抉擇。社會實踐，是吸引我的重要因素，懵懂的我進入了「異議性社團」。「人間雜誌」與宋澤萊的鄉土系列小說，是當時社團的必備讀本，它們吸引著我，心底弱勢情感被召喚，雖然「抗爭」是遙遠的，對台灣社會現實理解薄弱，更從未聽過「街頭運動」。這段社團經驗，讓我開了新的視窗。野百合學運與台南將軍溪的田野下鄉行動，還有漁權會去台南縣政府的抗議行動，提供了一個豐沛又迥異於我原有意識型態的田野，大大衝擊了我的世界。

野百合學運可能是二次大戰之後，規模最大、最直接影響台灣政治發展的學生與知識份子的運動，作為學運份子「眷屬」的我，對於野百合學運帶給當時男友的衝擊與挫折，似懂非懂。我只插花般去過廣場，它對我影響遠不及下鄉營隊。記得當時的我，幾乎是連滾帶逃，逃離了台灣將軍溪的學生營隊。在當時，太多訊息衝進了我這個被馴化的腦袋。字正腔圓的國語優勢，在那短短一年之中竟成為我的自卑；捧著醃黃瓜飯碗的阿婆，使我難以相信台灣的鄉村仍有人就這麼過了一餐；文質彬彬的營隊學長在公聽會上嘶吼的斥責官員，他的滿懷憤怒使我訝異；更不用說，眼見那工廠的黃毒廢水侵噬了綠油油農田的污染事實。

然而，年輕熱情、對社會實踐的動力，讓我並未真正逃離，卻始終無法解答心中太多的疑惑，記得在一場民學聯[3]的讀書會上，我將這個認識論的問題丟給學長，追問甚麼是「認識世界的方法？」顯然，當時我對所遭逢的各種衝擊，無從理解整理，在沒有得到解答下，啟動了我接下來近二十年的行動探究。大四，回到系上，我開始與老師組成「基進社工」讀書會，在系刊發表了「蛻變中的社工圖像–我的社工反省」，眼向鉅視面的社工，我只選擇考台大與中正的社工研究所。同時，因緣際會，有幸與鄭村棋夏林清創辦的勞工教育資訊發展中心接觸，讓我有機會面對田野中充斥與以往迥異的認識經驗，繼續有探究的行動。

二十年，下放社會田野的實踐行動

我，是個熱血女青年，是個知識分子，在學院教化下，形塑了社會要求的進步知識份子的模樣與價值觀，也熱血滿滿地尋求奉獻的行動實踐。幸虧遭逢經歷風起雲湧的解嚴年代社運狂飆期，素樸的正義感使我無意識地往弱勢運動裡去。

1. 尤倩的工作簡史

台北縣政府勞工局（2年）	1991.7-1993.9	外在工運形勢仍以激進抗爭之姿向上集結，我在政府位置中向結構內外觀看
基隆市台聯貨櫃產業工會秘書（4年） 基隆碼頭自救會秘書（6個月）	1993.9-1997.7	進駐基隆，經驗工作與集體生活 勞動者啟蒙了我的社會化
	1997.7-1998.1
中壢希望職工中心（近2年）	1998.1-1999.10	宗教與移工議題的貼身經驗
台北市政府勞工局 （3年）	1999.10-2002.12	領導團隊 有意識的官方社會行動方案推展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8個月）	2003.1-2003.9	民間倡議移工議題
義大利讀書與黑工體驗（3年）	2003.9-2006.3	增加移動議題的視野
		底層外國人的親身經驗
移工民運動工作者 台灣國際家庭互助協會督導、台灣國際勞工協會顧問、白刷刷黑戶人權行動聯盟發言	2006.3-至今	匯積理解與涵容差異的督導能力

 

1993 年，我到基隆台聯貨櫃產業工會擔任工會秘書，大學生進入基層工會，懷抱著親近勞動群眾與救世實踐的偉大情懷，不料，每日必需得投身於工會的打掃應對。我曾強烈質疑自己為甚麼淪為「小妹」，也不滿一些工會幹部「沙文」的思考與發言。這些種種都在與同志討論中、在實踐中不斷地叮嚀自己必須進入工人世界思考，並挑戰自己知識份子的「身段與認識」。基隆的工會組織者經驗，讓我住進了工人社區，跳入了勞動者的生活世界，並與他們一起過活：說台語、喝酒、吃檳榔、開會、研議抗爭策略等等。這段經驗是我重要社會化的歷程，那助人專業的姿態、社工白袍生涯的想像都拋在腦後，我欣喜地進入另一種生活現實世界，活得緊張又充實，是我與社會弱勢者投身置入關係的重要起點。

帶著五年基層工會的磨鍊，1998年我進入了移工領域。

2. Sr. Lorna 羅娜修女

中壢希望職工中心是我接觸移工議題的第一個據點，過去在基隆台聯貨櫃產業工會的組織經驗，使得我得以在移工議題上持續探究前進，實踐的方式也跟著需要因人、因地制宜。當時，外籍勞工在勞動市場上墊底，在社會對待上被邊緣化、污民化，支持弱勢的善意說來容易，選擇與邊緣勞動者工作的同時也在選擇運動自己，並面對其他人士的看待眼光，同時還要想辦法翻轉。

中心屬於天主教堂區，外籍勞工尊稱我为Sr. Lorna –羅娜修女。我不再是以前基隆時甚麼都要做的「超級小妹」，但是承襲著過去的組織經驗，我開始陪著移工在教堂門口發放文宣，藉機聊些個人與生活的議題，我開始好奇於他們的出身，以及他們自己對於海外工作的生活感受與對於未來生活的想像。我開著公務車到中壢、平鎮、大園、觀音等工業區去找她/他們，這樣的接觸，改變了本來每日在教堂焦頭爛額如救火隊的接案；從外勞宿舍、工廠，使我經驗外勞限縮的生活空間、異鄉的苦悶、充滿著壓抑與無從表達的痛苦，他們的樣貌更鮮活了。

進入移工領域，正值台灣大量關廠外移，移工往往成為本勞失業的代罪羔羊。親朋好友對我投入外勞運動多有質疑。一開始我會激昂的進行意識形態的力辯，惋嘆難以扳回種族歧視的謬思。但是伴隨著對於議題的深刻度，我開始比較認真去對待一般人們這一種歧視心態的源起與經驗，一次次的經歷，刺激我去意識、思考，並自問自己，我開始接受並面對人們的外勞觀感與質疑，分析這種意識形態的形塑結構，同時承認有些質疑是真實的。

3. 浮游群落的北市移工

一九九九年冬天，工運出身而擔任台北市勞工局長的鄭村棋，希望以文化鬥爭的方式來翻轉社會對移工的污名。於是，他找了我進入了市政府，成為操作「國家機器」的移工行政者；利用行政部門的資源，面對移工問題叢結的結構，發展出一連串包括服務與文化活動的行動方案；透過移工詩文比賽、移工文化展演等相關活動，試圖以異文化風情與體現「移工也是人」的活動，來拉近無形的社會距離；並使用文化策略，讓移工可以集結、發聲及再發展的一種方式。

在台北市有八成的外籍勞工們是家務勞動者，散落在不同的家戶之內，仿如浮游群落。藉由過去累積的外勞實務經驗作為材料，設計一個動態的場域與社會學習過程，希望外籍勞工這個特定的族群，藉由公部門辦理的各項服務與活動（如：外勞文化節、外勞詩文比賽等），不斷地發生與其他社會群體對話的過程。而藉由外勞主體的主動的對社會現身、表達，發展出對於社會民眾有意義的社會互動，也透過設計特定溝通行動（如外勞詩文發表會、外勞捷運詩文海報等），歷經了解與溝通，並獲得台北市中產階級專業社群的支持。我深深覺得這是一段完整以外籍勞工行政實驗的行動研究，以文化為策略、以受難經驗為方式，透過不斷檢視、反映的行動，與移工共同創造的社會實踐。

基隆基層工會秘書的投身涉入，帶給我畢生難忘的啟蒙與真正社會化的經驗。幹部生活的照顧與陪伴，一方面滿足生活情感需要、一方面也滿足我的探究。我曾經氣憤幹部不上位置、推託責任、憤怒於工會領導頭人的攬權獨大，這些都在組織工作者彼此協助的團隊中，被支持、釐清與挑戰。工會會員與幹部帶給我的親身示範與啟蒙，讓我加速社會化，組織工作者的彼此協作，也磨鍊了我與基層群眾協同工作的組織基本工夫。我進入了他們的世界，看見了結構的壓迫，也看見了人在其中的無奈無力。1994年台聯抗爭，我曾哭著痛斥幹部無法撐過資方壓力的龜縮；1998年擎揚電子關廠，我怒斥勞委會強制送負債的移工返菲，而潸然淚下；也曾怒斥抗爭移工，太快樂的「失序表演」；1999年，在九一一大地震往生者的追悼會場、2001年，陪一名性侵個案到警局報案，卻遭到警方官官相護吃案的威脅、2003年，為染煞往生的三名印勞追悼會，我都因滿懷悲憤地掉淚。

4. 義大利經驗帶來的移動與勞動的視野

2002年9月，我到地球的另一端。32歲，放置自己到一個語言不通的異鄉，從零開始。我不知這愚勇從哪來？

義大利二年半的底層外國人經驗，讓我切身體會到社會位置的驟降、黑工的勞動生涯、異鄉的歧視與孤身在外的寂寞。走一遭下來，深刻體悟移動，確實需要勇氣與能耐。同時，也經驗到歐盟架構下，跨國的普遍與便利，處處是不同人種多元文化的社會，比較著台灣相對進步、尚有移民人權基調的社會政策，我則帶著臺灣經驗在羅馬親身實踐當地中國移民的組織工作。

返台後，自己面臨再融合的困難，一度無法整理自己出國的經驗。直到持續投入移工以及國際家庭的工作中，參與夏林清老師的「家庭經驗工作坊」，持續在行動研究學會與同行切磋……，尤其是工作中與移動者的碰撞，令我回觀辨識到自己因跨界而來的生命經驗，如何對我引領了新的視野與認識。與移民社群的工作，讓剛回到台灣的我，看見在台灣與越南兩個不同社會脈絡下，綿密錯綜的家庭結構硬生生地扣在一對對國際家庭中，一對對外籍姐妹與台灣老公在語言不通的家庭關係中，慢慢學習相處與對話，衝突、緊張、爭吵、辯嘴，或素樸的扶持，在在都是眼前再清晰不過的「教案」；它往往使我回觀到自己的親密關係，給我力量與看見與黑手男友的差異與學習互容。我常常想，他們都可以互相包容了，我為何不行？我想，對於事物差異涵容的態度與置身投入的探究行動，孕生辨識與理解的能力，使得我得以掙脫被主流綁架主導的詮釋，開展捕捉對於移動者的新理解，這也是長期茲倦不歇工作尚得以持續前行的原動力。

     在這段期間，我更尖銳地遇到了強韌、難以抵抗的龐然大物—-國家。

認識龐然巨物—-國家

1. 國家，移動者的痛苦來源

近六年來，在台灣接觸了移工/移民婦女，身分給一半的「無戶籍國民」、來自馬來西亞/阿根廷/薩爾瓦多的黑戶媽媽[4]、來自泰緬孤軍後裔的故事，還有流亡藏人。赫然發現，國家，竟是許多移動者生命中痛苦的來源。

低階移動者的痛苦是：在昇平年代，面對的是人權與工資的價差，被視為是社會問題的製造者；經濟困窘之際，被當作是拖垮經濟、製造動亂的代罪羔羊。國家作為治理者，不斷在各種機構、政策中傳達了對於「低階移民者」的非善意訊息，彷彿這些他者是社會資源的掠奪者。於是，國家設立了各種「國境控管」的關卡，規定了哪些人是可以入境的，哪些又是「Unwanted Citizen」（不要的公民）。這幾年，我們接觸到的，正巧都是在台灣政府規定的公民邊線上掉落的、掙扎的、流離的低階移動者。

而，我週遭的跨界移動者，他們的移動與特質，有的被國家視而不見，有的則被污名醜化。

國家不看：移動的政治歷史性

移動不是個人化的行為，每個移動者身上都牽引出區域戰亂、政治、工業化與現代化所帶來的人類移動歷史。

以「無戶籍國民」為例。冷戰時代的菲律賓底層華僑，面對的是兩個「祖國」。當時，中華民國政府向海外大量招僑，於是這些因國共內戰逃至菲律賓的華人，放棄取得菲律賓國籍，選擇拿中華民國護照，成為擁有國籍卻沒有戶籍的「無戶籍國民」，他們入境台灣後，只要有國人擔保，即可取得身分證。九○年代，嚴格的國境控管政策的開始，台灣政府透過入出國籍移民法的制定，這些「無戶籍國民」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樣取得身分證了。每六個月一定要離開台灣，再申請入境，如同外國人，政策迫他們成為移動的候鳥，也無法回頭拿菲律賓護照了；沒條件付得起機票錢的人，只有淪為黑戶，被警察臨檢就要面對被自己國家遣返出境的命運。

他們是冷戰下國共鬥爭的人質，是創造一個中國/中華民國的認同樣版。是國家，製造了這些人的移動，卻又丟棄了他們。國家公民界線的變動性，證明了公民身分是人工的、是政治權力製造出來的產品。

3. 國家不看：移動需要勇氣與能耐！

在移工/國際家庭運動場域，有機會看見面對異國的各種嶄新的社會環境、語言文化、生活習慣所衍生的新的適應、限制與壓迫；以及跨界資訊取得對於弱勢者的不易，使得移動者必須付出更多代價甚至是委託商業仲介，才得以取得跨界的機會。

「無戶籍國民」的阿中帶領了我親身經驗所謂「菲僑」的特質與文化，一開始我總歸咎於語言問題，因為，他總說不清他的故事，或者是版本有很多個，每次都兜不起來。在一次肢體工作坊中，老師要我們分組說故事，阿中跟我一組，他又說出了他迥然不同的故事，我直接問他，怎麼又不一樣，他笑笑說那是他自己編的。哈，這就是我印象中的阿中，沒有嫌惡，多了份理解。阿中在朋友面前都是一付大哥樣，熱情又拍胸脯，十足碰風型人物，好幾次，但是一遇見衝突或是意見不合，阿中開始顧左右而言他，不斷的麾與虎爛，很久後，我開始理解，那是他的生存策略，也因此得以躲過了嫌麻煩的警察的查察。移動者以各種方式跨界投入勞動的生存策略與能耐，應另眼看待。

4. 國家歧視：家的混雜美學！

因為台灣政府的規定，使得來自菲律賓的「無戶籍國民」，每六個月一定要離開台灣，因此他們的家人都在菲律賓，也沒有權利在台灣居留。政策，把他們的「家」很狠地拆散，違反了聯合國尊重家庭團聚的原則，又有誰在乎呢？在這樣的社會基礎下，壯年男女又怎麼面對他們的情慾？他們的親密需求呢？

於是，各種不同的類「家」的組合因此孕生。他們與「逃跑」外勞共組家庭，並有了子嗣；或是告別在菲的夫妻關係，在台灣另組成一個沒有官方認可的家庭。雖然沒有（也不能）婚姻契約與登記，但是家人間的相依扶持的情感與親密，真真切切，一點也不少。真實的家庭團聚與生活，倘若沒有一張文件的佐證，是否就否決了這樣的親密關係呢？

一對已經在台灣生活二十年，並育有一對子女的台菲夫婦，因為妻子二十多年前在菲律賓曾經有過婚姻，在菲律賓又沒有離婚制度的情況下，竟然無法在台灣完成婚配，導致夫妻至今都苦無名分。這，不是另一個制度的荒謬嗎？在我們協助黑戶媽媽的過程中，官方往往要求我們出式各種文件，以證明他們的各種生養關係與身份。例如：要有結婚文件才能證明他們是合法婚姻，小孩要有出生證明才能證明他的真實身分。沒有「合法」文件，就沒有親戚關係，他們必須處理所有的行政程序；誑論，跨國文件取得的繁瑣，需要翻譯再經過台灣政府駐外館驗證，步步關卡都要花費與官方打交道。

固化的制度，無法去接受「變異」的可能，於是製造了不理解的氛圍，反抗異動。混雜（hybridity）本身否定既有的模式；混雜，拒絕了文化權威，挑戰了固定而認可了差異。家的混雜美學，我從移動者的生活中真切體悟。

5. 國家，問題化移動者

民族國家的治理主權，把「外邦人」都視為資源的掠奪者與威脅者。並由此衍生了很多制度性的歧視。來自特定國家的外籍配偶必須通過境外面談，就是一個展現國家霸權再也明顯不過的例子。

以外交部針對來自東南亞、奈及利亞、巴基斯坦、印度等特定20個國家的配偶為例，他們皆需經過外交部駐外館特別程序的「境外面談」，才得以辦理單身證明或母國結婚文件驗證，以便他們的配偶來台；結果導致這些跨國夫妻在面談的刁難下必須來回奔波。相較於美、日、法等其他國家的配偶，經過一般申請程序即能完成單身證明或母國結婚文件驗證，甚至在台灣即能就地結婚，真是有著天壤之別。

特定國家的境外面談是什麼意思？這些名單多數是經濟弱勢國家，他們被台灣政府貶抑、差別對待。這樣的國境控管實則已經擴大地箝制了人民的婚姻締結權；移動正義，對於弱勢者，尤其是來自窮國的人民，根本是被嚴重剝奪的。

6. 民主的提問：政府不是因人民而存在的嗎？

2010年4月17日，白刷刷黑戶人權行動聯盟舉辦「就地合法，大赦黑戶媽媽」記者會，「沒錢回薩爾瓦多，能問的我都問了，想盡一切辦法，卻只得到政府『不行、沒辦法、照規定辦理』的回答」，李先生非常感嘆，「政府不是因人民而存在嗎？我太太怎麼因政府而成了非法黑戶？」

2012年6月3日，白刷刷黑戶人權行動聯盟舉辦的無國籍論壇，當流亡藏人根桑輪珠被問到為何成為無國籍者？他說：「我從來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對我而言，我有認同的文化與土地，但是，你們卻稱我是無國籍者……..」

在台灣，持有停留簽證入境的無國籍者，是永遠不可以辦理居留的；台灣人與流亡藏人的婚姻，雖通過了國家的境外面談，這些先生卻因為他們是流亡藏人，沒有辦法如一般外籍配偶取得居留證，進而取得身分證。台灣政府明白了說，不給無國籍者居留，是因為無國籍者沒有護照，擔心因為沒有護照無法遣返，未來會滯台淪為人球。

身為「無國籍者」或者是黑戶，便要被剝奪了與妻子、孩子團聚的權利？人，無法選擇出生地，人也無法萬能地扭轉逆境，難道就因此失去了作為一個「人」的基本權利？這是什麼道理？不是人權剝奪，那又是什麼？與移動者的工作中，讓我重新理解國家、重新理解公民身分。不論是無國籍者或者是黑戶，這些人，在台灣社會是購買商品的消費者、是創造價值的勞動者、他們是爸爸媽媽是勞動力再生產的製造者。他們與台灣在地緊密的社會連帶，卻因為不符合「國家」規定，使得他失去基本的人權。這是什麼道理？

移民工作的實踐知識

實踐歷程與認識的轉化，是透過實作經驗得來，無以比擬的「實踐知識」。這幾年的實踐經驗，我認為，做為一個移民工作者必須挑戰與持續質問的，就是國家的那一條「國境控管」的界線。移民工作者必須質問：民族國家的治理主權，怎麼把「外邦人」都視為某種資源的掠奪者與威脅呢？悅納異己、善待外邦人，真的只是政治或經濟的問題，難道不是同樣基於倫理與道德的考慮嗎？不論是自我或者是他者，沒有任何人的生命比其他人的價值較高或者是較低。生命需要條件才能成為可活的生命，創造與維護這些條件，無疑是我們的政治責任與倫理決定（Butler 2009）。

實踐知識也告訴了我：歸屬、認同都是政治性的語言，歸屬、認同背後都是控制，一種區分的社會標籤。雖然在面對家國與居留地，人們面對國家與離散的關係總是糾葛難解。但是，相較於主流以民族主義、資本主義主導的敘事，這些離散的人們正用自己的移動書寫著不一樣的顛覆性故事。而，移動者身上豐厚政治動員過程中的歷史角色成為他們無窮潛力的明證；他們的存在，正巧批判了僵化的民族本質主義與國家疆域。我常在思考，民族國家不過是近百年發展出來的權力體系，百年前人類的移動更不似今日面對處處的控管，國家治理的正當性雖受到全球主義的挑戰，但民族國家卻也不見因此退位；對於去國家化的論述，不能粗糙與一廂情願，但是，一種新的思維與視野的思考：不問來自的種族與國別，不問他/她的性別與身份，生活在居留的所在地就應該享有基本的健保、受教育與福利，這樣處處為家的存活正義，是不是尊重人權的最終體現？

若說慘綠年代的我，執意奉獻熱血給我的「國家」，那種對國家的認同，是一種被社會教育規訓下的應然。那，對於專業社工的反叛、在下鄉實踐後的乍醒，是警覺國家認同似乎不是那麼簡單一回事，意識到「案主」的最佳利益與權力掌握者利益的差異。那麼，從工會到移工組織再到其他移動者，則讓我透過置身投入的行動，經驗他們的具體經歷，進而認識到國家的治理霸權，如何具體而為地透過各種機構系統，穿透到人們的生活關係之中；於是，各種對移民者的蜚短流長，國家官僚甚至人民，透過制度強化了偏見。這讓我想起，過去大學時代讀書會每每提到，韋伯先生所言及，『國家擁有使用肉體暴力的工具和其合法性的壟斷』，如實展現在眼前。

同時，這一路也在辨識社工的角色。我從年輕熱血地認為「社工是具體的社會實踐」；進入了學術社工，我批判「社工，是踏著案主血跡前進」的自我成長路線，批判社工忽略了鉅視面的社會改變；後來，我思考社工是怎麼看待「案主的問題」？有沒有打算或者是怎麼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論，或者是成為體制的幫兇？是補破網的社工師？還是噤聲不動、輸送資源、無奈的政策執行者？這是社會工作，做唯一門「上升中」的業別，其人性論、方法論與政治責任的重要課題了。

行動研究，繼續幹下去！

勞動家庭培育的質地、親身手工實作的信念、社會規訓養成的能耐、九○年代狂飆的社運都提供了豐沛的沃土，讓我的勞動習慣巧妙的接上了我二十年的「運動勞動」。我人生前二十年的長成，可能助我發展成為體制內向上發展的樣板；然而，這前二十年的養成，卻巧妙地在我選擇社運路線後，接續作用，並且轉化為自己得以在社運中撐住自己的基盤力量。

回想起自己大學時代亟亟探索：什麼是認識世界的方法？一直到這麼走來二十年，才敢說在主流專業知識與行動知識間辯識出了差異與方法；無獨有偶的，這都是來自於置身社會群體生活經驗的累積，引發自身啟動的主體慾望；這是自身主體行動而來的知識，也是與社會群體間互為主體的不斷前行的學習。這是行動者用肉身探尋的知識工作與社會轉化的民主關係。而，我始終認為自己一直踏在社會工作這一條道路，不論是我二十年前稱之的「基進社工」或是社會上稱之的「社會運動」。這是置身投入的自我與社會改造的運動，是我的社會工作實踐。

行動研究，繼續幹下去！   （全文完）

 

白刷刷黑戶人權行動聯盟  ：

由長期關心國際家庭、移工以及跨界移動者的民間組織共同組成，反對差別對待、不公義的國境控管政策，致力於除去黑戶污名化，爭取黑戶權益。我們是：

台灣國際家庭互助協會 02.22809500 / 07.7675462

促進跨國婚姻組成之國際家庭，建立互助支援網路，協助國際家庭成員與本地社群交流互動，闡揚國際家庭實踐多元文化之經驗，推動保障外籍配偶之公民權、工作權、教育權、社會福利及其他人權之活動為目標。

台灣多元跨界行動協會 0919216306

結合花東地區的老師、社工員、基層工作者等的組成，希望創造在地性的人文關懷，關注培力弱勢團體。

菲律賓歸僑關懷連線 02.25995943

致力關懷菲律賓華僑在台灣的勞動、生存處境，並希望協助所有在台灣遭逢困難的跨界者—包括：無戶籍國民、無國籍者、愛滋黑戶、黑戶家庭、移工以及國際家庭。

天主教嘉祿國際移民組織台灣分會 02.25995943

天主教嘉祿修會所設立的非營利組織單位， 天主教嘉祿修會以服務與照顧移民為宗旨，強調倡議與保護，照顧與庇護，瞭解與對話，致力於移工、移民、難民與船員的福祉與權益。

[1] 寒流是六○年代反共匪的電視劇，內容描述文革時代中國如何殘害人民，是當時重要的反匪劇。

[2] 摘自：1989年我大三「溝通技巧」的學習報告。

[3] 「民主學生聯盟」，野百合學生運動前後，學生運動的一支路線，「草原文學社」是民學聯校際發展的一個社團。

[4] 所指的黑戶，係指外國人在台灣因為護照過期或者是簽證逾期，所導致的沒有「合法身份」的

特殊處境。黑戶媽媽指的是與國人結婚，並有家庭，但來台之初因經濟或是資訊因素，無法完

成相關歸化程序導致成為在台灣沒有身分的外國人。

 

從合陽模式到陝西模式：推動農村婦女參與村莊治理的行動研究

高小賢 2012

 

 

2007年3月6日，中國日報以《越來越的婦女當選村委會主任》為標題介紹了陝西合陽縣在新一屆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選出了20名女村委會主任的事例。無獨有偶，當天陝西發行量最大的一家報紙頭版以“合陽現象”為標題也介紹了合陽縣女村官的事蹟，同日陝西省8家政府單位與一家民間婦女組織聯合舉辦的“女村官與新農村建設論壇”在西安隆重開幕，百名女村官進城和政府涉農部門的官員一起面對面討論新農村建設再次成為媒體的焦點。一時間“女村官”成為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繼“女專業戶”、“女鄉鎮企業家”之後又一個新的、耀眼的群體浮現在社會公眾面前。

這裡所說的“女村官”，是指擔任村委會主任和村黨支部書記的婦女[①]。與體制內女領導幹部不同的是，她們不是被上一級黨委或政府任命的，而是通過參與激烈的競選產生的；她們不再是男性領導者身旁的“副手”，而是男性仍然占絕對多數的村委會、村黨組部中的“一把手”；她們是中國最小的“官”，但卻要為擁有數百甚至數千人口村莊的經濟文化生活發展、基礎設施建設和社區公共服務負起責任，是農村社區發展真正的領軍人物。

這個群體的出現挑戰和顛覆了傳統的性別分工以及社會對農村婦女的刻板影響。陝西歷史上是13代古都所在地[②]，以男尊女卑、男外女內為特徵的男權文化結構積澱深厚，婦女成為農村社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掌門人”是超乎一般人們的想像的。2003年第五次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全省只有184名女村委會主任，占全省村委會主任總數的0.6%，可謂鳳毛麟角。2006年第六次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後這個數字翻了將近一倍，到2009年第七次村委會換屆選舉後全省的女村委主任人數增加到544人，加上女黨支部書記全省共有女村官1193人，占到行政村總數的4.5%。這群“一把手”在各地的新農村建設中風風火火的行動和事蹟，拓展了社會性別勞動分工和社會性別空間，其影響力遠遠超過她們的人數。

為什麼在短短的5年時間內女村官的人數會有這麼大的發展呢？

這個群體人數的上升與以往的經驗不同，它不是中央政府自上而下號召的結果，而是一場草根的婦女參政運動的成果。這場運動背後的直接推動者是一個民間婦女組織——陝西婦女理論婚姻家庭研究會（簡稱陝西婦女研究會或研究會）。

陝西婦女研究會成立于1986年，是一批知識女性面對改革開放後急劇增加的婦女問題而成立的一個社會團體。最初的定位以學術研究為主兼作學術推廣，後受國際女權主義運動的影響，在90年代中期轉向為行動研究，希望既由研究-行動-研究-行動……這樣螺旋的迴圈過程，推動性別關係的改善與性別平等進程。目前有會員130余人，全職員工23人，還有100多名長期穩定的志願者隊伍。這場草根運動開始於2004年，是研究會在十餘年農村婦女與社區發展行動研究基礎上又一個新的行動研究議題。

• 背景與方法

   70年代末中國農村以聯產承包為發端的經濟改革啟動了農村經濟社會的快速轉型，使中國早在50年代末已經出現的農業女性化端倪成為一個普遍的社會現象[i]。農業的低收入使得農村婦女的地位雙重邊緣化，陝西地處西部地區，貧困就成為農村婦女的代名詞而備受發展界的關注。90年代初隨著國際交流與援助專案引入中國的婦女與發展、社會性別與發展理論，以其鮮明的行動性和操作性讓研究會這批充滿理想主義的學者著迷，開啟了研究会向“行动研究”的转型和长达数十年的农村社区发展项目。

研究会的社区发展项目全部选择在贫困地区。项目坚持从社区群众的需求出发，内容涉及生计、健康、教育、基础建设、减灾防灾、社区组织等多个领域，参与性、赋权和社会性别敏感是贯彻始终的基本原则。在每个项目中，我们以回应社区的实用性社会性别需求为切入点，在过程中强调妇女及穷人的参与和赋权，增加一些意识提升的能力建设，逐渐回应战略性社会性别需求。2001年前研究会的项目没有直接干预过妇女参政。当时的认识是，妇女参政是妇女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一个重要渠道和指标，但参政是需要一定的能力和经验做支持的，如果在能力不具备的情况下靠外力让妇女进入村委会，那只能充当花瓶而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妇女参政。因此我们将重点放在自下而上的能力建设上，花时间去培养妇女骨干和培育组织，做了很多基础性的工作，如开展社会性别、妇女领导力、参与式社区规划、社区组织管理等多种形式和内容的培训，协助并陪伴她们组建小组开展各种各样的社区活动，培养她们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和能力，也在项目点成功地培养了一批妇女骨干。这时出现两个问题：一是我们发现妇女参仅参与项目活动是不够的，进入不到决策层使得妇女和社会性别的议题很难成为社区的公共话题；二是当我们试图推动妇女骨干参与村委会选举时发现社区的阻力和妇女自身的顾虑都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妇女参与公共决策，这既是性别平等的目标也是实现性别平等的策略和方法，因此，如何让更多地农村妇女进入村民委员会参与公共决策与治理，便成为我们回应战略性社会性别利益需求的一种探索，写进了2001年宜川项目的三年规划之中。

8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在农村试行村民自治，即由村民直接选举村民委员会，实施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1999年《村委会组织法》在全国正式推行。之后许多地方出现女性在村委会班子中的比例呈下降趋势。2003年全国的数据显示，妇女进入村委会的比例很低，占村委会成员总数的16%；在进入村委会的妇女中，正副主任更少，全国女村委会主任仅占1%左右。陕西省的情况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3年第五次村委会换届选举后，全省当选的女村委会干部11061人，占村委会干部的9%，低于全国7个百分点，较前届下降了1个百分点。女村委会主任更是凤毛麟角，全省仅有183人，占村委会主任总数的0.6%。

一次赴印度考察打开了我们的视野[③]，印度的启示主要的有两点： 一是看到了法律和政策的影响力。印度93年宪法第73条的修改，带来了妇女参政的巨大成绩，基层妇女主任和委员的比例达到三分之一，使我开始重新思考研究会以前的策略，我们除了在社区坚守，做扎扎实实的基层动员和能力建设外，可否也去花气力推动政策的改变，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策略结合起来？二是对妇女能力和参政的关系有了重新的认识。印度宪法修改初期，推选上的妇女也不是个个都能胜任，考察时看到当年的一个宣传漫画，画面是一个男人举着一个牌子，牌子上是一个妇女在主持会议，寓意当选的妇女仍然是被男人操控着。在历时2周的考察中我们由北到南接触到了很多的基层妇女领袖，发现她们非常活跃和能干，很受村民拥戴。这使我开始思考，是先给妇女一个舞台让去练习呢还是先让她们练习好了再上呢？印度案例的成功让我认识到这两者都是需要的，但前者可能更为重要，因为能力是需要在实践中积累成长的。

印度回来后我们想在推动妇女参与基层治理方面尝试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坚持以往在农村社区项目中的由下而上的赋权路线，另外也考虑开始从影响政策和社会动员入手，培养更多妇女进入权力核心，由她们将社会性别的议题带入村委会。

行动研究方法

“行动研究的基本概念是一方面整合理论与实证研究，另一方面直接运用研究发现；也就是将行动研究视为一理性的社会管理，同时结合社会科学的实验方法与社会行动，以反映主要的社会问题：理性的社会管理包括一连串的规划、行动、行动的结果的事实发现，是一螺旋的循环过程”（Hart&Bond,1995）。行动研究有四个特性：（1）研究者与参与者的合作；（2）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法；（3）改变实际状况；（4）发展理论[④]。

女性主义研究的终极目的就是改变现状，创造新的性别关系制度，所以更喜欢行动研究[⑤]。陕西妇女研究会的行动研究议题来自妇女的需求和现实的发现，项目团队作为研究者参与整个干预方案的规划、行动与评估，以达到推动现状的改变与发展本土理论目的。

干预框架。行动研究作为一理性的社会管理或社会实验，它将行动带入真实世界时这些行动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着一定的逻辑关系的，即在一定理论框架指导下的实践活动，我们称为干预框架，它是建立在对问题分析的基础上的。

实施村民自治以来女村官的人数少原因很复杂，最主要的有三点：第一、政策和法律的力度不够。《村委会组织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对妇女在村委会中的席位只提到“应当有适当的名额”，力度较弱，使其对基层政府官员的约束力和村民的影响力都不够。第二、受婚嫁习俗、宗族关系等男权文化结构的影响，妇女在竞选中的社会资源有限，和男性相比有四个不利之处：一是中国 “男娶女嫁”、“村外婚” 的习俗，使得大多数妇女结婚后离开娘家所在村庄，这就等于将自己婚前积累起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丢弃，在婆家这个陌生的环境中重新开始建立；二是以男性为传承的家族制度，在今天的农村仍然有很大的势力，这使得男性在竞选中更容易获得族人的选票支持；三是传统的性别角色定型，使得很多村民不大愿意接受一个女人的领导和管理。第三，受“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影响，妇女在村中公众事务中较少参与，缺少抛头露面的机会锻炼和证明自己的能力；很多妇女也不愿意主动地去参与村委会主任的竞选，担心村人说闲话，担心家人不支持，也担心村务、家务两副重担同时放在肩上能否扛起，致使很多有潜力的妇女主动选择了退缩和放弃。

因此，要想改变目前的现状，就必须从政策创新、妇女能力建设、宣传和社会动员三个方面同时入手。

    地点的选择。项目地点选择在合阳县的原因是：一是有一定的代表性。合阳地处渭北旱塬，人口较为密集，全县辖12镇4乡351个行政村，以农业为主体，属国定贫困县，农村人口39.4万，占总人口的90.9%，妇女劳动力为10.7万人，占总劳动力的51.14%，所属的渭南市是全省人口最多的以农业为主体的地级市，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使得未来项目经验的推广有很大的空间。二是合阳县妇女参选参政的工作曾经做得不错，在第四次村委会换届选举中陕西省妇联曾经转发过合阳的经验。但在第五次换届选举中妇女的参选率呈下降趋势（详见表1），有将近一半的村委会中没有女委员。放在合阳也是希望总结研究影响妇女参选参政的因素。

表1     合阳县第四次、第五次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妇女当选情况比较

年份	村委会主任		村委会副主任		村委会委员
	总数	女村委会主任	总数	女村委会副主任	总数	女委员	女性比例%
第四次 （1999）	353	3	81	10	1286	249	19.4
第五次 （2002）	351	0	88	7	1296	191	14.7

三是合阳县妇联有着执行项目的经验。研究会于2001-2002年在这里执行过由荷兰大使馆资助的“建立县、乡级反家庭暴力的社会支持性环境”项目，县妇联、县政府及部分乡镇领导曾经接受过社会性别培训，有一定的社会性别敏感。因为在反家庭暴力项目实施中的突出表现，研究会后来又将一个全球妇女基金资助的项目放在合阳，使得合阳县妇联的9名干部绝大部分接受过社会性别培训者的培训(TOT),有4名有独立开展社会性别培训的经验。第五次村委会换届选举后县妇联对全县妇女当选情况及时进行了调查，有和陕西妇女研究会合作在2005年换届选举中推动更多妇女进入村委会的愿望。

 

   三、过程与成效

推动农村妇女参与基层治理的行动研究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4年至2006年初，目标是抓住2005年第六次村民委会换届选举的机会推动妇女当选村委会、特别是村委会主任的比例，地点主要在合阳县，后期扩及汉中、安康两市，可称作合阳模式的创建阶段。第二阶段是从2006年中开始，目标是提升当选女村官的执政能力，将社会性别与善治引入村务管理及新农村建设，这阶段活动主要集中在合阳县和渭南。第三阶段是2008年，在陕西第七次村委会换届选举中与省妇联联手，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合阳经验，以提高全省妇女当选村委会成员比例，可看作合阳模式的推广阶段；第四阶段从2009年开始，目标是拓宽农村妇女参与基层治理的渠道，将关注焦点由村委会扩及到乡人大、村经济合作组织以及互联网。整个过程是由一连串的规划、行动、结果评估所组成，每一个阶段的规划与行动都是基于前一阶段所存在的问题，即行动之后的评估与发现而设计的，是一个螺旋形的过程，最终想推动问题的解决或向总目标靠近。

陕西妇女研究会的项目团队由学者和项目管理者组成，前后共申请和实施了大大小小的项目 9个[ii]，地点也扩及到汉中、安康、渭南等市。这里以合阳项目为主线分析介绍。

 

    第一阶段：创建合阳模式

2004年8月研究会向福特基金会申请的“提高妇女当选村委会成员比例示范项目”获批。该项目由陕西妇女研究会主持，合作伙伴包括陕西省妇联和合阳县妇联。周期20个月。

项目的总目标是：通过提升农村妇女积极分子的参政意识和能力，改善农村妇女参与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政策与社会环境，使妇女进入村委会的比例在原先的基础上增加10个百分点，减少性别不公平现象。具体目标是：（1）培养20名能够承担社会性别培训的本地培训者；（2）培养150名具有社会性别意识、知晓村委会选举法并具有一定领导能力的妇女积极分子；（3）制定有利于妇女当选村委会成员的政策，建立妇女当选村委会的支持性环境；（4）增强妇女NGO促进农村妇女参选参政的经验，以在更大范围推广。在第六村委会换届选举中提高妇女当选村委会主任与委员的比例。主要做法是；

 倡导配额制政策。配额制是国际上提高妇女参与决策通用的办法。研究会作为一个民间组织，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影响政策方面的先天不足，因此项目一开始就确定和省妇联联手，推动主管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省民政厅出台有明确配额制的文件。这个过程并不容易，开始民政厅的领导不同意规定比例，认为这样做有失公平原则，对妇女当选权利的保护会造成对男性候选人权利的损害或剥夺。为此我们和民政厅领导多次沟通，向他们介绍配额制背后的理论，专门召开了小型研讨会论证指标的合理性。来来回回四易其稿，最后由省委组织部、省民政厅与省妇联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全省村级党组织和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中妇女参选参政工作的意见》（陕妇[2005]25号，以下简称25号文件）。尽管文件中一些提法我们仍不满意，但较之以前还是有了进步。25号文件明确提出了第六届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妇女参选参政的3个指标：（1）每个村应有女性候选人，每个村委会班子中应提倡有一名女委员；（2）每个县（区、市）的村委会中女主任数不少于3人，经济发达、人口较多的县（市、区）女村主任的选配应不少于5人；（3）在选举村民代表时，女村民代表的比例不少于25%。为了保证这3个指标的落实，还提出了2个过程指标，即各级换届选举领导小组中要有妇联参加；成立村选举委员会时，应有1名妇女参加；并将陕西妇女研究会与省妇联在合阳县的项目作为全省推动妇女参选参政的试点写进了文件。

在25号文件的带动下，合阳县委组织部、民政局、妇联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中妇女参选参政工作的意见》，将省级文件中的目标进一步提升：成立村选举委员会时，应有1名妇女参加；在村委会换届中，每个村应有女候选人，每个村委会班子中至少有一名女委员，每个乡镇争取有1名女村委会主任；在选举村民代表时，女村民代表的比例不少于30%。

为了提高合作伙伴对妇女参政重要性的认识，我们举办了有乡镇领导、民政及妇联干部参加的“社会性别与村民自治”培训班，以提高领导干部的社会性别意识及对政策的执行力度。

    培训有潜力的妇女骨干。民主选举的游戏规则是优胜劣汰。提高妇女当选村委会成员比例的前提是要有一批有热情参与竞选的妇女。我们和民政干部的分歧在于：他们认为农村妇女缺少能力、素质低是造成目前比例低的主要原因；我们的观点是农村潜藏着大量的能够胜任村官的女能人，比例低的原因是社会性别分工和性别文化制度造成妇女不敢或不愿参加竞选，因此，找到有潜力的妇女，通过参与式培训提高她们的参政热情和自信心就成为干预的一个重要策略。

我们邀请国内该领域最有经验的专家联手在合阳县举办了一期培训者培训班（TOT），在研究会以往开展过的社会性别、妇女领导力等培训经验的基础上，开发出一套包括社会性别意识与自信心提升，村民自治知识与竞选技巧为一体的参与式培训教材；为基层推选出来的具有竞选潜力的255名妇女骨干，分5批举办了为期3天的参与式培训班。

实践证明，选举前的培训是非常有效的，它催醒了这批农村妇女精英压抑多年的自我展现的欲望，这批从没有想过要进村委会的妇女在培训后迸发出强烈的竞选愿望，为合阳县在第六次村委会换届选举中提高妇女当选比例做好了人才的储备。

    社会动员与公众教育。妇女对参选参政缺乏热情和自信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干部”一直被看作是男人的事情，妇女出来竞选担心得不到家人和村民的支持反而会被人嘲笑。因此建立一个支持妇女参选参政的社会文化环境，就成为项目干预的第三大策略。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动员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长期从事群众工作的妇联组织在这方面更是得天独厚，合阳县妇联成功地在全县掀起了一个支持妇女参政的社会氛围：利用当地人喜欢看地方戏的习惯，编排了一场90分钟的“妇女参政”地方戏晚会，巡回16个乡镇演出，观看演出的群众达2万多人次；创作和发放支持妇女参政的宣传画3000张贴在合阳县每一个村庄的公共场所；利用广播、电视、报纸、板报等宣传工具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⑥]；制作电视专题片、将妇女参选的标语及口号制成宣传页在电台连播18天。全县每当选出一个女村主任，电视台就通过字幕向全县宣布。

如此声势浩大和形式多样的宣传，使得妇女参与竞选村委会主任一时间成为合阳县街头巷议的热点，改变了一些村民原有的传统观念或偏见，使一些原本不支持妇女参选参政的丈夫、婆婆和村干部改变了态度，减少了妇女竞选路上的阻力。同时这种氛围也感染鼓舞了一些妇女出来竞选，20名女村官中最后一位当选的李春草，就是被这种形势所激励产生竞选念头并走向成功的。

    直接成果。2006年1月第六次村委会换届选举结束，合阳县共选出女村委会主任20名，创历史最高纪录；选出女村委会委员324人，占委员总数的25.2%，比上届提高了10.5个百分点（详见表2）；几乎做到村村都有女委员（92%），比上届提高了36%，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推动妇女参加村委会的竞选也带动了党支部换届选举中妇女的参与热情，合阳县2006年村党支部换届中选出了16名女党支书记，占到党支部书记总数的4.6%,其中有3人是村委会主任兼党支部书记。

在合阳县的带动下，全省的妇女参政比例也有明显的提高，选出女村会主任291人，占总数的1.1%，较上届几乎翻了一番；女村委会委员12549 人，占16.1%，比上届提高了7.1个百分点。

 

表2          合阳县第五次、第六次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妇女当选情况比较

年份	村委会主任			村委会委员
	总数	女性	女性占%	总数	女委员	女性占%
第五次（2002）	351	0	0	1296	191	14.7
第六次（2005）	348	20	5.7	1285	324	25.2

 

第二阶段（2006-2008）：

合阳县一届选出了20名女村官成为合阳、陕西、乃至全国的新闻，很多人包括村民、政府乃至媒体都在观望，这给了研究会和合阳县妇联更大的压力，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这批女村官上任后的作为不仅牵扯到对她们个人的评价和下届能否当选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关乎到社会对农村妇女参政的整体评价，如果这届她们干得不好，那么今后要想推动这项工作难度就更大了。研究会项目团队即刻开始了第二阶段的工作，即“扶上马再送一程”，陪伴这批女村官成长。

农村集体经济解体后村民对社区公共事务普遍缺乏热情，加上政府长期对农村投资不足，村委会想有所作为本身就非常不易。这批女村官中有近半数以前没有做过干部，不了解村委会工作的程序和内容，当选后热情很高急于回应竞选时给村民的承诺，而又受贫困县村级公共积累短缺的制约，特别是女村官所在村多数都背负债务，还有，这批女村官肩负着将社会性别带入村务治理中的使命，这些对她们来说，不只是一个经验积累的问题，还有很多新的学习和创新，特别是关于社会性别和善治的学习与实践。

2005年10月中央政府开始在农村推行社会主义农村的战略举措[⑦]，为女村官谋求村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如何抓住这一机遇展现妇女参政的成绩和风采，也成为研究会继续推动下一届妇女参与村委会换届选举的又一策略：即用榜样的力量影响政府和带动妇女。

研究会于2006年6月开始实施合阳二期项目，希望通过系列的能力建设，提高女村官的社会性别意识与治理内能力，达到巩固妇女参政和推进农村民主化进程的双重效应。[⑧]

当今农村治理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村民对公共事务缺乏热情和参与的渠道。如何使村委会干部认识到村民参与的重要性并形成一套村民参与村级事务决策的机制，成为基层治理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二期项目有针对性地设计了多样化的能力建设活动，包括系列的参与式培训，内容涉及社会性别分析、村务管理、女性领导力、参与式社区发展规划（PRA)以及外出考察。研究会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培训是能力建设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但对能力提升的作用也是有限的。我们将“做中学”的理念带进能力建设，借鉴农村社区发展项目的做法，设计了一笔小额社区发展基金，教她们如何用参与式方法做社区需求评估，如何根据村民的需求设计小型项目及申请资金，又在资金的申请指南中强调社会性别与治理，优先考虑有村民参与和妇女参与的项目。通过的小额社区发展基金的竞标、实施与评估等过程，使女村官学习、实践村民参与决策、管理、监督的意义和方法，并借“新农村示范村”的创建，推广并影响政府的新农村建设活动，以推动村级民主管理的进程。

经过三年的实践与磨练，这批女村官迅速成长。她们中多数兑现了自己竞选时的承诺，带领村民使自己村庄的的面貌发生了改变，其中有1人当选了全国人大代表，5人是县人大代表，还有中国妇女十大代表，陕西省女村官联谊会会长，开始在县乡、省乃至全国更大舞台上参与治理。

2007年3月合阳县女村官协会成立，标志着这个群体已经有了自己的网络。2008年8月，在全省第七次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即将开始的前夕，我们在合阳县召开了“合阳县女村官与新农村建设经验交流现场会”，来自全省的女村官代表、政府相关部门领导、妇女学专家等近200人参加了会议，他们对合阳女村官在新农村建设中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再次肯定了农村妇女参政的意义，为全省的新的一届换届选举起到了动员作用。

 

    第三阶段（2008-2009）推广合阳经验，创造陕西模式

行动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社会现状，因此社会试验之后的大面积推广也是追求的目标。研究会作为一个民间组织，为了研究成果的最大化，通常的做法是用自己的理论优势和专业化团队开展行动研究，待干预的经验或模式成型后便游说和影响政府去推广。2008年第七次村委换届选举时外部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合阳女村官群体在新农村建设中表现出的积极性和所取得的成绩获得社会普遍认可，研究会为女村官搭建的各种平台也扩大了女村官的影响力，改变了一些政府官员和村民的认识偏见，省妇联、省民政厅对提高女性在村委会的比例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这些都为第八次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合阳模式的全面推广奠定了基础。

最合适的推广者是陕西省妇联。时任省妇联主席是一位具有远见和魄力的领导，受前期合作的影响，2008年第七次村委会换届选举来临时省妇联领导对这项工作的认识和重视程度空前提高，年初工作计划中就有安排部署，要求各县市妇联学习合阳经验，力争使全省妇女在党支部、村委会中的比例再提升一个高度，并将这项工作列为2008年的重点工作和年终考评的内容。

提高妇女当选村委会成员比例对妇联来说是有难度和挑战性的：第一，村民自治之后村委会委员是选举产生的，政策的干预力度较之乡以上女干部的任用要小得多；第二，妇联和民间组织比较起来因其体制内的地位对政策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在体制内它又是非常边缘化的，中国目前体制能对换届选举产生影响的是县乡党委的主要领导，同级妇联主席很难要求或影响他们；第三，开展培训、宣传等活动是需要经费的，县以下妇联大多数都是吃饭财政（即只保证人员工资），缺乏活动经费；第四，选举是一个多方博弈的复杂过程，既是做工作也很难保证有成效。妇联作为群众团体，以往的工作常常是配合性的，即围绕党委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开展一些宣传教育、表彰评比等活动，很少有像这次这样实的指标要求，各地妇联对此都反映难以达到要求。

2008年省妇联历史上第一次从省财政争取到200万的培训经费，省妇联领导果断地决定从中拿出一部分支持10地市妇联的培训与宣传，并于6月召开了各市区县妇联主席工作会议。这是一次成功的动员会，参加会议的都是妇联的“一把手”，会议邀请研究会的专家作培训，合阳县妇联主席介绍经验，用参与式的方法让各地讨论并展示自己的行动计划，参会者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了，她们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结合各地情况提出了可行的工作计划，并将合阳经验概括为 “党委重视、选准苗子、激发热情、盯死看牢” 16个字，使其更符合主流话语并简单易操作。省妇联提出“一把手工程”，即要求各级妇联主席亲自抓，市妇联主席要亲自到管辖的每个县找一把手汇报并求得支持，县妇联主席要自己到每个乡镇见一把手调查督办。

会议之后各级妇联积极争取党委支持，参照合阳经验推动出台了有利妇女当选的政策文件；挑选有潜力竞选的妇女骨干进行培训；通过宣传画、标语板报、电视片等形式创造有利妇女当选的社会文化氛围，做法基本上是合阳模式的复制，但又和2005年有不同的特点：

一是妇联唱主角。省妇联是名副其实的指挥者，各级妇联都被不同程度地调动起来卷入到这项工作中。一时间换届选举成了最重要的工作，妇联上上下下都在为此事忙碌着，其工作的主动性和社会动员的广泛性，在这些年的妇联工作中也是很少见的。

二是民政部门积极配合。在2008年换届选举年到来之初，省民政厅提就主动提出继续与省妇联、省委组织部联合发文，并主动将妇女当选的指标上移，由“每个村委会班子中应提倡有一名女委员”改为“两委中各有一名女委员”[⑨]； 村委会主任中女性的比例由上届的3-5人提高到5%；[⑩]使得政策倡导的力度进一步加大。

三是研究会提供技术支持。2008年因省妇联的介入和动员各地对培训的需求更大。各市县妇联主席工作会议之后，省妇联就主动找到研究会，要求研究会承担各地市的培训任务，培训所需的劳务费、交通费、资料费等都由省妇联承担，并将教材编写与宣传画设计的任务也交给了研究会。在2008年的7至10月份期间，研究会组织了一个7人培训是团队，马不停蹄地在全省做了26场次的培训，培训妇女骨干2400人，县乡级负责换届选举的党政干部近1000人。

四是活动经费的本地化。2008年几乎所有的活动经费，包括宣传画的印制、培训教材的印刷、十地市妇女骨干和政府官员的培训，都是由省妇联直接拨付的，也有地方妇联筹措的，仅省妇联投入的经费就近百万，超过了研究会在2005年的项目经费投入。体制内资源的运用也打消了评估专家原先的顾虑——合阳模式因为是项目经费支持而无法复制。

2008年妇女研究会的角色由前台变到幕后，但不等于研究会放下了自己的使命和推动者的角色。2008年有三个活动对全局的影响力非常大：一是4月初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顾秀莲在西安接见合阳县30名女村官，省委组织部、省民政厅领导到场并讲话拉开了第七村村委会换届选举的动员序幕；二是6月份省妇联召开的各地市妇联主席工作会议，为推广合阳经验做了具体的部署安排；三是8月份在合阳县召开的女村官与新农村建设现场经验交流会，在选举即将开始之际起到了广泛的社会动员的效果。其中第一、第三个活动是由研究会策划的，第二个活动中研究会也作了很好的参谋。因篇幅所限这里不能展开，其过程的精彩和戏剧性充分地展现了妇女组织不断扩大空间的主动性以及智慧，才使得在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其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今天，妇女组织为妇女权益的活动还能搞得如此轰轰烈烈为社会认可。

综上所述，在2008年换届选举中各级妇联的干预的手法基本上是合阳经验的复制或推广，但在运作机制上却发生了很大变化，已经由体制外民间组织主导进入体制内由省妇联挂帅，也表现出很多不同的特色，因此被我们喻为“陕西模式”。

2008年无论从政策的力度、培训的人数、社会动员的范围、投入的人力及资金都远远超过上届，妇女当选村委会主任和委员的人数也较上届有了很大的增长（详见表3），但从目标评估来看并没有达到预期5%的指标，108个区县中只有14个区县完成了这一目标。其中的原因会在下节讨论。尽管这样，2008年还是有很多的遗产：除政策力度的提升以及党政干部对妇女参政认识和态度的改变外，近3000名农村精英妇女经过培训后所迸发出的主体意识以及实现自我价值的热情，是今后农村社区建设中的宝贵财富；妇联系统上下联动全力以赴为农村妇女竞选进入村委会努力所体现出的精神风貌，也感动和教育了很多的干部，使其对妇联组织的能动性有了新的认识。一位市妇联主席对我说：“妇联做所有的事如果都能拿出这次推女村官的劲头，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情”，因此，这对妇联来说也是一笔遗产，只是在当今中国市场化拜金主义潮涌下不知能否坚持守住。

 

 表3    陕西省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妇女当选情况比较

年份	村委会主任			村委会委员
	总数	女主任	女性占%	总数	女委员	女性占%
2003	28634	184	0.6	123150	11061	9
2006	27015	291	1.1	105477	12817	12.2
2009	26143	549	2.1	78785	14260	18.1

 

第四阶段：2009-2012

2008年的换届选举使陕西女性当选村委会主任和村党支部书记的人数创历史最高纪录，挑战了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也对整个社会的性别观念带来冲击，但并未从根本上撼动或改变传统的以男权为主导的性别文化制度。评估中新发现的问题是：

（1）女村委会主任的连选连任率低。合阳县2008年换届选举后女村官的连任率只有50%。连任率低的原因非常复杂：一是国家税费改革后村委会的工作相对好做了，国家连年加大向农村的资金投入也使得村干部手中掌握的资源配置的权利日渐扩大， 特别是村支书、村主任可以直接报考国家公务员并享受退休金待遇等政策出台后，农村精英参与竞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导致“村官”的紧缺性和竞争性加剧。二是中国农村现有的权力格局与性别文化制度结合在一起，阻止妇女进入权力核心。中国农村的权力格局是党支部处在领导地位，女村委会主任所在村的党支部书记几乎都是男性，妇女担任村官后所表现出的优势，如工作积极主动、会管家善于理财、不大吃大喝比较廉洁等，对一些不作为、财务开支有问题、喜欢吃吃喝喝的男干部来说构成一种潜在威胁，各种利益因素的驱动，一些村支部书记与男干部结成同盟军，采取各种手段阻止妇女竞选成功。一些乡镇干部也对女村官求全责备，把女干部的毛病缺点放大，使得妇女进入村委权力核心更加步履艰难。三是村财乡管的黑洞所造成的压力。新当选的女村官上任后充满热情，急于兑现竞选时的承诺到处跑项目，跑来的项目资金按照现有的财务管理制度是由乡镇代管的，而乡镇财政长年短缺的状况又常常使得女村官所跑的项目资金经过乡镇后缩水，很多女村官没有经验用借款或自己垫资的办法来解决，致使要到的项目越多缺口越大借款越多，这也让一些女村官望而生畏。四是工作与家庭的双重角色负担的压力，这个所有职业妇女都遇到的两难问题在女村官身上尤为突出，农村公共事务的繁杂与辛苦可以耗尽一个人的全部精力，可政府给村官的补贴十分有限[⑪]，很多女村官全年领不上一分钱，却忙得顾不上农田和家务，这使得很多家人都不支持女村官继续干。

（2）很难将社会性别带入村务管理。女村官上任后都急于兑现竞选时的承诺（如引水、修路、建学校等），将时间和精力放在跑项目找资金工程实施上面，没有精力顾及其它的事情。大多数女村官当选后没有接受培训的机会，不会天然地具备社会性别意识，也对性别平等议题缺乏敏感与认识。尽管我们花气力推选了一批女村官，但和男性比较妇女在村庄决策机制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很小，党支部、村委会的班子仍然是男人一统天下，一名女村官面对男权文化制度时显得勢单力薄，致使在性别平等的议题上对村庄公共事务的影响力有限，妇女参政的能动性也很难发挥。

（3)妇女影响公共事务的渠道单一。从治理和赋权的角度看妇女参与村两委的管理只是参与基层治理的一种形式，能够进入的妇女人数很少。如何让更多的普通妇女通过多种形式对社区公共事务发生影响力呢？

所有这些都说明，推定妇女参与基层治理可以挑战传统的男权文化制度，但要彻底改变也绝非易事，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持之以恒的勇气和韧性。这就给我们的行动研究提出了新的议题和方向。

2005年以来我们培训了大量的农村妇女骨干，经过培训她们中很多人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热情被调动起来，特别是2005年那批选上又在2008年竞选中失败女村官，她们对基层治理已经具有能力和经验，我们不想让这批已经焕发出主体参与热情的妇女再次被农村强大的男权文化制度淹没。2009年6月我们向福特基金会申请了合阳三期项目。将项目关注点由选村官扩及到人大代表、经济互助组织，互联网等，希望籍此扩大农村妇女参与基层治理和社区公共事务的渠道。

 

三、结论

 

行动研究是一个螺旋形的循环过程，经由一系列的过程目标达成向终极目标的近移。作为一个女性主义组织研究会的远景是：“与妇女一起，联合所有社会力量，致力缔造一个资源共享、机会平等、没有性别歧视的社会”。而“关注农村妇女在基层致力中面临的困难和障碍，使她们在社区事务中的影响力得到增强”是研究会2006-2010年的一个策略目标。推动农村妇女参与基层治理是这个策略目标下的一系列在理论指导下的行动干预（如图1），组成一个阶梯形的向上运动过程，逐渐向总目标靠近。这个案例在一定程度反映了当代中国性别研究与性别平等运动的特点。

目标：使农村妇女在社区事务中的影响力得到增强

 

这场以提高农村妇女在村委会成员中比例为主要目标的草根妇女运动，其框架的设计和背后的分析理论以及行动研究的方法，都明显地受全球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可它在实践层面的手法又有着浓烈的本土色彩，即中国社会主义时期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这场运动将全球女性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社会主义遗产的巧妙结合，源于它背后的两个主要推动者，即作为民间组织的陕西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和带有政府色彩的妇联组织。

陕西妇女研究会在整个运动中扮演了第一推动者的角色，合阳项目的设计、实施和推广，女村官论坛等重大活动的策划与经费筹措、妇女骨干的培训与师资、宣传画和手册的编印等都是由研究会承担的。研究会自80年代中期成立以后，受益于95北京世界妇女大会的机遇，有了很多与国际女性主义学者和团体交流的机会，特别是自90年代中期开始执行很多国际机构援助的农村社区发展项目，对妇女发展、社会性别与发展的理论有较为深入的了解与实践，培养了一批具有全球视野的女性主义学者与熟悉参与式农村社区工作手法并具有社会性别敏感的执行团队。这个团队是一批具有理想主义的实践者，她们着迷于女性主义的行动研究，希望籍此在不断地发现问题扩大空间中推动性别平等的进步。她们贴近社区，了解妇女的需求并具有丰富的社会性别分析和回应社区问题的经验。正是因为这个团队的使命感、女性主义视角和专业化能力，才使得行动研究的每一步都建立在对问题的社会性别分析的基础上，也使得整个运动的方向和目标清晰可行，但实施起来又有很强的操作性和空间。

妇联组织是最有力的推动者。中国的妇联是世界上最大的妇女组织，有着自上而下遍布全国的网络。妇联组织网络的延续是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得以继续发展的重要原因[⑫]。上个世纪80后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在一系列的政治体制改革中使得妇联组织的群团化色彩得到加强，特别是95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举办，妇联组织对全球女权主义的理论与议题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代表和维护妇女权利的意识得到进一步提升。妇联组织的半官方色彩，妇联遍布城乡社区的组织网络，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时期所积累的丰富的社会动员经验，使其在对国家政策制定和社会动员方面的影响力有其他妇女组织不可替代的优势。正因为这些，在研究会提出在合阳实施提高农村妇女参与村委会成员比例示范项目时才能得到省妇联的支持和合阳县妇联的大力配合，也才有了25号、48号文件的出台，并借助妇联的网络将合阳经验在2008年推至全省，发展成为“陕西模式”。

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这两个组织属于两种类型，一个是属于政府体制外的纯民间性质的，一个属于体制内半官方性质的。她们之间合作的主要基础是共同的使命愿景以及相互资源的补充。陕西妇女研究会和妇联组织合作，利用其上下的网络和横向的与政府部门的关系，成功地推动了政策的制订与合阳模式的推广，并将“农村妇女参与村庄治理”变为一个公共话题，这是2008年换届选举妇女比例提升的一个重要原因。省妇联和研究会合作，也弥补了妇联系统内部理论技术资源不足与经费匮乏的状况。2005年如果没有研究会的项目和经费投入，农村妇女参政就不会在全省形成一定规模的影响。借助研究会的技术支持，省妇联才使得社会性别分析、社会性别主流化、配额制等全球女权主义的理论与体制内的主流话语有了很好的结合并对政府系统产生影响。在与研究会合作开展的系列活动中，如举办女村官论坛、女村官新农村建设经验交流现场会、妇女参与基层治理研讨会等，省妇联在政府、媒体及女村官中的影响力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因此，这是一个双赢、多赢合作局面。

综上所述，民间女权主义组织的主动介入，与国家女权主义妇联组织的联手合作，在后社会主义时代将社会性别主流化、妇女赋权等全球女性主义的理念与参与治理的议题，镶嵌在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等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遗产之中，最大限度地调动体制内与体制外的资源，不断扩大妇女权利的空间，既是这场运动成功的经验，也折射出当代中国性别平等运动的一些主要特点。

但同时也要看到，在目前的政治格局中并没有这两类组织之间的合作机制，这次的合作很大成分上也是因为个人的因素[⑬]，因此也不具备稳定性和长期性。未来妇联和民间组织的关系、特别是如何建立有效的机制化的合作关系，既是中国性别平等运动、也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

[①] 村委会是农民“自我管理的基本组织”（1998年《村委会组织法》第二款）。根据《组织法》，通过竞争的、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村委会成员可以由任何村民直接提名，由村民直接选举（1998年《村委会组织法》，第14款）。村委会包括三到七名成员，承担管理职责，如调解矛盾、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卫生事务等。村委会不是政府的组成部分。党支部是中国共产党在村级的领导机构，党支部通常由三到五名成员组成，成员由中共党员选举产生。

 

[②] 陕西

[③] 2002年秋季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作者赴印度专题考察社会性别与农村基层治理。

[④] 胡幼慧主编，《质型研究：理论、方法及本土女性主义研究实例》，1996，台北巨流图书公司,P239。

[⑤] 同上，P243。

[⑥] 这次换届选举中，合阳县共刷写标语340条，悬挂横幅42条，换写板报358块，发放宣传画3000张、宣传手册1000本，制作专题片一部，在合阳电视台连续播放一星期。

[⑦] 2005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十一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举措和农村发展目标。

[⑧]项目建议书中关于目标是这样描述的：“本项目通过提高新当选的女村委会主任对村务管理，参与式社区规划能力以及开展参与式社区发展实践，创建新农村示范村等活动，推动村委会在农村社区事务管理中重视和发挥村民特别是妇女的参与和监督作用，通过项目经验的推广和示范效应，进而达到巩固妇女参政和推进农村民主化进程的双重效应。”

 

[⑨] “两委”指的是党支部与村民委员会。

[⑩]  2008年4月，省妇联与省民政厅、省委组织部联合出台《关于做好全省村级党组织和村委会换届选举妇女参选参政工作的意见》（陕妇发（62）号文件）。

[⑪] 合阳每个村官一年的补贴为元

[⑫] 王政：

[⑬] 得益于两个人，即陕西省妇联主席的开明和陕西妇女研究会会长的双重身份，她本人在省妇联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地点	资助方	项目期限
1	提高农村妇女当选村委会比例示范项目（合阳一期）	合阳县	福特基金会	2004．8-2006．6
2	促进农村妇女参政培训教材编写项目	陕西、北京、云南	福特基金会	2004．9–006．12
3	提高陕南贫困地区农村妇女当选村委会成员比例项目	陕西汉中、安康市	爱尔兰大使馆	2005.7-2006.6
4	陕西省农村参政妇女能力建设项目（合阳二期）	合阳县	福特基金会	2006．7-2009．6
5	提高农村妇女在地方治理中的参与和平等权利项目	陕西渭南市	UNDP	2007.1-2007.12
6	提高农村妇女当选村委会成员比例项目	陕西渭南市	UNDP	2008.3-2009.2
7	提高农村妇女当选村委会成员比例项目	蒲城县	国际计划	2008.5-2009.4
8	社会性别与基层治理能力建设研讨会II	西安	福特基金会	2008.10.1-4.30
9	壮大女村官群体影响力推动农村善治和性别平等项目（合阳三期）	合阳县	福特基金会	2009．9-2012．8

 

 

我的NGO之道

貴州和仁鄉村發展研究所   吉家欽

2012年8月28日于貴陽

歷史脈絡中的個人掙扎

     從2006年底我進入NGO領域至今，已有7個年頭。在很多時候，23年以來的往事都會象電影一樣一幀一幀地在我腦海裡躍過，自己的成長故事猶如劇情一樣曲折，但所有橋段的出現，都似乎是為這7個年頭而鋪設。

23年前，或者是稍往前一點的時間，在我所知的世界裡發生了三起大事，並悄然而深刻地影響著我的一生。1988年，海南建省並成立全國最大的經濟特區，頓間十萬人才下瓊州，海南從一海外荒島變成淘金天堂。“賺錢就是硬道理”的發展觀從潘朵拉魔盒爬出,影響著每一個人的生活與發展方式。1989年6月，北京天安門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學生運動，故事版本在民間不斷演變並趨於清晰，但在那個時代裡，這個故事的結果不足于形成一個批評性的社會話題，畢竟民主與自由離我們太遙遠了。同年7月，17歲的我參加高考並被南京農業大學錄取。在當時、現在甚至是未來很長的一段歷史時期裡，高考都是中國農村的孩子逃離農口、成為“城市人”的最主要途徑；而逃離農口則表示與農村、農民與農業劃清界限，因為只有徹底“去農化”，我們才能過上有尊嚴的生活。但是，高考的錄取結果則預示著我將無法成為純碎的“城市人”，這讓我傷心了整整一個暑假。

還好，當時的大學生在畢業後是不愁沒有工作的，只要不是一個循規蹈矩的人，幾乎都可以辦理停薪留職，甚至可以打破“鐵飯碗”，投身澎湃的商海成為時髦的“下海人”。童年的貧困與饑餓，讓我對農村產生了恐懼感，遠遠地、永久地離開農村，是我懂事之後最迫切的人生目標。在大學畢業之後，我只在海口市人民政府農業委員會工作不到2年就迫不及待地投身商海，因為我不願時刻重拾童年的不堪回憶，也不願在那種充滿悲苦的鄉村工作場景裡感同身受，給自己的城市生活蒙上陰影。

 

當時的珠三角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到2004年止，我在那裡奮鬥了將近10個年頭，可以說，這10年是我人生思想的成熟期。在這個過程中，我收穫了一個農村孩子夢寐以求的來自經濟層面的尊嚴，也在顛沛流離中感受到世態炎涼、人間冷暖，並慢慢讀懂社會這本書，心智與思想也發生了逆轉般的變化。

在那一段歷史時期裡，改革開放拉下人口流動的閥門，大量的農村勞動力湧進城市，不惜背負著“盲流”的駡名尋找生計改善機會與個人發展空間。當時，城鄉對立涇渭分明，流動人口融入城市存在著中國歷史上最為嚴重的制度性障礙，而作為外來人口中的一員，我時刻感受到都市發展與管理所帶來的壓迫，也看到了無數的農村務工人員在都市毫無尊嚴地活著的處境，他們從事著“苦、髒、累”的工作，以換取低廉收入，而且隨時隨地可以被隨意地搜身、驅趕、關押與譴返。城市歧視所帶來的不公感時常衝擊我，讓我有逃離的衝動，與其同時，我對社會問題開始了思考。

與當時的很多人一樣，我們都揣著明白裝糊塗，一邊罵社會的不公，一邊享受改革開放的成果，但是一件事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2004年，因公司經營問題，我被捕入獄，兩個月後又莫名其妙地被宣佈無罪釋放。這件事情直接導致我離開珠三角、返回家鄉，並最後奔赴貴州加入NGO領域。

在監倉的兩個月時間裡，使我看到人性最齷齪的一面，但同時也明白，人本是現實的囚徒，我們活在這個世俗的世界裡，很難彰顯甚至無法還原人性本來的光芒；雖然我們都一樣渴望社會的美好，但都無法承受或者不願承受為了追求美好而付出的代價。

在離開珠三角之後，每當看到鳥兒在自由翱翔，我都會久久仰望，原來我是多麼渴望做一個“鳥人”啊，那樣，我就可以掙脫都市的束縛、掙脫所有的枷鎖。既然經濟的增量無法使我們獲得真正的精神上的滿足，那麼，我們是否有必要換一種活法，也許這種活法能夠讓我們一點一點地拓寬我們活著的空間，讓我們無限接近自由、接近人性。自此，我開始懷念農村的廣袤與寧靜，以及那裡淳樸而貧困的人們，並產生強烈的返回的衝動。

                       貴州NGO的人形地景

    　兩年之後，基於現實壓力，或許是遵循內心的選擇，我奔赴貴陽，投靠我大學同學MGQ。

其實，在珠三角創業的那段時間裡，我與M有過大學畢業後的一次人生交集。在後來的交流中得知，在珠三角的那段打工經歷裡，M遭遇了“孫志剛式”的事件，這對他未來的發展影響甚大，他開始關注社會問題，並對建基於城鄉藩籬之上的城鄉差距與社會流動性進行反思。M曾在多個不同場合表示，珠三角打工的經歷直接導致他轉入NGO領域並從事農村社區發展工作。

在離開珠三角之後不久，M加盟著名國際扶貧基金會，並擔任該機構貴州辦的災害管理專案官員。自此，M開始走進一個全新的領域，並在這個領域裡做出很多前輩及後來者都無法企及的成就。

2005年，M放棄在樂施會的工作，投身到個人公益創業及推動貴州公益事業發展中來。其實，M在基金會工作期間，就通過專案資助及個人支持，培養出一批具有本土特色的公益骨幹，並推動貴州本土第一家真正具有行動能力的專業NGO—GD發展研究所的誕生與成長。在離開基金會之後，M創建了一家從事鄉村治理與發展的機構—GRG，同時領導或者參與多家本土公益組織及公益平臺的建設與發展。在短短三、四年時間內，一躍成為貴州民間公益事業發展的主要推手及民意領袖。

在這個過程中，M接觸到中國著名三農學者LCP，並在其的感召及指導下開始研究中國三農問題，後師從“華中鄉土派”的掌門人HXF，並取得博士學位。現在看來，M受L與H的學術思想影響極深，追求以社會穩定為基礎的人民福祉是這些學術觀點的核心內容，這符合M在成長期間形成的對社會問題的總體看法。當然自加入民間發展領域之後，M主要關注與從事推動社會組織化與農民合作以改善社會/鄉村治理條件與現狀的行動研究，近兩年來，M則以社會管理創新為嵌入，與政府有關部門頻繁互動，希望在政府扶貧過程中增加社會管理創新元素，以改善扶貧效果。

2003年以來，在各種公民社會力量的推動下，貴州的公益社團逐漸打破以志願者團隊及GONGO（官辦NGO）為主的單一格局，顯現出具有本土特色的多元化特點，特別是如GD、CRG等一些專業性的發展機構的出現，突破傳統的以人道援助及文明建設為主要內容的公益行動邊界，強調弱勢群體聲音的發出與權利的實現。2003年至2007年，貴州本土的公益組織異軍突起，生機勃勃，並能夠在同一平臺下進行對話，相互促進。但從2007年下旬開始，貴州一些NGO的領導者由於主張、立場甚至性格方面存在差異，以至開始產生隔閡，最後相互漸行漸遠，貴州NGO間的“蜜月”似乎暫告一段落。

2008年，GD發展研究所因涉足敏感議題“被宣佈死亡”；同年，CRG被貴州財經學院橫掃出門，也是在這一年，由CRG原班人馬組成的GACCRG成立。在GACCRG成立之後，為了減少“一堆雞蛋放在同一籃子裡”的風險，我們進行了拆分，首先是農村社區工作團隊獨立出來，形成貴州和仁鄉村發展研究所，我擔任貴州和仁的負責人。其實，由於在機構發展規劃及社區工作策略等方面，我與M存在很大的分歧。一直以來，M的行為方式都被認為是“理論中有極強的行動感，行動中有極強的理論感”，如我建議機構應進入社區，做得更專注、更聚焦，而M則“胸懷祖國，放眼貴州”，把理想與實踐煮成一鍋；我認為NGO的行動不僅是為政府拾漏補遺，而應有更為獨立性的行動宣導，M則建議NGO應在“和諧社會建設者”的行動定位庇護下開展工作等。我們的爭執甚至是吵架伴隨著機構的成長，但大部分情況下都是M主動妥協，因此，在我統籌下的農村團隊在整個機構中是比較另類的，也相對獨立。當然，支持不同的團隊獨立運作，這也是M的想法。

在貴州NGO的發展過程中，M成一直站在風口浪尖，成為頗具爭議的人物。有人指責M過分強調本土組織發展的原生性與內生性，而忽視對外的交流與合作；有人指責M過分強調主流社會所宣導的和諧社會建設，而遮罩具有獨立性與抗爭性的公民社會的價值與意義；也有人說M對本土NGO的發展的指導過於強勢，藐視他人意願，家長式的指導風格彰顯等。其實，在我的印象裡，M是個非常理智與包容的人，在大是大非面前，原則性卻非常強。基於自身對中國NGO生存及發展現實的認識，M非常強調民間行動的國情意識與本土視角，他也一直通過各種努力嘗試整合本土資源，以圖擺脫“外資的包養”的狀態，但內生資源及政府支持的不足讓他卡在理想與現實之中，無法前行。在我看來，這不涉及立場問題，只是在中國的大環境裡，純民間的NGO是帶著某種“原罪”出世的，而M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遮罩這種所謂的“原罪”，拓寬本土NGO的生存與發展空間。

                        3.我的社區工作反思

　　到了貴州之後，我在CRG做了半年的志願者。在我做志願者期間，正是CRG進行能力建設的後期，我們通過大量的讀書會與研討會學習有關理論知識，也開展多次的田野調研及參訪活動，以更進一步深入認識農村與農民，並學習與借鑒NGO的農村社區工作方法。在這個過程中，M給我諸多支持與幫助，可以說，M是我進入NGO行業的領路人，或者可以直接說，他是我進入NGO領域的導師。至於後來我們之間在工作中發生的一些矛盾與衝突，都是對事不對人，這並沒有傷害到我對M的敬重。

2007年底，在香港樂施會的資助下，CRG第一個農村社區發展項目（簡稱為QS項目）終於啟動。在此之前，機構很多同事不堪來自各方面的壓力而紛紛離職，“蜀中無大將，廖化當先鋒”，我就這樣稀裡糊塗地當上這個項目的負責人。這個項目主要支持社區通過種養生產調整以回應頻發的自然災害、並達到生計改善的目標。由於這是CRG的第一個發展項目，我們這個年輕的團隊需要循規蹈矩、在行動中學習，以便積累經驗，因此，社區工作能力的提高，也是這個專案的主要目標之一。

由於缺乏農村社區發展的工作經驗，QS專案的實施過程令我及我的團隊非常糾結，當然這種糾結裡有困惑，也有啟發。新人進入NGO的第一課一般都是“參與式”的社區工作方法，工具書裡的參與式強調我們是外來支持者，社區才是發展（行動）主體。在項目的第一年，在開展一系列的能力建設後，我們採取生產補貼的形式鼓勵社區居民種植生長期短的、抗災能力強的蔬菜品種，以應對洪災，當然這也是專案計畫的要求。在第一個生產季裡，大約200畝的蔬菜種出來了，卻面臨著市場銷售的問題，由於村莊周邊的小市場蔬菜銷量有限，因此我們按原計劃銷往貴陽市五裡沖蔬菜批發市場。社區到貴陽不到100公里，但裝菜的貨車走完全程卻要花去大約5個小時，這樣一來不僅運輸成本上漲，而且蔬菜無法保鮮造成極大損耗，這也是我們協助社區在做市場需求評估時所忽視的問題。

經過多方的努力，蔬菜最後終於賣了出去，但對於這個過程，我們有著諸多思考，第一，因項目介入（準確說是項目或者我們的引導）給社區帶來極大風險時，作為外來者的項目方能否有勇氣、有能力與社區共風險、同進退？而我們一再強調自己是外來協作者，這是否有事前免責聲明的嫌疑？第二，我們一再強調社區的行動主體地位，但按專案計畫行動（即使這樣的專案計畫是經過參與式評估得出的）就能夠完全體現社區的主體了地位嗎？農村社區的實際情況是複雜的、多變的，彼時的計畫是否能夠有效回應此時的變化？而對於計畫（特別是專案計畫）的調整，社區又有多大的參與度，或者是決定權？對照我在海口市農委的工作經驗，以產業結構調整的政府扶貧模式一般都忽視農民的意願與市場的因素，其結果是“扶貧致貧”。回到民間發展領域，如果發展工作者高高在上以至無法落地，也無法在複雜的實踐場中與社區/農民風雨同舟的話，那麼，NGO的社區行動只是在政府的扶貧模式的基礎上增添一套華麗的外衣而已，而這套外衣則是NGOer信奉的發展工具。當然，我不會因此而否定這種工作的探索價值，但我更希望看到NGO發展工作更為獨特的一面，而非過多的工具與教條的粉飾。

另外，無論是NGO還是主流所界定的社區發展的狹隘性也在項目過程也有所反映。雖然QS項目是通過賦權（能力建設）以增強社區應對災害的能力，但項目卻默認了由一系列衡量指針來框範生計改善這一目標。這樣一來的結果是，為了獲取可量化的經濟增量指標，項目實踐過程（包括能力建設、社區的意願及社區實際等）在極大程度上被忽略，或者被遮罩。其實，賦權的過程就是社區/農民有關能力增強或者改善的過程，社區/農民有了有關能力，就可以實現自我主張與自我滿足，當然也包括社區居民其他權利的爭取與獲得。

同時，在QS項目過程中，我們也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基層幹群關係的緊張程度，其根源在於制度安排及行政壓制所帶來的農民自主性的缺失，而這種自主性的缺失裡包含著農民有關能力不足以至無法達成有效主張的因素。因此，NGO的農村社區發展，不僅是要推動肉眼可見的社區生計的改善（如經濟增長、基建完備及環境好轉等），而應以人的發展為最基本考慮，因為人的發展是社區/社會發展的基礎及永續動力。

從QS專案開始，我們的社區工作取向逐漸兼顧到權利為本。我們所謂的權利為本是指社區/農民自主選擇的空間與機會獲得的可能性增大，譬如，通過培訓與學習，農民掌握了N種種植技能，但我們不能為了滿足專案目標而要求或主導農民的生產行為，種還是不種、種什麼、什麼時候種等，都是農民在擁有某種能力的基礎上視乎自身需要與客觀實際自主選擇的結果；又如，農民的權益被侵犯了，如果他們具有相關能力的話，就可以視乎成本、難易等因素自主選擇維權途徑與維權方式。這樣的話，NGO的行動也不會過分彰顯因而獲得較大的行動空間，而社區及農民的能力與權利意識的提升也是他們可持續發展的保證。

2008年以後，我們先後在貴州遵義與畢節地區的農村啟動兩個關注點不一的農村社區發展專案，但工作重點都以農民/農民工的能力建設為主，並嘗試切入權利覺醒支持。目前，與貴州和仁合作的一些村莊都通過合作的形式開展家鄉建設，並走上自主發展的道路，同時也在權利主張與權利滿足方面有效地發出自己的聲音。

                 4．夏氏行動研究的影響

　　2009年，貴州和仁與香港樂施會政策研究與政策宣導中心在鄉—城迴圈流動議題上開展了一系列的合作。我們通過行動研究，評估農民工在鄉-城迴圈流動各個歷程中的不同群體的不同需求並探討合適的支援與服務形式，以促進農民工及其家庭在鄉-城流動各個歷程中的適應和發展。

說到行動研究，其實在CRG時，我們農村工作團隊的主要工作手法就是行動研究，我們所謂的行動研究是指對社區的工作過程（反映社區行動、活動開展與專案目標的實現對比等）進行梳理與總結，並形成對未來的類似工作有幫助（如指導及借鑒意義等）的新經驗，這也是國內目前比較流行的基於民間行動的研究方法。我曾經參加過多次類似的行動研究交流會，一般都是有關學者對社區工作者的實踐經驗進行總結。毫無疑問，這樣的經驗總結是極有價值的，但我的困惑是：通過別人的行動總結出來的經驗的可信度與有效性究竟有多大？這些經驗的拷貝或者借鑒是否會導致實踐者忽視行動過程與細節，從而引發與現實的偏差？

與樂施會政策辦的合作，讓我有機會接觸到來自臺灣的“夏氏行動研究”（為了區別於國內主流的行動研究，故如此命名），並有幸參加由楊靜老師發起的“青年社會工作者行動研究學習網路”。總的來說，與國內主流的行動研究相比較，“夏氏行動研究”指的是研究者通過行動/實踐研究自身的行動，並強調不同經驗的對照、碰撞與轉換、融合，強調不同位置/不同場景/不同關係中的人的相互學習、相互協同、共同改變。在我看來，對不同角色的社會中的人來說，“夏氏行動研究”有著不同的意義，于社區發展工作者來說，它是一種融入社區並落地深耕的工作方法；於一個團隊來說，它是一種人性化的團隊建設與能力培養的工作策略；于常態的社會生活中人來說，它是一種關係構建並從中不斷形成新知識的學習方式。

於我而言，在社會發展脈絡與現實的裹挾與反思中進入NGO領域，也算是迷途知返。很多的時候我都在想，如果還是無法與農民、農村建立一種生命的聯繫的話，那我又何必回來。因此，作為一名社區發展工作者，我希望能夠找到一種突破傳統NGO某些行動邊界的、而又能夠融入農村與紮根社區的學習與工作方法；而作為一名民間機構的領導者，我希望尋找到一種應對當下NGO生存現況的、而又有效服務農民與可持續前行的機構發展策略。“夏氏行動研究”就象一盞探路燈，讓我站在當下，回觀過去，並思考未來。

在QS專案中，我們逐漸意識到脫離服務群體需要與在地實際情況所帶來的影響，並把工作重心轉移到以能力建設與權利覺醒為核心的人的發展方面，但在我們與社區的關係構建方面還是存在困惑。在學習“夏氏行動研究”之後，我們對項目過程與項目經驗進行梳理與總結，我們發現，其實在不同的生活與工作場景中，作為事實上的外來者的我們與社區/農民有著不一樣的關係。在社區生活中，我們之間的關係超越夥伴關係，如可以喝點小酒或者小賭一把，甚至可以稱兄道弟（事實上他們也是我們的兄弟姐妹）；而在不同工作場景中，因彼此經驗與知識的優劣，我們的角色在主導與協同之間轉換，在其中會有碰撞、有摩擦，但我們必須尊重彼此的經驗與知識。慢慢地，我們開始把關係建構作為我們介入社區發展的主要工作手法。我們認為，作為事實上的外來者，我們必須尊重社區的傳統文化與傳統經驗，並在社區實踐中作為社區行動的一部分，與社區在經驗對照、相互學習中通過共同的行動來促成彼此的改變。

再回到QS專案，調整社區種、養結構以增強社區生產的抗災能力，是主要的項目策略，因此引進新品種勢在必行。開始，我們與社區在引進耐水淹的雜交玉米品種一事上達成共識，但在試種過程中發現，該品種雖然耐水淹，但不抗風災（社區風災嚴重），而且牛也不喜歡吃該品種的葉子，無法作為牛的飼料以降低養殖戶的飼養成本。後來在社區老人的指點下我們才重新引進一種更合適的玉米品種。毫無疑問，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的工作是存在失誤的，因為在做改種評估時，我們只與少數的社區去青年精英做過交流，而沒有聽取更多的“老農”的建議。當某種社區行為如生產行為等成為一種習慣時，極少有人去追究其背後的邏輯，久而久之，社區的經驗與知識慢慢沉入深處而沒有明顯的反映，因此，如果缺乏融入社區、落地深耕的精神的話，我們的社區工作將最終為了迎合資助方的要求而流於形式。

至於貴州和仁的機構發展策略的形成，是機構在社區實踐中“行動反映與反映行動”的結果，是回應社區/服務群體需要的機構的行動決定機構的發展策略，但其中也深受NGO發展現況及個人成長脈絡的影響。在2010年後，貴州和仁的發展進入一個節點，我們認為有必要對機構的發展進行系統規劃以支援我們持續前進，並計畫邀請有經驗的NGO前輩協同我們開展有關工作。但在接觸到“夏氏行動研究”之後，我個人“武斷”地終止了這個計畫，我不想讓機構發展規劃成為一種流程，因為這樣的流程有可能會割裂機構的今生與前世，而把機構裹進NGO主流所宣導的治理框架之中。

                   5．機構發展策略的形成

　　在民間的農村發展領域，以生計改善介入社區發展是一個比較合適的路徑，因為中國農民幾千年來一直為貧困、災害與疾病所折磨，提高生活品質是他們內心最迫切的需要，同時，這樣發展議題的政治敏感度較低，容易獲得政府有關部門的認可與支持。

但在當下，對中國大部分的農民而言，從農業、農村增收已經一個臨界點，因此通過勞動力流動達成生計多元化是目前解決農民增收的主要途徑。而農村勞動力的流動是制度安排的結果，這種制度安排除了提供農民可以進城務工的可能外，還通過城市化、城鎮化帶動城鄉統籌發展，推動農民從土地上流動出來。上升到國策的一攬子解決方案的推進，瞬間觸碰了各種利益的敏感神經，也激發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博弈，如進城務工過程中的勞資關係、土地徵用中的政府/資本/農民的關係、小農生產與大市場的關係等。但是，在與農民有關的各種利益博弈中，農民一直處於弱勢者地位，這一權力關係幾千年來從未真正得到改變，農民一直都是這場遊戲中的輸家。

這樣的認識，是我們行動反映的結果，這樣的行動反映也是貴州和仁制定機構發展策略的基礎。當然，還有另外兩個因素的影響，一是我個人的成長脈絡與工作經歷，二是貴州NGO的人形地景與發展現況。

我不得不承認，希望用自己矯枉過正的行動去抒發自己內心的一些鬱悶情緒，是我進入這個領域的一種原始心態。在我的NGO初級階段，M對我的影響很大，他的“和而不同”及“穩定中求改變”的濟世理念與行動原則得到那個時候的我的認可，我逐漸學會做一個循規蹈矩的NGOER。但是隨著從業經驗的增多，我開始對之前的認識與行動進行反思，特別是現實生活與社區工作中的一些經歷，顛覆了我對機構未來發展的一些原有規劃。

2010年，我們在遵義市SJ鎮協助當地的返鄉工傷工友成立互助與支援網路。在這個過程中，我接觸到了大量失地農民，他們中有些人失去了生計來源，有的人因抗爭而被捕入獄，有的人因上訴而傾家蕩產。接著在2010底，我的家鄉海南省JH爆發了一場類似的衝突，從鄉親們回饋的資訊來看，孩子與老人在衝突中也受到衝擊與牽連，此時，我憤青般的怒火瞬間迸發，而難以言表。

2011年底，貴州和仁開展了一個關於農村土地權利教育的專案，這個專案的目標是通過普法來促進農民懂法與用法，以探索在農地權益博弈中農民與政府平等磋商的可能。這個項目開展的很艱難，但我相信，我們在探索一個路徑，如何額更有利於農民得到真正的利益以及促進農村問題的解決。

隨著貴州和仁社區工作的深入與延伸，機構內部開始討論這樣的問題，機構的社區工作會不會犧牲機構的發展？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回到文章的開始，那就是我們這些人為什麼會選擇這麼一個行業，我們機構為何會介入農村社區的發展。

我想，讓民間組織能夠可持續性發展是目前國內很多草根組織的發展規劃與發展目標，這本無可厚非。但在當下的時局裡，NGO做大做強可能會帶來兩個方面的負面影響，第一，在本土資源有限、政策阻力重重的現實下，為了獲得機構做大做強所需要的資源，我們不得不採取“專案導向”的發展策略，而一般來說，“專案導向”的代價是社區工作流於形式，最後將導致我們逐漸忘記進入這個領域的初衷。第二，機構的“強”、“大”的另外一種反映是影響力的彰顯，並進入公眾甚至是政府視野。在這種狀況下，如果缺乏深厚的人脈關係與政府背景作為依託，那麼民間行動又如何能獨立地開展工作，這是兩難。

我不會因此否定一個穩定的、能夠持續的機構的存在對民間發展工作的重要性，因為機構的有了穩定和持續，不僅能夠為民間組織的發展提供堅實基礎，也可以作為公民社會充滿活力的一種體現。但是，目前中國NGO發展的核心價值在於培養具有反思精神與獨立人格的公民，在於我們能夠協同我們的服務群體做強做大，在於民間組織能夠落地深耕，與廣大底層人群融為一體。

GD之死與CRG被掛靠單位橫掃出門，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當下貴州NGO的生存與發展處境，在這樣的現況裡，貴州和仁也走到了自身發展的節點，在不違背入行初衷及NGO核心精神的基礎上，我們工作的方向是既定的、無法妥協的，因此機構的發展策略應建基於機構的社區工作方向之上，即使我們散去，機構不復存在，我們也絕不違背自己內心的最初選擇。當然，在GACCRG成立之後，貴州和仁作為其成員單位，其來自NGO管制方面的發展與工作的壓力被緩衝，或者遮罩（這當然與GACCRG領導者–M的努力分不開），和仁才擁有足夠的機會與空間沉入社區，落地深耕，這也是貴州和仁制定這樣的發展策略的主要原因之一。

雖然到目前為止，我不敢肯定我們是否已經走在正確的道路之上，但在這一路過來，我們經常停下來看自己、看別人、看我們的夥伴，並捫心自問，我們為何而來，又將往何方而去。也許我們將一直象草根一樣弱小，也逃不脫被踩踏的命運，但我們紮根大地、紮根農村，因此我們擁有無窮無盡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