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刷刷黑戶人權行動聯盟 龔尤倩
2012
我的前二十年：從自身的勞動家庭經驗到下鄉實踐
- 勞動家庭給我的質地：苦工、耐操、撐住的硬頸求生本能和習性
父親是沒領到戰士授田證提早轉業當司機的老兵，母親是不顧保守客家庄反對的私奔女兒。母親的家族幾乎是我們在台灣的唯一親戚，是一個女多於男的家族。客家女性在勞動生產場域，被要求與男性一樣地付出，甚至是挑起生計大權的主要支柱，卻又在耕讀傳家與男尊女卑的社會意識中，形塑出權力的落差。雖然時代變遷物換星移，我看見母親家族的女人幾乎複製一樣的角色。六○年代，我們這樣的勞動家庭，棲身在都會台北的衛星鎮──板橋，在勞動力密集產業中游移求生，沒有多少奧援，加上多病的父親，為經濟心力交悴的母親，作為老大的我，與弟弟，自小跟著賣菜、做成衣家庭代工的小童工，也曾跟著母親到醫院做清潔工、到成衣廠上班。小學四年級的我就得煮飯，然後等著父母下班一起吃晚餐。
小時候不懂，人家父母當老師，我的爸媽是工人的差別；印象深刻記著，過年回外婆家時，一定要禮儀整潔，然後跟著打扮亮麗的媽媽回「鄉下」（她說）的頭份省親，那是第一份感受到階級差異的記憶，即便那是一個極端異化的過程。我後來理解，做為一個私奔、嫁給一位相差二十歲的窮司機，母親多麼希望利用一年一次的省親，來展現自己優雅美好，來自繁華象徵的「台北城」的一面，她也希望透過我們，得以讓她擺脫「鄉下」左鄰右舍的評斷，揚眉吐氣。新年過後，再繼續油頭垢面鑽進勞動中。
「一切靠自己，不要欠人家人情」，是父母親一再念茲在茲的。他們說不上來什麼經驗，可是口中總是叼唸著「人情債，最難還！」不斷提醒我們家的小孩，告訴我們不要跟人家高攀關係，不要佔人便宜。送禮，對窮人是一種經濟負擔，因為不想造成別人的負擔，也不敢收人禮物。因此，我們家年節時最常上演的戲碼是，親戚送禮上門，隔日立刻回禮。這樣的習慣耳濡目染，長大後，對於我在人際關係的發展上造成陰影，曾經多少給了人過於禮貌、客氣，難以更加親近的印象。不過，勞動家庭沒有其他關係奧援，一切必須靠自己獨立，腳踏實地，不要巧取，不走旁門左道，則成了重要的家規。三十年後，我對照觀看新光關廠工人楊大華的家庭文化，找到這般類同的質地，這是看似不夠大方，卻老實反映底層勞動者可貴的尊嚴。
2.社會規訓的馴化與轉化—好學生
幼時，聽見鄰居小孩彈鋼琴的聲音，我在家卻必須剪標籤、貼玩具不倒翁的眼睛，忘了自己是否有想學鋼琴的慾望，也許早已習慣壓抑自己的慾望，某種自卑哀怨情結，似乎潛藏在幼小心靈。直到小學四年級，一次學校考試，竟然擦槍走火，考到好成績，全校集會時還到升旗台前領獎，我才爽到，彷彿找到一種激勵；於是拋開一些情緒與不理解，覺得努力向上就可以有成就，這樣的受矚目可以化解一切幼小心靈的自卑情結。於是，我開始成為社會規訓下的好學生。
自知非璀燦奪目的璞玉，更非天資聰穎伶俐之人。我求學階段一路走來，都是從無名小兵卒，然後開始擔任小幹部（糾察股長、學藝股長拉….）、再一步步升上副班長、班長；小學、國中、高中甚至到大學的學生生涯，沒有例外，我都是這樣的階梯式歷程。它反映了，我靠苦功，奮發努力，以得肯定，進而「一路向上」。直到30歲，我任職台北市政府勞工局時，面對龐大的公務體系與工作量，夜深疲累之際，我總是對自己說，只要拼命，人定勝天。咬緊牙關，一定過關。
因此，把自己撐起個樣子，體面、咬牙不低頭，是自小耳濡目染的結果。作苦工、耐操、不埋怨，一種硬撐的硬頸精神，跟我的出生絕對脫不了關係。然後，爲了要得到社會獎賞（Social Reward），為了要奪回尊嚴、要掙脫自卑、努力往上。感謝我的勞動父母，給了我這個質地，讓我在這一路上雖然遭遇崎嶇，但仍有力量匍匐前進。
3.無以明狀的對弱勢的社會情感
國中二年級，無意瞥見公車窗外一位推車檢破爛的老伯伯，想到他沿街撿拾的辛苦，以及怎麼「落」到這步田地的慘況，心生疼惜，不禁悄悄地掉下眼淚。當時，不理解自己心中湧上的難過是什麼。家中常常往來與爸爸同是底層外省人的叔叔伯伯，他們都隻身孤伶，看著他們的背影，戰亂硬生生的拆離他們與家的聯繫，政治的無情，我常常心生疼惜。
媽媽因為是家族中唯一到台北謀生的客家女兒，於是，我們板橋家成為家族成員或因求學、或因家暴、或是北上謀職…..的驛站。我家收容過被丈夫打的二表姐與三表姊、考上一女中的堂表姐、撐起大舅家在台北謀職的大表姐，甚至外婆因為和舅舅吵架，也曾氣得離家出走跑上台北來住一陣子。家裡像個社會小縮影，駐留著這些因衝突擠壓、掙個空間轉換來去的親戚。那是一種對弱勢底層的情感嗎？年少易感的情緒，也許有著多重的情感投射，也許包裝著自己不確定的恐懼，或是類比的處境而有疼惜的連結。當時的我似懂非懂地看見複雜的衝突關係，生嫩的情感悄悄孕生，不過當時的情緒是矛盾的，又想掙脫窮苦低階、又有疼惜，順著主流教育階梯，抓住眼前唯一的道路，就是讀好書、取得好工作。
聯考後，隨母親在外銷成衣廠工作，當超時加班成為常態，疲累不堪的勞動，壓的我整個世界灰濛濛的，回到家只想倒頭就睡，一個月勞動下來，我的薪水卻只有7500元。這段經驗讓我體悟到「勞動家庭的現實」，學校教育的父慈子孝的場景，對我終究是虛幻。工廠勞動把我拉回父母的現實、我家的現實，我萌生理解也有貼近的情感。我重新認識了勞動階級的父母，勞動強度擠壓了家庭內的親子關係，他們不懂怎麼貼近孩子、或與孩子溝通，這是他們的困難。底層家庭的維生，無他，只有靠勞動；在我家、在工會幹部家、在遷移移民/工身上，我都看見在勞動中掙扎的刻痕，烙印深深。我有情感。
4.「實踐」！向外探究的生命動力
我的政治啟蒙很早，這應該歸功於我父親以及國民黨一元化的教化。父親是那種國民黨非主流派的草根群眾，記得國中時他就常在我們面前罵陳年國代的事，我十分忠黨愛國，覺得國家該要改革，而不是革命，萬惡共匪是該清除的對象，「寒流」[1]是當時我最愛看的電視；我從小就是個行動派，我小時後的志願，是想當老師、女兵、情報人員，因為那樣才可以真正幫助社會，我愛讀名人傳記，從中找尋激勵與目標。
我蓄積主體意識的行動，始自高三。當時的我，充滿壯志情懷，這壯志合理化了我對升學制度的抵制行動；我考試開始作弊，並拒絕填鴨教育與聯考，被壓制的緊箍生命，因著對聯考後自由的想像與渴望，迫切地向校園外尋求路徑。當時拜訪創世清寒植物人安養院創辦人曹慶，他說「人生要有意義」深深鼓舞了我。於是，選填大學志願，我只填社會工作學系，因為，我認為那是一種「具體的社會實踐」，是真正助人的志業。
隨著進入大學，體制內社會工作的教育讓我深深失望，當時號稱「社工專業」正在萌芽，社工專業人員協會也正孕育而起。一片專業化的呼聲之中，學術社工讓我看不出有何具體協助的成效與感動；我對於助人事業起了懷疑（或說是挫折），不理解專業，我看見的「社工其實是踏著案主的血跡前進」[2]。於是，我拼命向外探究我那「具體的實踐」；到育仁兒童中心實習對過動兒服務、到世界展望會當義工、到伊甸基金會幫忙寫抗議布條（身障的就業歧視）、參加義務張老師訓練。義張訓練，則加深了我對於社工專業的失望，當時義張所謂「社會適應」的取向，更讓當時年輕的我面對到不解的痛苦；一次接案時，我無法隨著督導所說，要一位承受龐大經濟壓力的失業媽媽去「適應」她的失業，極度難過的我，決定退出了第三階段的義張訓練。
6.下鄉實踐對我的開眼，不斷蓄積主體意識的生命選擇
一切內外在的風起雲湧，都發生在1990年。
我的大學生涯，一如自己的規劃，大一大二搞好社會工作本系，大三再開始參加社團活動。大三的我，在焯炤館三樓右手側的國民黨社「輔仁學社」以及左邊的「草原文學社」中抉擇。社會實踐，是吸引我的重要因素，懵懂的我進入了「異議性社團」。「人間雜誌」與宋澤萊的鄉土系列小說，是當時社團的必備讀本，它們吸引著我，心底弱勢情感被召喚，雖然「抗爭」是遙遠的，對台灣社會現實理解薄弱，更從未聽過「街頭運動」。這段社團經驗，讓我開了新的視窗。野百合學運與台南將軍溪的田野下鄉行動，還有漁權會去台南縣政府的抗議行動，提供了一個豐沛又迥異於我原有意識型態的田野，大大衝擊了我的世界。
野百合學運可能是二次大戰之後，規模最大、最直接影響台灣政治發展的學生與知識份子的運動，作為學運份子「眷屬」的我，對於野百合學運帶給當時男友的衝擊與挫折，似懂非懂。我只插花般去過廣場，它對我影響遠不及下鄉營隊。記得當時的我，幾乎是連滾帶逃，逃離了台灣將軍溪的學生營隊。在當時，太多訊息衝進了我這個被馴化的腦袋。字正腔圓的國語優勢，在那短短一年之中竟成為我的自卑；捧著醃黃瓜飯碗的阿婆，使我難以相信台灣的鄉村仍有人就這麼過了一餐；文質彬彬的營隊學長在公聽會上嘶吼的斥責官員，他的滿懷憤怒使我訝異；更不用說，眼見那工廠的黃毒廢水侵噬了綠油油農田的污染事實。
然而，年輕熱情、對社會實踐的動力，讓我並未真正逃離，卻始終無法解答心中太多的疑惑，記得在一場民學聯[3]的讀書會上，我將這個認識論的問題丟給學長，追問甚麼是「認識世界的方法？」顯然，當時我對所遭逢的各種衝擊，無從理解整理，在沒有得到解答下，啟動了我接下來近二十年的行動探究。大四，回到系上，我開始與老師組成「基進社工」讀書會，在系刊發表了「蛻變中的社工圖像–我的社工反省」，眼向鉅視面的社工，我只選擇考台大與中正的社工研究所。同時，因緣際會，有幸與鄭村棋夏林清創辦的勞工教育資訊發展中心接觸，讓我有機會面對田野中充斥與以往迥異的認識經驗，繼續有探究的行動。
二十年，下放社會田野的實踐行動
我，是個熱血女青年，是個知識分子，在學院教化下，形塑了社會要求的進步知識份子的模樣與價值觀，也熱血滿滿地尋求奉獻的行動實踐。幸虧遭逢經歷風起雲湧的解嚴年代社運狂飆期，素樸的正義感使我無意識地往弱勢運動裡去。
- 尤倩的工作簡史
| 台北縣政府勞工局（2年） | 1991.7-1993.9 | 外在工運形勢仍以激進抗爭之姿向上集結，我在政府位置中向結構內外觀看 |
| 基隆市台聯貨櫃產業工會秘書（4年）
基隆碼頭自救會秘書（6個月） |
1993.9-1997.7 | 進駐基隆，經驗工作與集體生活
勞動者啟蒙了我的社會化 |
| 1997.7-1998.1 | ||
| 中壢希望職工中心（近2年） | 1998.1-1999.10 | 宗教與移工議題的貼身經驗 |
| 台北市政府勞工局
（3年） |
1999.10-2002.12 | 領導團隊
有意識的官方社會行動方案推展 |
|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8個月） | 2003.1-2003.9 | 民間倡議移工議題 |
| 義大利讀書與黑工體驗（3年） | 2003.9-2006.3 | 增加移動議題的視野 |
| 底層外國人的親身經驗 | ||
| 移工民運動工作者
台灣國際家庭互助協會督導、台灣國際勞工協會顧問、白刷刷黑戶人權行動聯盟發言 |
2006.3-至今 | 匯積理解與涵容差異的督導能力 |
1993 年，我到基隆台聯貨櫃產業工會擔任工會秘書，大學生進入基層工會，懷抱著親近勞動群眾與救世實踐的偉大情懷，不料，每日必需得投身於工會的打掃應對。我曾強烈質疑自己為甚麼淪為「小妹」，也不滿一些工會幹部「沙文」的思考與發言。這些種種都在與同志討論中、在實踐中不斷地叮嚀自己必須進入工人世界思考，並挑戰自己知識份子的「身段與認識」。基隆的工會組織者經驗，讓我住進了工人社區，跳入了勞動者的生活世界，並與他們一起過活：說台語、喝酒、吃檳榔、開會、研議抗爭策略等等。這段經驗是我重要社會化的歷程，那助人專業的姿態、社工白袍生涯的想像都拋在腦後，我欣喜地進入另一種生活現實世界，活得緊張又充實，是我與社會弱勢者投身置入關係的重要起點。
帶著五年基層工會的磨鍊，1998年我進入了移工領域。
- Sr. Lorna 羅娜修女
中壢希望職工中心是我接觸移工議題的第一個據點，過去在基隆台聯貨櫃產業工會的組織經驗，使得我得以在移工議題上持續探究前進，實踐的方式也跟著需要因人、因地制宜。當時，外籍勞工在勞動市場上墊底，在社會對待上被邊緣化、污民化，支持弱勢的善意說來容易，選擇與邊緣勞動者工作的同時也在選擇運動自己，並面對其他人士的看待眼光，同時還要想辦法翻轉。
中心屬於天主教堂區，外籍勞工尊稱我为Sr. Lorna –羅娜修女。我不再是以前基隆時甚麼都要做的「超級小妹」，但是承襲著過去的組織經驗，我開始陪著移工在教堂門口發放文宣，藉機聊些個人與生活的議題，我開始好奇於他們的出身，以及他們自己對於海外工作的生活感受與對於未來生活的想像。我開著公務車到中壢、平鎮、大園、觀音等工業區去找她/他們，這樣的接觸，改變了本來每日在教堂焦頭爛額如救火隊的接案；從外勞宿舍、工廠，使我經驗外勞限縮的生活空間、異鄉的苦悶、充滿著壓抑與無從表達的痛苦，他們的樣貌更鮮活了。
進入移工領域，正值台灣大量關廠外移，移工往往成為本勞失業的代罪羔羊。親朋好友對我投入外勞運動多有質疑。一開始我會激昂的進行意識形態的力辯，惋嘆難以扳回種族歧視的謬思。但是伴隨著對於議題的深刻度，我開始比較認真去對待一般人們這一種歧視心態的源起與經驗，一次次的經歷，刺激我去意識、思考，並自問自己，我開始接受並面對人們的外勞觀感與質疑，分析這種意識形態的形塑結構，同時承認有些質疑是真實的。
- 浮游群落的北市移工
一九九九年冬天，工運出身而擔任台北市勞工局長的鄭村棋，希望以文化鬥爭的方式來翻轉社會對移工的污名。於是，他找了我進入了市政府，成為操作「國家機器」的移工行政者；利用行政部門的資源，面對移工問題叢結的結構，發展出一連串包括服務與文化活動的行動方案；透過移工詩文比賽、移工文化展演等相關活動，試圖以異文化風情與體現「移工也是人」的活動，來拉近無形的社會距離；並使用文化策略，讓移工可以集結、發聲及再發展的一種方式。
在台北市有八成的外籍勞工們是家務勞動者，散落在不同的家戶之內，仿如浮游群落。藉由過去累積的外勞實務經驗作為材料，設計一個動態的場域與社會學習過程，希望外籍勞工這個特定的族群，藉由公部門辦理的各項服務與活動（如：外勞文化節、外勞詩文比賽等），不斷地發生與其他社會群體對話的過程。而藉由外勞主體的主動的對社會現身、表達，發展出對於社會民眾有意義的社會互動，也透過設計特定溝通行動（如外勞詩文發表會、外勞捷運詩文海報等），歷經了解與溝通，並獲得台北市中產階級專業社群的支持。我深深覺得這是一段完整以外籍勞工行政實驗的行動研究，以文化為策略、以受難經驗為方式，透過不斷檢視、反映的行動，與移工共同創造的社會實踐。
基隆基層工會秘書的投身涉入，帶給我畢生難忘的啟蒙與真正社會化的經驗。幹部生活的照顧與陪伴，一方面滿足生活情感需要、一方面也滿足我的探究。我曾經氣憤幹部不上位置、推託責任、憤怒於工會領導頭人的攬權獨大，這些都在組織工作者彼此協助的團隊中，被支持、釐清與挑戰。工會會員與幹部帶給我的親身示範與啟蒙，讓我加速社會化，組織工作者的彼此協作，也磨鍊了我與基層群眾協同工作的組織基本工夫。我進入了他們的世界，看見了結構的壓迫，也看見了人在其中的無奈無力。1994年台聯抗爭，我曾哭著痛斥幹部無法撐過資方壓力的龜縮；1998年擎揚電子關廠，我怒斥勞委會強制送負債的移工返菲，而潸然淚下；也曾怒斥抗爭移工，太快樂的「失序表演」；1999年，在九一一大地震往生者的追悼會場、2001年，陪一名性侵個案到警局報案，卻遭到警方官官相護吃案的威脅、2003年，為染煞往生的三名印勞追悼會，我都因滿懷悲憤地掉淚。
- 義大利經驗帶來的移動與勞動的視野
2002年9月，我到地球的另一端。32歲，放置自己到一個語言不通的異鄉，從零開始。我不知這愚勇從哪來？
義大利二年半的底層外國人經驗，讓我切身體會到社會位置的驟降、黑工的勞動生涯、異鄉的歧視與孤身在外的寂寞。走一遭下來，深刻體悟移動，確實需要勇氣與能耐。同時，也經驗到歐盟架構下，跨國的普遍與便利，處處是不同人種多元文化的社會，比較著台灣相對進步、尚有移民人權基調的社會政策，我則帶著臺灣經驗在羅馬親身實踐當地中國移民的組織工作。
返台後，自己面臨再融合的困難，一度無法整理自己出國的經驗。直到持續投入移工以及國際家庭的工作中，參與夏林清老師的「家庭經驗工作坊」，持續在行動研究學會與同行切磋……，尤其是工作中與移動者的碰撞，令我回觀辨識到自己因跨界而來的生命經驗，如何對我引領了新的視野與認識。與移民社群的工作，讓剛回到台灣的我，看見在台灣與越南兩個不同社會脈絡下，綿密錯綜的家庭結構硬生生地扣在一對對國際家庭中，一對對外籍姐妹與台灣老公在語言不通的家庭關係中，慢慢學習相處與對話，衝突、緊張、爭吵、辯嘴，或素樸的扶持，在在都是眼前再清晰不過的「教案」；它往往使我回觀到自己的親密關係，給我力量與看見與黑手男友的差異與學習互容。我常常想，他們都可以互相包容了，我為何不行？我想，對於事物差異涵容的態度與置身投入的探究行動，孕生辨識與理解的能力，使得我得以掙脫被主流綁架主導的詮釋，開展捕捉對於移動者的新理解，這也是長期茲倦不歇工作尚得以持續前行的原動力。
在這段期間，我更尖銳地遇到了強韌、難以抵抗的龐然大物—-國家。
認識龐然巨物—-國家
- 國家，移動者的痛苦來源
近六年來，在台灣接觸了移工/移民婦女，身分給一半的「無戶籍國民」、來自馬來西亞/阿根廷/薩爾瓦多的黑戶媽媽[4]、來自泰緬孤軍後裔的故事，還有流亡藏人。赫然發現，國家，竟是許多移動者生命中痛苦的來源。
低階移動者的痛苦是：在昇平年代，面對的是人權與工資的價差，被視為是社會問題的製造者；經濟困窘之際，被當作是拖垮經濟、製造動亂的代罪羔羊。國家作為治理者，不斷在各種機構、政策中傳達了對於「低階移民者」的非善意訊息，彷彿這些他者是社會資源的掠奪者。於是，國家設立了各種「國境控管」的關卡，規定了哪些人是可以入境的，哪些又是「Unwanted Citizen」（不要的公民）。這幾年，我們接觸到的，正巧都是在台灣政府規定的公民邊線上掉落的、掙扎的、流離的低階移動者。
而，我週遭的跨界移動者，他們的移動與特質，有的被國家視而不見，有的則被污名醜化。
國家不看：移動的政治歷史性
移動不是個人化的行為，每個移動者身上都牽引出區域戰亂、政治、工業化與現代化所帶來的人類移動歷史。
以「無戶籍國民」為例。冷戰時代的菲律賓底層華僑，面對的是兩個「祖國」。當時，中華民國政府向海外大量招僑，於是這些因國共內戰逃至菲律賓的華人，放棄取得菲律賓國籍，選擇拿中華民國護照，成為擁有國籍卻沒有戶籍的「無戶籍國民」，他們入境台灣後，只要有國人擔保，即可取得身分證。九○年代，嚴格的國境控管政策的開始，台灣政府透過入出國籍移民法的制定，這些「無戶籍國民」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樣取得身分證了。每六個月一定要離開台灣，再申請入境，如同外國人，政策迫他們成為移動的候鳥，也無法回頭拿菲律賓護照了；沒條件付得起機票錢的人，只有淪為黑戶，被警察臨檢就要面對被自己國家遣返出境的命運。
他們是冷戰下國共鬥爭的人質，是創造一個中國/中華民國的認同樣版。是國家，製造了這些人的移動，卻又丟棄了他們。國家公民界線的變動性，證明了公民身分是人工的、是政治權力製造出來的產品。
3. 國家不看：移動需要勇氣與能耐！
在移工/國際家庭運動場域，有機會看見面對異國的各種嶄新的社會環境、語言文化、生活習慣所衍生的新的適應、限制與壓迫；以及跨界資訊取得對於弱勢者的不易，使得移動者必須付出更多代價甚至是委託商業仲介，才得以取得跨界的機會。
「無戶籍國民」的阿中帶領了我親身經驗所謂「菲僑」的特質與文化，一開始我總歸咎於語言問題，因為，他總說不清他的故事，或者是版本有很多個，每次都兜不起來。在一次肢體工作坊中，老師要我們分組說故事，阿中跟我一組，他又說出了他迥然不同的故事，我直接問他，怎麼又不一樣，他笑笑說那是他自己編的。哈，這就是我印象中的阿中，沒有嫌惡，多了份理解。阿中在朋友面前都是一付大哥樣，熱情又拍胸脯，十足碰風型人物，好幾次，但是一遇見衝突或是意見不合，阿中開始顧左右而言他，不斷的麾與虎爛，很久後，我開始理解，那是他的生存策略，也因此得以躲過了嫌麻煩的警察的查察。移動者以各種方式跨界投入勞動的生存策略與能耐，應另眼看待。
- 國家歧視：家的混雜美學！
因為台灣政府的規定，使得來自菲律賓的「無戶籍國民」，每六個月一定要離開台灣，因此他們的家人都在菲律賓，也沒有權利在台灣居留。政策，把他們的「家」很狠地拆散，違反了聯合國尊重家庭團聚的原則，又有誰在乎呢？在這樣的社會基礎下，壯年男女又怎麼面對他們的情慾？他們的親密需求呢？
於是，各種不同的類「家」的組合因此孕生。他們與「逃跑」外勞共組家庭，並有了子嗣；或是告別在菲的夫妻關係，在台灣另組成一個沒有官方認可的家庭。雖然沒有（也不能）婚姻契約與登記，但是家人間的相依扶持的情感與親密，真真切切，一點也不少。真實的家庭團聚與生活，倘若沒有一張文件的佐證，是否就否決了這樣的親密關係呢？
一對已經在台灣生活二十年，並育有一對子女的台菲夫婦，因為妻子二十多年前在菲律賓曾經有過婚姻，在菲律賓又沒有離婚制度的情況下，竟然無法在台灣完成婚配，導致夫妻至今都苦無名分。這，不是另一個制度的荒謬嗎？在我們協助黑戶媽媽的過程中，官方往往要求我們出式各種文件，以證明他們的各種生養關係與身份。例如：要有結婚文件才能證明他們是合法婚姻，小孩要有出生證明才能證明他的真實身分。沒有「合法」文件，就沒有親戚關係，他們必須處理所有的行政程序；誑論，跨國文件取得的繁瑣，需要翻譯再經過台灣政府駐外館驗證，步步關卡都要花費與官方打交道。
固化的制度，無法去接受「變異」的可能，於是製造了不理解的氛圍，反抗異動。混雜（hybridity）本身否定既有的模式；混雜，拒絕了文化權威，挑戰了固定而認可了差異。家的混雜美學，我從移動者的生活中真切體悟。
- 國家，問題化移動者
民族國家的治理主權，把「外邦人」都視為資源的掠奪者與威脅者。並由此衍生了很多制度性的歧視。來自特定國家的外籍配偶必須通過境外面談，就是一個展現國家霸權再也明顯不過的例子。
以外交部針對來自東南亞、奈及利亞、巴基斯坦、印度等特定20個國家的配偶為例，他們皆需經過外交部駐外館特別程序的「境外面談」，才得以辦理單身證明或母國結婚文件驗證，以便他們的配偶來台；結果導致這些跨國夫妻在面談的刁難下必須來回奔波。相較於美、日、法等其他國家的配偶，經過一般申請程序即能完成單身證明或母國結婚文件驗證，甚至在台灣即能就地結婚，真是有著天壤之別。
特定國家的境外面談是什麼意思？這些名單多數是經濟弱勢國家，他們被台灣政府貶抑、差別對待。這樣的國境控管實則已經擴大地箝制了人民的婚姻締結權；移動正義，對於弱勢者，尤其是來自窮國的人民，根本是被嚴重剝奪的。
- 民主的提問：政府不是因人民而存在的嗎？
2010年4月17日，白刷刷黑戶人權行動聯盟舉辦「就地合法，大赦黑戶媽媽」記者會，「沒錢回薩爾瓦多，能問的我都問了，想盡一切辦法，卻只得到政府『不行、沒辦法、照規定辦理』的回答」，李先生非常感嘆，「政府不是因人民而存在嗎？我太太怎麼因政府而成了非法黑戶？」
2012年6月3日，白刷刷黑戶人權行動聯盟舉辦的無國籍論壇，當流亡藏人根桑輪珠被問到為何成為無國籍者？他說：「我從來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對我而言，我有認同的文化與土地，但是，你們卻稱我是無國籍者……..」
在台灣，持有停留簽證入境的無國籍者，是永遠不可以辦理居留的；台灣人與流亡藏人的婚姻，雖通過了國家的境外面談，這些先生卻因為他們是流亡藏人，沒有辦法如一般外籍配偶取得居留證，進而取得身分證。台灣政府明白了說，不給無國籍者居留，是因為無國籍者沒有護照，擔心因為沒有護照無法遣返，未來會滯台淪為人球。
身為「無國籍者」或者是黑戶，便要被剝奪了與妻子、孩子團聚的權利？人，無法選擇出生地，人也無法萬能地扭轉逆境，難道就因此失去了作為一個「人」的基本權利？這是什麼道理？不是人權剝奪，那又是什麼？與移動者的工作中，讓我重新理解國家、重新理解公民身分。不論是無國籍者或者是黑戶，這些人，在台灣社會是購買商品的消費者、是創造價值的勞動者、他們是爸爸媽媽是勞動力再生產的製造者。他們與台灣在地緊密的社會連帶，卻因為不符合「國家」規定，使得他失去基本的人權。這是什麼道理？
移民工作的實踐知識
實踐歷程與認識的轉化，是透過實作經驗得來，無以比擬的「實踐知識」。這幾年的實踐經驗，我認為，做為一個移民工作者必須挑戰與持續質問的，就是國家的那一條「國境控管」的界線。移民工作者必須質問：民族國家的治理主權，怎麼把「外邦人」都視為某種資源的掠奪者與威脅呢？悅納異己、善待外邦人，真的只是政治或經濟的問題，難道不是同樣基於倫理與道德的考慮嗎？不論是自我或者是他者，沒有任何人的生命比其他人的價值較高或者是較低。生命需要條件才能成為可活的生命，創造與維護這些條件，無疑是我們的政治責任與倫理決定（Butler 2009）。
實踐知識也告訴了我：歸屬、認同都是政治性的語言，歸屬、認同背後都是控制，一種區分的社會標籤。雖然在面對家國與居留地，人們面對國家與離散的關係總是糾葛難解。但是，相較於主流以民族主義、資本主義主導的敘事，這些離散的人們正用自己的移動書寫著不一樣的顛覆性故事。而，移動者身上豐厚政治動員過程中的歷史角色成為他們無窮潛力的明證；他們的存在，正巧批判了僵化的民族本質主義與國家疆域。我常在思考，民族國家不過是近百年發展出來的權力體系，百年前人類的移動更不似今日面對處處的控管，國家治理的正當性雖受到全球主義的挑戰，但民族國家卻也不見因此退位；對於去國家化的論述，不能粗糙與一廂情願，但是，一種新的思維與視野的思考：不問來自的種族與國別，不問他/她的性別與身份，生活在居留的所在地就應該享有基本的健保、受教育與福利，這樣處處為家的存活正義，是不是尊重人權的最終體現？
若說慘綠年代的我，執意奉獻熱血給我的「國家」，那種對國家的認同，是一種被社會教育規訓下的應然。那，對於專業社工的反叛、在下鄉實踐後的乍醒，是警覺國家認同似乎不是那麼簡單一回事，意識到「案主」的最佳利益與權力掌握者利益的差異。那麼，從工會到移工組織再到其他移動者，則讓我透過置身投入的行動，經驗他們的具體經歷，進而認識到國家的治理霸權，如何具體而為地透過各種機構系統，穿透到人們的生活關係之中；於是，各種對移民者的蜚短流長，國家官僚甚至人民，透過制度強化了偏見。這讓我想起，過去大學時代讀書會每每提到，韋伯先生所言及，『國家擁有使用肉體暴力的工具和其合法性的壟斷』，如實展現在眼前。
同時，這一路也在辨識社工的角色。我從年輕熱血地認為「社工是具體的社會實踐」；進入了學術社工，我批判「社工，是踏著案主血跡前進」的自我成長路線，批判社工忽略了鉅視面的社會改變；後來，我思考社工是怎麼看待「案主的問題」？有沒有打算或者是怎麼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論，或者是成為體制的幫兇？是補破網的社工師？還是噤聲不動、輸送資源、無奈的政策執行者？這是社會工作，做唯一門「上升中」的業別，其人性論、方法論與政治責任的重要課題了。
行動研究，繼續幹下去！
勞動家庭培育的質地、親身手工實作的信念、社會規訓養成的能耐、九○年代狂飆的社運都提供了豐沛的沃土，讓我的勞動習慣巧妙的接上了我二十年的「運動勞動」。我人生前二十年的長成，可能助我發展成為體制內向上發展的樣板；然而，這前二十年的養成，卻巧妙地在我選擇社運路線後，接續作用，並且轉化為自己得以在社運中撐住自己的基盤力量。
回想起自己大學時代亟亟探索：什麼是認識世界的方法？一直到這麼走來二十年，才敢說在主流專業知識與行動知識間辯識出了差異與方法；無獨有偶的，這都是來自於置身社會群體生活經驗的累積，引發自身啟動的主體慾望；這是自身主體行動而來的知識，也是與社會群體間互為主體的不斷前行的學習。這是行動者用肉身探尋的知識工作與社會轉化的民主關係。而，我始終認為自己一直踏在社會工作這一條道路，不論是我二十年前稱之的「基進社工」或是社會上稱之的「社會運動」。這是置身投入的自我與社會改造的運動，是我的社會工作實踐。
行動研究，繼續幹下去！ （全文完）
白刷刷黑戶人權行動聯盟 ：
由長期關心國際家庭、移工以及跨界移動者的民間組織共同組成，反對差別對待、不公義的國境控管政策，致力於除去黑戶污名化，爭取黑戶權益。我們是：
台灣國際家庭互助協會 02.22809500 / 07.7675462
促進跨國婚姻組成之國際家庭，建立互助支援網路，協助國際家庭成員與本地社群交流互動，闡揚國際家庭實踐多元文化之經驗，推動保障外籍配偶之公民權、工作權、教育權、社會福利及其他人權之活動為目標。
台灣多元跨界行動協會 0919216306
結合花東地區的老師、社工員、基層工作者等的組成，希望創造在地性的人文關懷，關注培力弱勢團體。
菲律賓歸僑關懷連線 02.25995943
致力關懷菲律賓華僑在台灣的勞動、生存處境，並希望協助所有在台灣遭逢困難的跨界者—包括：無戶籍國民、無國籍者、愛滋黑戶、黑戶家庭、移工以及國際家庭。
天主教嘉祿國際移民組織台灣分會 02.25995943
天主教嘉祿修會所設立的非營利組織單位， 天主教嘉祿修會以服務與照顧移民為宗旨，強調倡議與保護，照顧與庇護，瞭解與對話，致力於移工、移民、難民與船員的福祉與權益。
[1] 寒流是六○年代反共匪的電視劇，內容描述文革時代中國如何殘害人民，是當時重要的反匪劇。
[2] 摘自：1989年我大三「溝通技巧」的學習報告。
[3] 「民主學生聯盟」，野百合學生運動前後，學生運動的一支路線，「草原文學社」是民學聯校際發展的一個社團。
[4] 所指的黑戶，係指外國人在台灣因為護照過期或者是簽證逾期，所導致的沒有「合法身份」的
特殊處境。黑戶媽媽指的是與國人結婚，並有家庭，但來台之初因經濟或是資訊因素，無法完
成相關歸化程序導致成為在台灣沒有身分的外國人。
台灣行動研究學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