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8.20 2017年會論壇《撐開行動研究的社會探究之道—-以輔心爭議事件為例》

2017年台灣行動研究學會 年會論壇 《撐開行動研究的社會探究之道—-以輔心爭議事件為例》
台灣行動研究學會,是一個以行動研究作為其專業實踐方法的社群。
1999年成立的「台灣行動研究學會」,結合了早已在台灣社會田野多年,來自教育、心理、社工、社運等不同實踐位置的行動者,以「社會變革取徑的行動研究」為方法,為促進個體與群體的發展與解放而服務。我們相信知識來自實踐中,而實踐是為了讓世界更好!

今年的行研年會論壇,我們決定以《撐開行動研究的社會探究之道—-以輔心爭議事件為例》,探究去年至今持續爭議的輔大心理系事件。
本會創會理事長夏林清,1980年代下旬在台灣在地轉化運用歐美行動科學與反映實踐等知識與方法,推動眾多社群及個體在地實踐中展開社會探究,行研學會諸多成員受此方法影響甚深。而去年529夏林清學生臉書po文指控其將性侵案吃案河蟹,各大媒體及許多網路民眾未清楚查證,不問是非把夏罵的狗血淋頭,夏沒有選擇息事寧人,而試圖還原真相並讓大眾進場從中明辨是非,她以身試法並同步暴露官僚行政權在政治力介入的操弄程序,問真求實的行動卻也讓她置身險境。過程中行研社群的部份伙伴也協同平反誣陷,但部份協作的社會團體及個體,同時也經歷和夏一樣在網路上被質疑、或惡意扭曲的污名。隨著事件被誣陷的真相逐步被釐清,事件涉及的問題矛盾的社會意義也逐步浮現,包括助人工作者面對法律政策建置下的「被害人邏輯」其助人方法與助人關係、教育體制中的師生關係、人人自媒體下的鍵盤辦案與網路霸凌、掌握教育行政權力者濫權玩法…等等。
站在學會成員角度,我們確實無可迴避此案的社會效應,及與我們專業實踐方法的關係。且部份助人工作者在資訊落差及各方不同說法下,對此事件持續質疑、不解,甚或已在助人工作上採取更自我保護的態度。因此這場論壇,我們邀請事件行動參與者,穿透辨識自身行動的社會系統母子盒,直面爭議矛盾中的行動經驗與意義;及希望面對各方差異觀點、或挑戰質疑開放對話;及在參看對話中,希望能拉出與各自有關的探究起點。

面對詭譎多舛、變遷快速的台灣,社會帶給我們的任務與挑戰越發繁重與複雜;行研年會,誠摯邀請每位行動者帶著自己的經驗,親身投入這場社會學習。
一、 【論壇時間】:2017年8月20日(星期日)上午9:30-15:30
二、 【地點】:台北市信義公民會館 D館社區館
(捷運信義線:「台北101/世貿」站二號莊敬路出口,莊敬路左轉步行約50公尺)。
三、 【論壇報名費用】:現場繳交100元(手冊及場地費)、午餐可現場訂便當或自行外食
四、 【主辦單位】:台灣行動研究學會
五、 【活動聯絡人】:王芳萍 0932-383-344、龔尤倩0987-360-171
六、 【議程】:(如下表)

時間 主題 主持人/報告人
9:20-9:40 報到
9:40-10:00 行研學會的過往今來 龔尤倩(行研學會理事長)
10:00-11:40 【論壇一:輔心事件行動者的反映實踐報告,每一位15分鐘】主持人:王芳萍常務

1. 社會變革取向行動研究:批判心理學的台灣實踐。林香君(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教授、宜蘭角落協會理事長)

2. 我看網路的自由與不自由性。廉兮(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副教授)
3. 就是不噤聲:對抗網路霸凌的運動。何燕堂(輔心、東吳社工兼任老師、基隆市雞籠草根文教協會理事長)

4.學校,你有事嗎?學生自主行動與輔大校方的交手

1:20-2:30【論壇二:失控的監察權—看監察院「輔大性侵案」調查報告】主持人:龔尤倩理事長,報告人:監察院受訪代表夏林清、郭琬琤等

【大團體討論】黃小陵(基隆市雞籠草根文教協會專員)、張育華(國際家庭互助協會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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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5.22台灣行動研究學會 2016年年會暨論壇:實踐路徑的政治性探究

這是一個艱難的時刻,我們是更面對困境,還是呼攏過去、延緩面對難題。

政黨輪替了,百病叢生的社會是否有更多機會改變?還是病灶太深,期待執政者也無用,只能在諸多體制結構惡化下,自立自強、找路抵抗。

「實踐行動如何改變、又是如何努力之後,行動無效而不變?」

行動研究學會的社群朋友,有部份人是在解嚴之後即投入工運,並以行動研究生產了工運論文。而現在重新回觀過去20多年來的工運論文及實踐經驗,對照當下置身不同社會實踐田野的你我,又有什麼樣的啟發、學習。

這次我們先以中國時報工會的行動研究論文為例,邀請五位報告者回觀閱讀這個在基層組織工作紮實的草根民主典範,引發不同位置的實踐者什麼樣的反思和共振,從歷史的過去、參看現在、面對未來。

面對當下的政治局勢和社會處境,邀請你的實踐歷史一起進場對話。用行動研究做為方法、找方法。

 

台灣行動研究學會理事長 龔尤倩

常務理事 廉兮、王芳萍   敬邀

 

時間:2016年5月22日(星期日)下午13:40報到

 會議14:00-17:00,因場地時間限制,請準時入場

地點:士林區公民會館202教室(台北市士林區大東路75號,警察局對面)

 交通方式:士林捷運站2號出口出站走福德路左轉大東路,步行約5分鐘

  • 議程主題:以行動研究探究實踐路徑的政治性
  • 時間/主持人 議程 報告人
    13:40-14:00 門口報到
    14:05-14:20 開場 王芳萍(行研學會常務理事)
    14:20-15:30

     

    主持人:鄭小塔(行研學會理事)

    回觀梳理行動研究之工運論文(以中時工會為例) 王芳萍(前中國時報工會祕書)
    回看自身從工運到政運的行動反思 黃小陵(工傷協會前祕書長、人民民主陣線基隆站)
    障礙組織者回溯"障礙,勞動,與公民"三種身份的行動經驗 李燕(算障團組織者、行研學會理事)
    我的擺盪緩進–與國際家庭前行的一些反省 龍煒璿(國際家庭互助協會高雄辦公室工作者)
    非主流社工的實踐路徑辨認 謝宛岑(國際家庭互助協會台北辦公室工作者)
    15:30-16:50 討論對話 參與者一起進場對話
  • 會議聯絡人:王芳萍0932383344,鄭小塔0930911334,
  • 朱瑩琪0905153624、黃小陵0932187765
  • ******************************************************************
    • 歡迎理監事、及社群朋友邀請對此議題、方向有興趣的道友參加。並煩請各位會參加的朋友在5月17日(二)之前回覆報名(也可以同個社群參加者寫在一起),以利論壇手冊和茶水的準備。

    參加者回函給王芳萍 email: fangping66@gmail.com,或FB,line王芳萍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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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蔽、疏離─我的政治姿態

      台灣國際家庭互助協會高雄辦公室主任 龍煒璿

 內人與外人;我們與他者
不記得從什麼時候開始,講起自己的出生,總帶著些彆扭,那是種「政治不正確」的尷尬。因為,我出生一個「正藍」家庭:我的祖父母與外祖父母都是1949年跟隨國民黨來台的軍官與家眷。我是外省第三代,成長在高雄,卻講了一口「演講比賽式」的普通話,以及越是想講好卻越顯彆腳的閩南語。

童年的印象裡,家裡極少大剌剌地談論政治,但是我依稀記得長輩對黨外運動的某種敵意。直到李登輝掌握國民黨實權,「外來vs.本土」政權的區格大鳴大放之際,開始聽到家中討論政治的聲音。當然,身為「純粹」的外省家庭,大家的論點總是一致:對國民黨彷彿從核心、從根本「綠化」的恐懼與敵意。

1994-1997年,高中時代,我開始知覺到民進黨不再只是被家族討厭的政黨,而是有著廣泛支持度的民主力量。我跟著社團的朋友聽陳師孟、楊照的演講,讀了楊逵的送報伕。「外省人原罪」應運而生,儘管如此,當我聽到「外省豬滾回去」的時候,還是壓根地難受!這種民族情感的反動員其實是把我推往新黨的重要動力之一;另一方面則是單純地相信當時覺得真切其實虛幻的「中華民國」,以及對李登輝為鞏固政權而與財團靠攏的抵制。

1996年,第三次國大代表選舉,高雄市新黨推出謝仲瑜與荊溪昱兩人,競選總部在我從公車站牌返家的路上,我做了個膽大包天的決定:到競選總部找人聊天、折傳單,常常混到7、8點以後才回家吃飯。我喜歡那經常出現的各省鄉音,看著出入競選總部的老芋仔彷彿看到外公一般。另一方面,我卻也聽到競選總幹事為了爭奪選票的耳語:「本省投本省,外省投外省」。我原以為跳脫了省籍區隔、內外之分的選擇,最終不過落得「天下烏鴉一般黑」的喟嘆。
 
藍色座標落漆的可能性
1997年,北上求學。當時的陳水扁如日中天。我卻因為14、15號公園預定地,因為廢娼,因為他動不動花大把鈔票舉辦毫無意義的燈會而討厭他。2000年總統大選,第一次有投票權的我坐了五個多小時的火車,投給許信良一票,因為他是當時所有候選人裡,最弱、我最不討厭的一個。但是我已經習慣與人只談社會議題、論公平正義,對政黨政治或政治人物的偏好或評論隨著當年的失落,封箱掩埋在記憶的某處,轉向熱衷於劇場、劇本的疏離與敗德。

2002年7月,參加【操‧勞營】,作為在日日春實習的敲門磚。看到「公娼啟示錄」中警察抵擋公娼前進的畫面,我在黑暗中淚流不止。隱約覺得,某一天,這樣的壓制會朝著每個人迎面撲來。同年12月,日日春投入台北市市議員選舉,我全程助選,在春鳳樓與競選總部送往迎來。但是,我不覺得那是政治,而定位成參與以選舉為形式的社會運動。2004年,工委會在凱道上推爛蘋果。我覺得那種抵制政治的姿勢,異常美麗。廢票成為我必然的選擇。

看起來,我與政治保持安全距離,背對它,我們像兩個不需要有交集的存在,隔離、切割。其實我的內心始終有層恐懼:當性權運動被扣上「打扁有功」的帽子之時;當參與秋鬥、推爛蘋果與綠色執政對峙的時候,我覺得某種「外省人的政治不正確」哽在胸口,我懷疑我的外省出身決定了我的政治立場與行動,我甚至會偷偷想:「如果我不是外省人就好了,如果我不是外省人,我的反對會更理直氣壯、更有正當性。」而年少的政黨色彩,更像不能說的恥辱,是既得利益者別有用心的佐證!

2008年,我在總統選票上蓋給兩個候選人,貫徹我的廢票信仰,國民黨重新執政。荒謬地,恐懼淡去,我的實踐在心底有了合理、合法的地位。也在集體的推動下,或主動、或被動地拓出一點空間,重新回憶、整理那個始終被我標定在藍色座標的家庭的政治經驗。

「擔任國小老師的母親告訴當時還是小學生的我什麼是人二。」

「中校退伍的外公屬於孫立人系統,在政治座標上的意義。」

「開放探親前,江西的家人找過外公,但是他怕得要命,到死都沒和老家連上。」

「去世外婆的妹妹從烏魯木齊寫信給我們,信中對民進黨政府的批評被軍人退伍的小舅戲稱為『用信件搞統戰』…」

或許,我的家庭並沒有我想像的那麼深藍。儘管這是個由軍、公、教,組成的三冠王家庭。細究下去,其實有不同的發現、甚至有「落漆」[1]的可能。至少對我的政治立場,我的家人選擇關注而不干涉,僅在我缺席的家庭聚會裡交換意見:「318學運的時候,阿姑(二舅)有去台北支援。他有看見妳,但是怕帶給妳麻煩,所以沒有叫住妳……今天聚會的結論就是,每個人各在其位、各司其職。」

我想起很久以前,剛到日日春實習,跟著芳萍去警局處理流鶯的經驗,當時,面對管區員警我有種複雜的心情。日日春的君竺問我:「妳是不是在想,舅舅是好人?」當時,難以說明的我只能簡單地吐出兩字:「不是。」直到我在街頭與警察相視、對看、推擠的時候才恍然大悟:「當他在執行國家權力的時候,他就是我的對立面。他不是他,我也不是我。」那是痛苦,而不能迴避

[1] 「落漆」這個詞是跟麗貞借用的。麗貞聽到我回溯「人二」的往事,對我說:「你們家根本不是藍的好嗎?妳為什麼要讓顏色上身?……妳以為是藍的,結果一弄就落漆!」

勁旅行腳〜地方斗室與星空共享的對話

           夏林清 ‧ 丁乃非

 前言:行腳的歷史感

台灣解嚴(1987)迄今,在我所推動與參與的社會運動的發展過程中,長出了一支行動研究的隊伍。甶1987到1990年代中後期的台灣自主工會運動歷史是當時中壯年的我與一群青年工作者[1]投身的社會土壤。共同投入運動和一起工作的社會生活方式,同步啓動了一小羣中小學老師;這羣老師對她們的教育實踐進行了反省與重構,並成立專業協會推展著不受中、小學學校體制所束縛的教師專業自主的實踐之路[2]。在參與過程中,工人、知識青年與素樸基層教師在不同的社會田野中,力謀改變人們生活在社會結構性不公義處境中的行動方式,這是指人們因應或應對不公義社會環境時的行動方式的改變。也就說是處境中行動者的感知方式與行動邏輯的改變,才會帶來制度變化的可能性。個人、羣體及社會才得以謀取到變化的機會。這便是台灣行動研究學會發起與成立的社會條件與作用點。 繼續閱讀

從個人到公共-抵抗與轉化的教育行動研究[1]


廉兮/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暨多元文化教育中心

 

中文摘要

本文探討台灣戰後政經結構轉變中,教育工作者有意識的選擇行動研究做為提煉社會實踐知識的方法與路徑。文章勾勒國家政策主導下,由上而下推動教育改革,企圖增進學校與教師效能、強化教育市場競爭機制。而教育基層實務工作者,面對日趨市場化與零碎切割的教育專業分工,有意識的抵抗教學勞動的異化,發展教師群體的草根運動路徑。本研究勾勒教育實務工作者選擇以行動研究,探索教育職場的困境與改變的方法,從面對教育難題,到投入教育公共民主化與社會變革的自覺與自主歷程。研究發現:教育實務工作者在社會探究的過程中,形成社群、發展教育行動、參與公共對話。而以行動研究作為社會探究方法,不僅提供台灣教育工作者藉此回看教育專業與個人生命發展的社會與歷史條件,同時也促進教育工作者與勞工團體的越界對話與團結行動。

關鍵字:行動研究、教師增能、草根民主、社會實踐、基進教育

英文摘要

From private to public:

Resistant and transformative actions in educational inquiry

 

Nancy Lien

Department of Curriculum Design and Human Potential Development

National Donghwa University

 

This research discusses the notion of praxis imbedded in action research. Action research in Taiwan in the 90’s is driven by polarized direction: one is top-down national reform; the other is bottom-up grass root approach. The former is intended to maximize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of teaching; whereas the latter is intended to meet the interests of teachers who are fighting back the instrumental reason that is embed in the top-down reform movement. This research intends to illustrate the path of social emancipation taken by teachers who are social activists engaging in school reform movement in Taiwan. In this research, the theoretical ground of action research is discussed. The researcher explains that action research, adopted as critical social inquiry, offers teachers with an opportunity to look into the lonely, painful, and alienated feelings in their teaching career in Taiwan school system. The researcher finds that teacher activists’ engagement in education movement changes their knowledge of self and society as a whole. The social inquiry transforms teachers from private concerning persons to social actors. Teachers learn to take civic actions, to form allies with working-class parents, create public space for education, incite social imagination and expand life horizon. In the journey of awaking, teachers become subject in their action for radicalize social vision and public goods.

 
Keywords:Action research, teacher empowerment, radical democracy, social praxis, grass-root and radical education
 

人們,做為自主的存有,有道德上的權利,去參與關於他們的知識宣稱的決定。這種權力,保護他們免於被管理與操弄。當權力的分享不只是在應用,更是在知識的獲得時,尊重人的道德原則,才得到最完整的尊崇。對人們做研究〔這件事〕,內含了重要的教育承諾:去提供條件,讓主體在獲致關於人類處境知識時,增進為自己做決定的能力。(Heron,1981:頁34-35)

壹、社會地景

一、教育民主化與市場化
台灣在1987年解除戒嚴、開放組黨、自主工運啟動,次年解除報禁。1994年4月10日教改大遊行、訴求教育鬆綁。這是臺灣教育史上第一次家長、老師、學生與關心教育的學者與社會大眾一起走上街頭,要求改革學校升學考試制度、學校課程,與師資培育系統的多元化。在這個從民間觀點,由下而上推動教育改革的過程中,不同位置、歷史意識與價值的人們,要求學校回應社會期待。透過對於未來社會與教育的想像,人民協商彼此珍視的價值與夢想,這是人民認識自身與重建社會關係的民主行動。

在這個教育民主化的過程中,學校教育所代表的官方知識,傳達的單一文化霸權觀點,受到廣泛的挑戰。多元族群、性別與階級意識因應而生,人們期待學校教導孩童關於他們自身的故事。人民的故事自然是多元與多音的,有著各種說與聽的可能。在主流與邊緣群體的文化爭戰中,尊重多元成了最大公約數。學校教育工作者推出學習少數族群文化的多元文化課程單元,或是多元智能與文化回應教學方法。在不觸及主流與少數群體在真實社會生活中的權力支配關係,多元文化教育的認同政治,反而成了教育市場化的修辭與文化展演的櫥窗。

二、 教育的課題:社會變遷中的教師自覺
從社會結構面向來看,在資本主義全球擴張中,臺灣社會內外生存的壓力與日俱增,學校被視為個人與國家競爭力的培養場所,重視效率與效能的市場競爭邏輯與專業主義被視為新的教育規範機制。在市場邏輯中,各級學校莫不強調追求卓越的競爭價值。在這個教育改革的風潮中,校本課程與教師專業發展都是學校改革的重點。在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的教改訴求中,行動研究成為教師培訓重點。即便是由民間團體提出的教改願景,因為透過科層體制由上而下推動的教改政策,在主政者重視成果報告,以量化數據做為績效管理與考核,最後關注的焦點總是:教育勞動產質與產能的提升與更有效的管理。

從教學者的角度來看,在少子化的社會裡,中產階級家長對孩子的教育投資與教育資源運用都高度關注。對於許多教師而言,無論是教師身份所代表的知識權威、或是教師做為一種工作與職業、抑或是更深層的教學意義,都已不再固著與穩定。在社會對話歷程中,教師也渴望自己的觀點被公眾重視,他們因此學習發聲,參與廣泛的公民對話,同時也學習去重看自身與他人的社會關係。教師在教育變革的過程中,學習重新定義自身工作的意義,在知識的生產中,不再只是被研究的對象,而是能被自身認識與理解。教師參與教育改革運動,是一個學習成為主體的過程。

在這篇文章中,我以台灣教師參與教育改革的歷程為例,探討以行動研究參與社會變革歷程與解放知識發展的途徑。我試圖勾勒在教育市場化浪潮衝擊中的學校教師,在異化與疏離的教學苦惱中,有意識的選擇行動研究作為教師社群認識自我、相互理解、創造公共對話的教育行動意涵。身為師資培育工作者的作者,在學習成為本文教師的夥伴歷程中,看見台灣教師在參與社會變革的行動中,創造民主對話、發展社會學習、恢復主體尊嚴、從而走出解放教育的路徑。

 路徑知識

     社會實踐知識來自於社會群體生活經驗的累積與創造,不同的社會有著不一樣的歷史條件,不同的問題與回應方法,也創造了獨特的知識地景與社會價值。我在以下的段落裡,希望勾勒歐美社會發展的路徑與實踐知識的創造過程,以此重新理解台灣本土教育實踐知識生成的不易與前行者努力的意義。

 社會變遷中的行動研究-歐美專業實踐的歷史路徑

〈一〉專業知識的公共民主化
上個世紀的60、70年代,美國社會正經歷一連串的反戰與民權運動等社會革新思潮的洗禮。這是因為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但在海外軍事殖民的侵略未止,少數團體成員更不再願意接受不平等的社會壓迫。美國社會人文學者對自身專業工作是否服務於社會的民主公共價值有深切的反省與社會改革路線的論辯。如當時知名的左翼學者Ivan Illich(1994)挑戰專業知識的權威與合法性,認為學校知識階層壟斷了公眾對教育的想像、窄化知識的定義與限制人民相互學習的機會。透過學科知識分工而生產出的學校、醫療、社工、心理等專業,更製造出服膺於科技理性價值的專家知識階層,成為對社會弱勢者如窮人、女人、少數族群與文化等進行社會控制的工具。大型社會福利補助計畫不但加強底層人民對制度性補助的依賴性,也讓人民把心理上的無助感,簡化的歸因於自身的無知,而更加依賴專家的知識權威。他因此認為應該讓一般人民有機會意識到專業工作者對他們的控制,並進而建立人民相互學習的網絡概念:讓專業服務的交換與報酬發生在一般人民之間,而不限於專業工作者與受助者之間。被視為激進的社會批判改革者的Illich,期望人們能在平等與自由的相互學習關係中,實現知識與社會的解放願景(Illich, 1994)。

同時代的美國學者Chris Argyris和Donald Schon雖然也認同Ivan Illich的平等與自由開放的社會學習願景,但對於專業知識與社會實踐的關係,顯然有不同的看法。他們並不全然接受Illich宣稱「專業只不過是為了進行社會控制而先發制人取得社會合法知識的工具而已」(Schon, 2004, 頁256)。他們對科技理性主導下專家知識的看法並不是全盤否定,而是倡議以專業反省構築民主社群的溝通對話與社會改革機制(Argyris,2000;Schon,2004)。他們認為,專家知識不全然服務於社會控制。Schon(2004)指出:

在反映性實踐的觀點下,專業工作者既非英雄式的科技發明家,也非不讓人們掌控他們自己生活的邪惡菁英份子。我認為,專業工作者是大社會對話中的參與者,若他們把這個角色扮演好,他們就可以幫助大社會中的對話成為具反映性的對話。(頁298)

Argyris和Schon的行動科學與反映的實踐理論方法與Illich抵抗專業知識壟斷與社會解放的論點,有著企圖對話與相互論詰的知識與社會改革位置。他們提醒專業工作者需要對其工作有所反映與認識,否則不論他們是站在擁護專業或反專業的立場,他們的所做所為都有限制與破壞性。他們指出:「激進批判[2]無法替代(但有可能激發)專業工作者的批判性自我反映」(頁 257)。而當代社會改革的複雜性,如果沒有專業工作者參與對話,反而不易成功或有深刻的改變。Schon(2004)指出:

透過公共的體制、媒體、知識的討論和公開的辯論等,我們建構出與社會議題及危機有關的有力行動理念,透過這些行動,問題可以被解決,政策可以被採納。當我們依循這些行動理念行動,就可以改變社會真實。… 我們就像是「實驗的啟動者」,同時是行動的主體也是客體。我們深處在我們想描述改變的問題情境中,當我們對情境行動,我們也對自己行動。(頁298)

行動科學與反映的實踐理論,著眼於將專業工作者的反省扣連民主公民的社群溝通行動。如同Argyris(2000)所說:
了解行動像是了解一種語言。它有賴於相互主觀的意義及共享的實踐,而且它是和人們的認識(knowing)而非單單只和感覺有關。從這個觀點來說,意義不是私有、個人的,而是可公開、被了解和知道。(頁23)

〈二〉專家知識的工具化與商品化
針對當代差異與衝突的社會關係,Argyris 和Schon雖然提出了重要的社會實踐方法,但在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市場的架構之下,他們的理論運用,並不必然能和在科層官僚體制主導下,工具性與功績性的專業效能評量,做清楚的區隔。英國教育學者John Elliott(1997)在研究英國近半個世紀的教育改革與行動研究關係的報告中,清楚的勾勒出行動研究,在英國社會變化的時移勢遷之中,也面臨被工具理性意識型態的操弄。Elliott(1997)指出,自1960年代起,英國政府就開始推動教師(含教師工會)、地方教育部門與中央政府的夥伴關係。英國課程領域學者引進行動研究的概念與方法,以此與教師團體與地方教育行政部門,協同進行課程發展方案。在支持教師專業自主的價值中,以教育實踐知識發展草根的、由下而上的教育改革方案。在民主範式中的行動研究評量機制,不同於由科層體制管理的外部績效考核,而是重視學校組織內部的對話、教學行動的意義、教師與公眾對話協商的民主教育典範。行動研究,一方面改變了教育傳統的知識典範;另一方面創造了教育學者與教師從理論對實務的指導關係,轉化為平等對話與協同行動的學習夥伴關係,因此成為推進教育改革的重要理據。

但英國課程領域重視民主對話與專業知識公共化的教育典範,卻在80到90年代,逐漸被工具化與商品化。在英國政府強勢介入學校課程,要求課程發展配合國家經濟產業競爭績效,行動研究漸漸被轉移為由上而下推動教育政策者,要求教師進行自我評量與管理的手段。在教師被要求配合教育政策的執行時,行動研究變成教師專業發展中,增進教學技術與效能的工具。在教育行政效能的考量下,又巧妙的把教師從教育的創新者置換為操作課程發展的技術表演者。而有些課程又把行動研究轉變為心靈開發,服務於教師個人的自我救贖。但是這樣的行動研究課程並沒有清楚呈現教師的內在自我完成如何與外在學校行動之間有所關連。而被視為可以釋放經驗、有療癒性的行動研究,在職業角色與個人之間,呈現分裂的狀態(Elliott,1997)。這種現象的弔詭之處是,行動科學被化約為既乏社會批判意識,也沒有企圖參與社會對話的教學方法的創新與課程發展的技術改良。90年代英國教改中行動研究的工具化、商品化和私有化,與60年代教育者參與民主社群對話,以增進公共生活福祉的初衷,早已背道而馳。

當專業反思被化約的解讀為解決專業問題與去政治的專家知識,當個人的困局與社會集體行動之間缺乏對話,反而強化了個人的孤立與集體認同的危機。而北大西洋圈的左翼學者對於社會自由與解放的渴望,多轉化為激進的社會批判理論的抽象思維與學術專業論述,對於回應與檢視個人痛苦並轉化為社會改革行動的能力反少見討論。以致於去政治的專業行動研究學群,對於以研究參與公共生活的政治作用也日趨式微。

二、行動研究的民主公民提問:我們可以做甚麼?

當前世界已進入全球性的市場競爭,社會差異雖然已是路人皆知,但當結構差異與不平等超越種族、階級與性別的區域性,以化整為零的形式擠壓個體的生存,社會抵抗也變得更分散與更困難。本世紀初的美國,當專業評量報告被大量生產的同時,也是許多歷經教育改革的創意學校面臨關門與解散的命運。社區凋零、工作無存的場景日益普遍。面對這樣的社會困局,批判學術社群不再滿足於只是在知識論的層次上去問我們知道了甚麼,而是更深切的去反省知識工作與社會轉化的民主關係。

Caputo(1987)提出:「我們所面對的問題並不只是我們能知道什麼,而是我們可以做什麼」。(頁12)立基於民主社會的願景,行動研究是民主社會的溝通行動,也是研究者作為公民行動的社會探究:視學術研究為介入社會變革的行動,企圖轉化學術研究作為社會反省與實踐的方法。在行動研究方法中,社會科學研究者是他/她所研究的社群生活世界的新成員,他/她是公民學者(citizen-scholar)(Vidich & Lyman, 1998)。21世紀初的全美教育研究年會提出以教育研究作為促進公共福祉的行動,年會主題即為:「知猶不足」。學會主席Arnetha F. Ball和 Cynthia A. Tyson(2012)引用Martin Luther King知名的演講,申論教育研究的公共實踐意涵。Martin Luther King(1968)說:

我跟孩子們說,我要去工作並盡我所能讓你受到良好的教育。但我不希望你忘記還有成千上萬也是上帝的孩子們,還沒能獲得好的教育。我不希望你覺得自己比他們好,因為你永遠不可能成為你該成為的人,直到他們成為他們應該成為的人。

長期以來,標榜個人成就與競爭導向的台灣學校教育體制中的名言是:「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點」,及致以學術研究的排名定義優質大學。在我們的社會與文化價值裡,所謂的優質教育是怎麼樣的意涵與社會視野呢?

行動研究,如果被去社會脈絡、去歷史與去政治化的操作,那麼社會不義的結構未必能有所改變。實踐取向的行動研究關切的是:我們的研究服務於誰的福祉與利益?改變了甚麼樣的勞動與生活處境?翻轉了怎麼樣的社會群際關係?創新了甚麼價值?

三、行動研究的生命政治

Argyris、Schon、Habermas,對於公共溝通行動的定義多侷限於理性的分析邏輯,對於感性的、感情的生命慾望與行動的關係甚少討論。Argyris和 Schon意在以行動研究解構專業工具理性的邏輯,但是對於人的慾望生成與主體性並未正面回應。在當代致力社會解放的路徑知識中,女性主義實踐理論對生命自覺與解放的知識做出重要的貢獻。女性主義提出「個人即政治」的立場,將個人生命的悲傷置於公共生活與政治行動的視野中理解。受壓迫者的教育目標即是發展個人對於壓迫處境的認識,並發展改變現實的行動力量。正如女性主義學者Patti Lather(1991)所說:
增能賦權的行動是個人為了自我發展而主動進入的探究歷程;它既不是把他人當成服務對象,也不是為了他人而做。增能賦權的核心概念是人們開始有自主的力量,有一個和他們的社會脈絡新的關係。(頁4)

增能賦權的行動研究重視經驗的知識,從活生生的經驗中發掘主體的慾望,而不被既有的學術論述所設定,從不被看見的生存處境出發,賦予生命行動的意義。Jane L. Parpart(1999)認為:
要了解南半球婦女現實生活的慾望,驅使後現代女性主義者追尋從前沉沒的婦女的聲音,尤其是她們如何詮釋/再現自己的生活經驗、自己的成敗和改變的慾望。第三世界婦女的目標和期望,應該被發覺而非被設定,同時,改善她們的生活策略,也應該建基於她們活生生的經驗和表達出來的意願之上。(頁234)

對於行動研究與意識覺醒的解放知識的關聯性,我將從以下幾位女性主義學者的觀點來討論主體實踐:
Donna Haraway
在社會運動的歷史發展中,以婦女運動最為成功的挑戰了公領域與私領域的界限。接續這個跨越社會體制與生活界線的路徑,Donna Haraway(2003)指出,傳統學院知識區分主觀與客觀、理性與感性、思想與身體的二元對立性,使我們誤以為理性與感性、思想與身體是互相排除的;或誤以為主觀感性與身體知識都只是次要的。這樣的區分反而限制了值得說、可以說、與應該說的學術研究命題與語法。當客觀性的語言與去自我認識的人文科學書寫成為傳統,我們被教導要和自我的聲音保持距離,要學會忘記自己。而這種忘記自我的寫作,是自我意識的檢查制度(Trinh, 1989)。
感受需要被辨識為知識的來源,主觀認識的位置與處境的釐清,不但不是研究限制,反而有助於認識人我相互關係。這種理性與感性相互生成的認識論,讓行動者可以接納自身主觀經驗的豐富性,並對之進行生命處境複雜與深刻的理解。
Patricia Hill Collins

非裔女性主義者Patricia Hill Collins(2003)論及黑人解放的知識生成過程時指出:奴隸制度顯示每一個奴隸案例都有壓迫者、被壓迫者與受壓迫的處境。黑人從奴隸解放運動中學到:每一個觀點都有其主,而且那個人的身份起著關鍵性的作用。非裔女性主義觀點理論認為,表明言說者的立場與身份是必要的研究倫理性。因為所有觀點的陳述與行動的創發都來自於個人的核心信念,其間沒有一處不是個人的。Collins(2003)認為要恢復黑人女性的壓抑知識,必須先拒絕本質化族群與性別認同。鎮壓本身不構成認識論的基礎,被壓抑者的觀點也不是無辜的位置,經驗與立場都需解碼、解構、詮釋與再評估。

黑人女性主義觀點建議人們以生活的經驗作為意義的判準、思想與行動的相互依賴、使用對話檢視知識的宣稱、關懷的倫理、與個人應負起言行責任的倫理(Clough, 1997)。
而行動研究之所以能服務於意識覺醒的解放旨趣,在於其提供受壓迫者回看其受壓迫的經驗,對於其內化的虛假意識形態進行檢視與重估的探究條件。

bell hooks[3]

在實證科學的研究典範中,個人知識不但被視為次要,個人悲傷的感受更是不被認定為知識。非裔批判女性主義者bell hooks(1990)卻提出不同的觀點,申論個人悲傷的解放意義。她認為個人的痛苦與悲傷應被視為改變的關鍵與解放的知識。她提問:人為什麼要記得痛苦?她解釋:

我說的事情,我理論的源頭,可以幫助我自己或其他人改變生命中的痛苦與悲傷。我說要記得悲傷,是因為我相信真正的抵抗始人們面對痛苦,不論那是他們自己的或是別人的,而想要做些事情去改變。是痛苦在日常生活中做了標記,痛苦是改變的觸媒與動力。(頁215)

解放實踐知識的重要意義在於:受壓迫者有勇氣去面對日常生活與工作中的悲傷,獲得自我覺識的尊嚴與主體性,這是人性尊嚴的恢復與社會解放的基礎。在性別意識覺醒的抵抗運動中,女性主義的立場,與台灣在抵抗工具理性的學術殖民過程,有著交融的視域,因為重看受壓迫者的污名與痛苦的生命經驗是必要的社會抵抗與對話的據點。

参、社會抵抗、生命復甦的台灣在地行動研究

 歷經政治解嚴與社會改革運動洗禮的台灣社會,正逐漸形成公民意識。從威權政治中覺醒的人民,對於社會革新有深切的期待。在社會群體學習與探索實踐中,人們尋找能協助他們面對自身處境,進行深切的反思、理解,以尋求改變的認識方法。在社會批判、文化反省,並尋求政治改變的氛圍中,銜接西方批判民主知識社群理路的社會實踐與轉化意識的行動研究,是台灣社會實踐知識的發展與積累。朝向社會轉化的行動研究者,關注專制鎮壓的社會機制中個體解放的認識歷程,學習對意識形態進行分析與批判,並關注知識、權力與主體的構連關係(夏林清,1996)。

我在2001年回台任職大學師資培育工作至今十年,而在台灣的夏林清以行動研究帶領基層教師群體學習,從1985年萌芽至今已二十多年(侯務葵、王慧婉,1999;夏林清,2008)。在本文有限的篇幅中,我無法對台灣跨領域行動研究社群形成的社會歷史條件、不同團體與個人的貢獻進行完整與深刻的討論,只能以我自身對行動研究的認識與學習過程,來勾勒下面幾位教育者對我的思想與行動的啟發。雖然文字無法呈現台灣在地行動者各自獨特的生命面貌,與台灣社會發展的歷史過程中複雜的社會動力,但是希望藉由他們的行動觀點,凸顯行動研究內蘊的社會與人的解放力量。

 一、夏林清:慾望接壤、人民團結

夏林清在80年代從學於北美學者Chris Argyris 和Donald Schon,在今日歐美地區多把行動研究視為服務於專業技能的工具性使用的學術處境中(夏林清,2007;夏曉鵑,2003;Lather, 1991),回到亞洲的夏林清,有意識的選擇把專業介入的行動科學轉化為更新社會的探究歷程。她與鄭村棋陪伴失去工作的工廠工人,轉化被雇主貶抑的鬱憤成為集體經驗的表達,恢復勞動者的主體尊嚴與集體認同,這是行動研究的解放教育路徑(夏林清、鄭村棋,2008)。

2005年的行動研究研討會在台北縣的蘆荻社大舉行,其中有一場以「基進教育的在地面貌與行動路徑」為主題的論壇。依序是新竹成虹飛與夢工廠團隊、花蓮我與學生、與台北基層教師協會的在地行動報告。新竹成虹飛與夢工廠團隊報告了他們在新竹教育事業的創業之後,是七年級世代的鄭曉婷與我協同報告青年世代走進花蓮鄉間社區圖書館的教育越界行動。我們企圖以非營利組織的志工方式,在族群混居的社區裡,發展與勞動家庭相互關照的教育夥伴關係(廉兮,2008;鄭曉婷,2008)。繼我們的報告之後,是基層教師協會侯務葵與夏林清報告她們結盟近20年的教育之路。夏林清(2005)以「專業社群/共同體的”發生”~20年草鞋布鞋的行軍路」為題,以「發生究竟非易事!」來描述他們的同行歷史與集體面貌。她說:

1985-2005認識基教老師近20年,像是行走在教育體制大山裡的一列縱隊。能看得明白,站穩地說清楚中小學教育實踐。挺得起脊桿對抗階級化與邊緣排除的壓迫,才開始揭得起臉面來說出被看見的尊嚴與長出要去連繫他者的勇敢。腳不漂浮,立定腳跟的存在本身才有可能有一個不歪歪倒倒或取暖做勢的,容得了差異的小社群。

我坐在台下,聽基層教師協會老師們在地的長期紮根歷程,映照自身學習與移動的歷程,更清楚的看見,因為他們堅持這一列小隊的行走了20年,我在2001年回國後才得以學習不同於歐美的社會實踐方法。我更看見他們種樹成林,飄揚散播解放教育的訊息種子,支持我與花蓮的夥伴們,連結在地教育與社會資源,發展社會差異的理解與實踐。在蘆荻相會的小群體,跨越世代差異,在彼此生命共振的對話中,社會地景的豐富層次也漸次在眼前開展。

夏林清所涉入的生命政治面向已超越歐洲批判理論學者Habermas與北美行動科學所堅持的(實踐)理性思維。作為亞洲的女性解放教育者,夏林清編織出鑲嵌在亞洲歷史社會紋理中的生命慾望與主體重構的瑰麗地景。實踐知識的肉身性(the embodiment of praxis)走向前台。不登學術大雅之堂的身體,承載的是歷史情感與社會關係刻痕的認識主體(knowing subject)。

慾望主體,是情感思維的身體;承載了社會體制壓力的身體裡,埋藏著深刻的社會情感。在身體慾望的凝視與移動中,人民認識自身歷史的路徑在體制大山中走了出來。她提出學術方向、專業實踐與生命的選擇都是辨識與發展人我關係的倫理行動。在台灣社會集體性的以生存作為個人與社會發展的前提下,夏林清把自身卡進了社會歷史發展的扭力中抵抗體制的不義、承接生命的悲劇。她啟動的不只是個人的、而是社會生活的生命欲望與能動性。這裡的人民團結不是千人一面的大敘事,而是每一個在生存鬥爭中,渴望承認自己、看見他人的生命主體欲望的起身復甦、凝視與相互看見的「在地人形」 (夏林清,2006)

二、成虹飛:有溫度的知識

學校的話語建構了熱情、敏察與深負正義感的教師專業形象,但多數教師在英雄式的意像中卻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再加上學校的評鑑懲戒機制所製造適者生存的恐懼感,更讓許多教師對他人保持表面客氣、內心冷淡的安全距離。教師專業形象與內心的困乏感有很大的心理距離,個人的悲傷無由現身。悲傷既然無從言說,自然也無從被理解。

與我同為師資培育工作者的成虹飛,比我早回台灣,也是介紹我認識行動研究的第一個老師。他熱情的帶著研究生組讀書會做行動研究,在教學中支持各種表達生命慾望的創造行動。成虹飛(2009)指出學校缺乏有溫度的知識:

尤其是對從事教育工作與助人工作的人,我們最需要的是甚麼樣的知識?關於這個問題,我有非常強烈的感受。因為我們極為缺乏能幫助我們了解自己與相互了解的知識,尤其是學術社群與教育機構,常常只把抽象的、旁觀的、去脈絡的冷知識當知識,而不把活在情境血肉中的熱知識當作知識。我強烈認為,目前我們制式的知識生產模式與此模式下所生產的知識,需要革命性的改造。(頁2)

成虹飛(2009)呼籲教育工作者需要「呼喚一種從淚水交織中產出的知識」。召喚教育者對受壓迫的生命處境的看見與同理。重新省思教育工作需要怎樣的知識,能幫助我們了解自己、與互相了解。實踐取向的行動研究有必要承接生命的悲傷,回看壓迫的面貌,理解人我處境,從而辨識前行的方向。

、主體的生成

女性主義教育學者Maxine Greene(1988)指出:「缺乏對話的公共空間,扭曲了我們理解與欣賞人類的多元與差異。教育是要去發現如何開啟個人的多元性,一個他/她們可以不同,他/她們可以成長的空間」(頁56)。然而,在傳統威權社會,習於以製造人們對於差異恐懼感作為治理手段的學校中,台灣教師如何能突破校園文化的單一道德與思想控制模式,創造差異共在的教育公共空間呢?這個創造差異共在的民主行動教育路徑又是如何在台灣被一小群女性教師給實踐出來呢?

本段討論三位資深老師,在各自不同的生命路徑與社會條件中的教育行動與生命力量。粗筆勾勒我與幾位老師相遇中的學習,夾議夾述的文字無能呈現每一個教師生命行動的溫度。但我希望藉由探討教師行動知識變革路徑,增進教育實踐的敘說與行動知識有更多可能被聆聽與表達的社會空間與條件。為走在這條蜿蜒泥濘路上的夥伴們,在常是跌得一身泥、偶有淚眼婆娑的時候,鋪一塊稍可踏腳、有助於擦乾眼淚繼續前行的小磚塊。

 、在悲傷中前進

我與王慧婉老師初識於2001年台東行動研究會議裡。在第一天會議的午餐桌上我們相互介紹之後,我在下午會議的不同的場次裡,都看到她在筆記本上密密麻麻的寫下她的觀察。當我很好奇的詢問她做筆記的目的時,她以一種溫和而堅定的口氣回應我,她們一起來的幾個老師預先做了分工,要輪流去聆聽與記錄不同場次的觀點,以便後續的群體討論。晚上我們住同一間旅館,在大家自在的交談中,我看著她和同行老師們熱情的交換彼此的會議觀察與看法,在她們的互動中,我看到老師對於教學探究的熱情與投入。日後我才漸漸知道,原來他們是「基層教師協會」的同伴。他們籌組教師團體的動力在侯務葵(2005)的回憶中略見端倪:

當我們基層教師協會在民國83年之前對社會提出「教師專業自主」的時候,還被象徵教育改革進步教授嘲笑:「基層教師哪有甚麼專業自主可言!」(頁8)

出自教授之口的貶抑與輕慢的話語,正因其不假遮掩,而真實的反映了教育專業團體的階級性。參與教師草根運動的王慧婉(2010)老師,回顧其初任教師時,獨自面對教學勞動的壓力,處理學生衝突事件時的孤立與挫折,以「帶著悲傷前進」為自己的教學生活命名:

那年我當國中後段班導師的經驗,
努力卻遇到學生間衝突:欺凌與傷害…;
我努力的處理:面對學生家長、學校行政和同時,
終於,我在
緊密、狹小的國中校園一角,
坐在哪裡:放聲大哭了一場…;
領悟校園的擠壓,對我、對學生都一樣
 

當同事知道我的大哭後,
說:我(同事)也一樣…;
我才放下差勁的疑惑,
「我也一樣」成了最貼心的回應。
至今她的迴響,仍留心底。(頁32)
 

教師在面對被錯待的生命痛苦與無解,讓他們意識到個人被工具性的對待與自我的扭曲與錯置。而個人遭受到被系統分裂的痛苦,卻是教師共通的感知。在現代生活茫然無依的困局裡,在生命被壓迫的處境中,卻也正是解放意識迸現的時刻。王慧婉感受分裂的痛苦,也是她渴望回歸自我的內在動力。初任教師王慧婉的悲傷,在日後的教師運動中得到釋放與釐清。

王慧婉(2010)描述她從大學畢業後當過工廠住宿輔導員、國小代課老師、國中老師、台北勞工局約聘人員、私立高職教師,近20年的教育實踐是一個在「縫隙間:移動-探究與對峙」的生命路程:

我經常跟夥伴在敘說移動探究過程中,經驗自己的困頓和難過,我流著淚進行自我行動後的反映…夥伴斷斷續續的,以被牽動的經驗進行提問或是回應,我們以行動科學方法,移動探究彼此實踐的路徑,我不再以「流淚」是軟弱的表現,反而開始有一空間接受自己特殊處境中的難題了。(頁2)

台灣教師的抵抗政治,是教師面對自我悲傷經驗,轉化為批判意識,在社會行動過程中,成為主體的歷程。有著解放旨趣的行動研究所設想的便是這種成為主體的探究路徑。

 二、階級意識覺醒

中產階級的學校教育中,底層階級的生命經驗,在學校課程裡,多被狹隘的解讀為階級翻身的動力。貧窮生活經驗多半在學校教育過程中成為污名的印記。而藉由學校教育階級翻身成為中產階級的教師,除了內心還埋藏著一份對階級不公平的素樸情感外,很少有機會在職涯生命中再回看與理解:她們與底層家庭生命共同體的情感與社會意義。

1986年,基層教師協會創辦人資深教師侯務葵,在教師成長團體中首次遇到夏林清,開始和夏林清一起參與社會田野學習,與教師群體共讀巴西Paulo Freire(2008)的《受壓迫者教育學》。侯務葵回憶自己第一次參與工人團體學習會議時的陌生與尷尬。她說即便自己出自勞動家庭,少年時即參與家庭勞動,在電子工廠做女工賺取生活費,但師範大學畢業的她卻從未意識到自己的勞動家庭經驗與學校教育的關係,更遑論從勞動條件看待不同階級處境與社會關係。在與工人團體的學習中,她學著分辨勞工集體生存條件的限制與選擇。在階級處境差異的看見與認識中,她日漸長出公民意識,開啟她與一小群老師籌組基層教師的集體學習社群的意念。她(2010)回憶這段階級相認的歷程說:

對照自己的貧窮經驗,為了相對貧窮和弱勢孩子走一條真實教育的路,成了我們的社群形成重要的初衷。今日重新回觀教師素樸的初衷,我們拉開自己的貧窮和轉換的資源可能路徑,成為教師拼命教學的動力,我們想複製學生跟我們走上轉換社經位置可能;然而我經過多年勞動意識洗禮後,深知個人的努力是不夠的,還有一個更大的社會體制和薪資結構在鞏固社會資源的不公平,簡言之,個人努力充實外,更要發展集體鬆動社會資源分配的邏輯,才能讓每個人有機會活得合理。(導言)

她與幾位女性教師組織基層教師協會,課餘帶著孩子一起學習師範教育沒有教的社會實踐方法。她們想弄明白我們是誰?要成為怎麼樣的老師?當她第一次和教師夥伴參與教育改革遊行中,在眾多家長與教授組織的教改團體之間,她們發現自己是少數不諱言自己教師身份的老師,公開現身對公眾發言,參與討論對所有人來說,在教育中學習共同生活與追求幸福的可能。

1994年410教改遊行中,當知識菁英階層提出不要讓他們的小孩成為小留學生的教改訴求時,這群深刻體會貧窮生活的基層老師們所提出的教育視野是:勞動教育意識的課程改革,與相對弱勢教育改革優先的教育願景(侯務葵,2008: 頁57)。當中產階級品味的市場化學校,成為知識菁英所主導的教改方向時,這一群來自底層社會的女老師卻清楚的看見資本主義學校教育邏輯中的社會支配關係。侯務葵(2008)指出教改團體中差異的階級立場與利益關係:

我們這群來自貧窮家庭的基層教師,知道中下階層家庭的面貌和處境,不斷的,刻意傾斜的為國民教育中的學生、家長發言!我們自認來自第一線教室最了解學生的處境;於是我們反對:教科書商品化、市場化,我們反對取消公費師資培育,甚至我們認為教育改革不能少了教師的聲音,我們喊出「教師專業自主」;我們喊出要勞動意識課程;在貼近工人勞動田野後,我們更堅持這樣真實教育信念。 …這一波高喊「自由競爭」的學者、教授,即使2006年象徵這波教改的李遠哲教授向全民道歉,這波自由主義的教改學者,仍不必為中下階層的未來負責,最有條件安享高位的利益。(頁58-59)

當教師從個人主義的自由觀轉化為追求與創造公共生活的幸福可能時,她看見自身的變化。侯務葵老師回憶她年輕時的教育想像:初為人師,她只想當一個「純」老師:「做個和善的老師,享受與學生互動的樂趣,是個卑微的想法。」(頁70) 及至中年,她在發展教師集體行動與對話中體會:「從教師成長團體開始,看見教師集體被制度扭曲和壓迫,才開始聚集,覺得要改變學生處境,更要教師一起來,光是一個教室發生變化不足以鬆動制度的變革,才會不但要在教學中進行改變,也參與社會議題的討論」(頁59)。而在屆退之齡,侯務葵老師在生命的變化與選擇之中,明白了她的實踐:

在時間脈絡中,我移動了;
各種關係拉扯著我,我拉扯著它;
在行動中求變致知,
走向有力量的視野,
成為不可逆轉的行動者。(頁212)

侯務葵老師成為行動者的過程直指解放教育的核心價值:啟蒙與解放。Habermas(2003)認為個人在反思實踐中的自我認識與轉化歷程,即是啟蒙與解放的核心意義。他說:

啟蒙與解放等概念 … 涉及的是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裡,人透過學會在形式的層面上理性行事,來不斷改變自身。啟蒙意味著在學習過程裡對自我經驗進行反思;而解放則意味著從偏見的強制下掙脫出來。…。「解放」概念的核心意義,存在於主體與自身的關係裡,與它相關連的是,個人在自我關係的實踐中所體現出的非連續性變化。(頁143-144)

長出面對恐懼的力量

在台灣的教育現場,教師連結自身與他人的生命慾望,在日漸逼近的教學評鑑與升學競爭中,被擠壓變形,資深教師更難免如此。資深教師陳慧敏是我回台教書後進行論文指導的第一個在職教師,我深受與她共同學習的經驗啟發,她不但促動我面對自身與基層教師學術知識權力落差的現實,更讓我學習辨識污名的恐懼與說真話的勇氣。

在回顧自身教學處境,資深教師陳慧敏(2004)發現自己越來越不能克制自己在教學中挫折與怒氣。在與學生衝突中,她常想離開教書工作,但她又到哪裡去找一份維持三個孩子生活溫飽的穩定收入呢。聽到教育學術社群對教師專業的訴求讓她越發的有罪惡感與自卑感。她面臨了既不願意標榜自己是犧牲奉獻的偏遠地區教師,也不能離開教職的兩難處境。

面對自己在去留之間似乎無能為力的處境,陳慧敏老師描述自己在功績主義評比的學校文化中的恐懼感,原來她所厭惡的學生特質反映的是她害怕的自己。「邊緣」是她害怕的位置:怕被標籤為問題教師,怕不一樣,因為在學校中「不同」暗示了異類他者必然要面對的分類與排除機制。在行動研究中,她勾勒了自己的兩難處境,但也看見自己加諸於學生的懲罰,與她所恐懼的教師分類的規訓機制是一致的邏輯。

實踐是一種特殊的認知/行動,當教師開始辨識個人生命軌跡的固定路徑,在察覺個人慣習的批判意識中,個人可以看到自己與他人的連結(Greene, 1978)。看見自己與學生的教育處境,對陳慧敏老師而言提供了一種新的選擇機會。對那些讓她痛苦的學生與班級,她尋找一種教學之道:是可以包容她們彼此差異樣態的生存空間。她帶著學生在社區中拜訪彼此的家庭,教學生認識彼此的生活。於此同時,她把自己的兒子放在一個原漢混雜的學區繼續就讀,因為她認為在差異文化中的學習是一個重要的教育經驗。陳慧敏老師的教育實踐歷程是一個老師的對其職業身分的尊嚴與自主選擇:教師的教學勞動意義被自身重新檢視、解釋和賦予意義的反思行動。

中年資深教師陳慧敏寫下她生命的行動故事,做為讀者的鄭曉婷(2010)在給陳慧敏的回應文中寫道:

在慧敏的故事裡,娓娓道來的是她從何而來,又是如何進到教職。其中,深刻而細膩地描述著家庭內複雜的糾結,以及她在年復一年的教學經驗中,不時出現的脆弱與無力,與痛苦的強制就醫經驗。故事裡說了自己的理想,說了自己的限制;說了自己的熱情,也說了自己的無能為力。

在這段屬於一個女性教師的故事中,不只是呈現了教師在校園裡的形象,以及該做與不該做的一切事情。也包含了教師身為一個真實的人,所面對的生活困頓,情感困擾,及工作壓力…。而這些原本被藏在幕後的故事,大家都習慣不談、也習慣不聽。於是,老師只被當成老師,學生只被當成學生,父母只被當成父母,彷彿這些人都只扮演了單一角色,其他同時兼具的身份所帶來的掙扎和拉扯,不被視為是需要納入被討論的範疇。(頁71)

 

鄭曉婷在陳慧敏的故事裡看到女性生命的多重置身,從而解構教師身份的單一想像。但是對這個世界來說,一位女性教師敘說自身生命中難以言說的痛苦,又有甚麼意義呢?鄭曉婷(2010)近一步指出:

慧敏在文中鉅細靡遺地描述了自己為了生存所發展的種種策略及因而產生的恐懼,當她以這樣的方式剖析自己,以自己的文字,書寫自己的生命,恐懼與痛苦也許並沒有消失,然而,那一塊真實而不漂亮的部分,卻被真正的面對及承認了。

這樣多數人迴避說出的經驗,相對於振奮人心的情節,反倒更能振奮具有相似邊緣經驗的人們。因為當這樣不同的生命,能夠走向幕前被正視,所有人理當皆有的脆弱、奇異,便能逐漸地不那麼突兀、怪異,真正有個不被忽視的位置。當這個位置出現,自己看到了屬於自己的真實生命形態,轉化的基點隨之而出。(頁72)

陳慧敏的反思行動正體現了Maxine Greene(1988)所說的:「自由的意思同時意味著給別人自由,是社群中的自由。自由必須和連結這個概念一起來看,自由意味著對話、詮釋自身處境、與開放不同的角度。是自我的自由與他人的自由之間的辯證運動 」(頁 74)。社會差異的存在,本是不爭的事實。但是如何能連結自我與他人的差異,創造開放與多元的校園文化價值,才是教育與社會的挑戰。

伍、結語:自由的可能

我所認識的行動知識都生成於行動主體的自我覺識之中。知識的主要來源不是靠讀萬卷書或做論述分析,而是人們從自身實作經驗的推敲與處境的回觀中,凝練而出的體悟。這樣的研究方法,來自於意識到社會人文的知識實是鑲嵌於我們的生活世界的肌理之中。一如Maxine Greene (1978)說:「世界,不是我所想的,而是我生活過的世界。」我們置身其中,品味著生活的艱難與生命的衝突,承認個人的孤獨,與他人的生命困局,其實並無二致。

在生命欲望被壓縮的困局中,社會人文學群尋找一種語言(行動當然也是一種語言),穿越既有文化的限制,辨識社會創新的可能路徑,創造人我生命視域的相連與共鳴,這便是行動研究,一種由社會內部自主生成的抵抗政治與行動探索。

當教師社群開始提問:我們可以如何理解與改變我們的處境時,即是教育社群連結自我與彼此差異處境的社會實踐-在行動中創造改變。基層教師的意識覺醒,始於在社會差異關係中,與其個人的痛苦直接面對,繼而接納與承擔其間自我與彼此的生命欲望復甦與行動。在探究自我與社會關係的行動中,體現了生命創造的力量與解放教育的可能。

解放意識覺醒並非一種隔絕於世的心理療癒,而是返身投入人間,接納自我與他人生命的差異處境,開創更廣闊相連的生命視域,創造一個差異共在的人間。在行動研究的學習社群中至為珍貴的是,教育者積極創造在公共對話中,辨識社會差異處境、以人我共在的相互認識為前提,進行學習的教育空間。這個開放多元差異的教育空間創造了人們互為主體的自由。解放教育的挑戰,因此是欲望的逆轉與主體的生成;更是人民在人性的團結中,採取反思的社會行動,創造社會群體自由的可能。

後記

書寫本文的過程中,我回憶自己的生命選擇與行動歷程,才更清晰看見回國後與台灣行動研究的社群夥伴的相遇,並非偶然。書寫在地人形時,我看到自己生命選擇的方向接續我在教育田野研究中的自我期待。在王慧婉老師的眼淚中,我看到美國貧民學校中,奮力撐出底層教育空間的教師夥伴的身影。2009年本文初次形成於第二屆海峽兩岸行動研究會議前夕,在群組討論中,我言及自己的生命行動知識的形成歷程,淚水奔流,夏林清稱之為政治歷史皺摺中的眼淚,鼓勵我記錄下這樣的肉身知識。

 

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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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初稿,以〈從個人到公共:台灣教育改革中教師覺醒的旅程〉為題,發表於「第二屆海峽兩岸行動研究研討會」。2009年6月26-28日,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後經增訂,於2012春發表於《應用心理研究期刊》第53期,21-45頁。
[2] 「激進批判」一詞在文章脈絡中並非專有名詞,而是指激進的社會批判,近似radical social critique的意思。
[3] bell hooks 為Gloria Jean Watkins的筆名。

社會地景中的實踐者-行動研究作為方法的實踐路徑知識

「如何成為一個好的實踐者」的心得筆記

 王芳萍

台灣行動研究學會常務理事/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理事長

 

中華女子學院的社工系楊靜老師,關心NGO發展,她常說,大陸很多NGO是「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1],留不住人。她總說,你們在台灣的「泥濘低地」,能走這麼久,一定有道理,你們如何培養出好的實踐者,蹲在營盤裡;希望我提供經驗給大陸參照。

大學畢業20多年以來,我確實一直待在基層,與勞工及底層邊緣族群協同工作,相對多數人以主流科技理性在「乾爽高地」[2]從事學術工作或實踐,我和一群朋友算是社會中的少數,批判科技理性選擇留在「泥濘低地」[3];一路走來,並不容易,但我也承認,遇到瓶頸困頓,遁逃念頭也還時不時跑出拉扯,這樣的半吊子和不夠徹底,實在不算是個「好的」實踐者!但我確實也還在往社會變革的取徑之路前去,也希望影響後進成為好的實踐者,想方設法嵌卡其中不逃走,靠著是,夏林清老師[4]手把手傳習的「行動研究」方法,和實踐社群的「群友們」的扶持和挑戰,讓我還繼續留在這裡。

台灣社會實踐的地景

我的社會實踐歷程,是在台灣1987年解嚴後的社會鉅變脈絡中展開。原來只是大學畢業後,尋找人生方向的偶然路過,沒想到逐漸在此定錨著陸,因著20多年的經驗累積生我的「路徑知識」,在台灣地景中,看到自己與「乾爽高地」,各有不同的風景和路徑!

「路徑知識指的是行動探究者/實踐者實踐過程中所蘊含的知識;『實踐路徑』本身是一個發展中的社會過程,是實踐者的選擇與實踐行動與特定社會現況來回對話的具體表現。」(夏林清,2009)

面對社會問題,實踐者在不同的歷史條件,及實踐目標和實踐方法不盡相同下,各有各的實踐路徑。解嚴之前的台灣民間社團,除了慈善信仰的宗教團體,或是休閒聯誼的育樂或商社活動,其他性質的社團並不活絡;解嚴後的90年代,各種社會力量頓時風起雲湧,農民、勞工、婦女、原住民、障礙者、環保人士…陸續起身爭權,以社會正義為目標的人民自治團體相繼成立,但大家經費拮拘,只有少量甚或沒有專職人員,靠著熱情找方法學習如何自主運作,20多年來的社會政治的變化,NGO/NPO/社團也多元多貌的發展。

同樣是追求社會公平正義,實踐者是走向工具理性[5]/科技理性主導的思惟,還是批判工具理性、尋找其他實踐出路,各個社團因著發展而有著不同的實踐方法,發展出不同的屬性,也影響著投入團體的後進者,選擇什麼樣的實踐路徑和能走多久。

「泥濘低地」的實踐路徑

1988年,我從輔仁大學英文系畢業,那還是台灣錢淹腳目[6]的年代,我奮戰商場想往上翻身,八個月後,確認商場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我不愛,有理想的朋友召喚,我轉到民間社團探探風景,沒打算久待。

去了一家剛成立的自主工會做勞工教育培訓員。工會籌組之初,勞方運用怠工從資方手中成功搶下工會主導權,但老闆立馬把工會帶頭者解僱,勞方士氣大挫,這個工會孩子才剛出生,要如何讓它長大、要長成什麼樣?這個以藍領工人為主的幹部群,沒有集體運作權益團體的經驗,我更是菜鳥一個,理監事職員角色如何扮演、意見不同時如何集體決策、勞資力量懸殊如何保衛工作…,幹部們衝突頻頻,我焦急催促努力投入,卻也埋怨弱者各種條件的不足,不時和幹部拉扯爭吵,不時想轉身離開比較輕鬆,但又知道回到主流,沒參透「人」的問題,也不會真輕鬆。

90年代初,像我這樣大學畢業到基層權益團體工作的並不多,那時到新興自主社團專職,根本不被人當成一個可發展的專業工作;社會工作系所的畢業生,多半去政府部門當公務員或約聘人員,也不會來這。我只是路過,但在工作中,團體創造了許多學習機會,我開始辨識自己的生命與工人的連接,社會情感的連繫與復甦,有著弱者集體學習自主自立的興奮,也有很多時候抱怨薪水低、沒有社會面貌、無明確未來圖像,猶豫真的要在這裡往下走嗎?

是「行動研究」逼我反身看見自己,和對峙自己的無能。

夏林清老師是工會勞工教育的協助者,同時我也參與她對生嫩的社團實務者的督導,進行細緻的「反映對話」,在梳理我的工作行動過程中,開始覺知辨識行動場域中糾結的「社會關係脈絡」,回觀自己的行動方式、行動後果,開始在對自己的行動,還在行動中有「清楚意識」,有些僵局逐漸打開,自己的情緒得以安置。

原來當我抱怨弱者斷手殘腳,問題解決成效不彰時,帶著工具理性的思惟,同時迴避自己的無能和侷限。雖然認同了與弱者同行改變處境,但集體行動的挫折,眼中放大對方的行動問題,要求對方先改變,自己不變或才變,對方也放大我的問題,要我先變,結果沒有任何一個人先變,互相卡住、動彈不得!是在反映對話過程,我才被迫不再耽溺自己的主觀世界,拔出來看到自己行動的防衛策略長久習而不察,對他人的客觀後果,看到了,還要鬆動變化它,改變,要從自己做起,行動研究其一,就是研究自己的行動如何改變。

在這個過程,我看到人和人關係真的可以更開放自由,人跟人可以更集體協作改變處境的可能性,「行動研究」不是人際溝通技術,是科技理性/工具理性當道,卻對諸多社會問題無解,甚或生產的解決方案更製造問題的困局下,以人的行動主體發展,辨識在社會的條件/系統/制度政策/體制下,人我利益的對待與關係的轉化,以人的「發展」為主的核心價值,有意識的「發展」行動改變的條件,條件是發展出來的!

我時而無力、時而陷落的生命態度,在這個法門引導下,開始探索「條件是發展出來的」操作方法,具體發生自己的改變,及人我關係的改變,進而影響群體的變化。這個過程必須很細緻,很紮實,但是被無處不在的工具理性思惟主導的人,想趕快看到社會改變的成效,總不耐的質疑我們這樣太慢了,但在泥濘低地的慢路若真達到理想彼岸,慢才會快;而崇尚效率的乾爽高地表面上是快,但是具體解決什麼問題,又製造了什麼問題,偏離原來理想走到岔路,快反而是慢。

我認同這個方法路徑,前面先在勞工議題著力,後來在小型的底層邊緣(底邊)權益社團工作。其間10多年主力發展「日日春協會」-帶著年輕人為主的小團隊,協同中高齡的性工作者並肩去污名;也與其他同樣小而踏實的底邊團體-身心障礙、外籍配偶、工作傷害…等等,一起站在底邊立場拚搏抵抗。

這些底邊NGO規模都算小,存在了10幾20年的團體,經費永遠在拮拘狀態,專職工作人員1至6人,少數團體,甚至專職者不拿薪水!團體中志願分擔工作的也許10來人,持續積極參與活動的10多個或數十個;人不多,但是在這些團體中的實踐者,從資淺到資深,對社會探究保持著熱情初衷,經驗持續反思/轉化/發展,有的資淺者逐漸成熟到獨立承擔一個小基盤,或有的開始辨識萌發自己的生命欲望,開枝散葉另拓議題;資深的也繼續開拓尋找更徹底根本的對峙問題之道。

在這貧富激化矛盾尖銳的年代,要和底邊同行,堅持抵抗對社會發聲,並不容易,當眾多弱者哀鴻遍野,皆以個別形式悲苦無力的消逝在社會角落,我們仍舊想方設法的讓底邊主體的社會存在發聲,揭露底邊問題與社會他者的關係,企圖使他者看到自己的生存處境,也與弱者看似個別的問題,有共同的關連,這樣的少數,卻是台灣社會進步的重要正數。

「乾爽高地」的實踐瓶頸

相對於我們在「泥濘低地」的團體規模小型化,與實踐者發展的持續化,另外部份民間團體則是在「乾爽高地」上,「逐漸福利化、大型化、建置化和官僚化」(李素楨,2010),「工作者普偏流動率高,多數社會工作者活在巨大痛苦中,專業工作和心理價值背道而馳的越來越疏離」(謝發財,2012)

台灣20多年來,因為民主選舉政治發展,部份民間社團介入法令修改或政策倡議的過程中,取得更多社會福利資源分配,承接政府委外或公辦民營的業務,政府藉著方案的補助掐住機構經濟命脈,也以「新管理主義」績效治理箝制社團發展方向與工作流程和方法,並規範工作者必須具社工專業資格,更多社工畢業生投入實踐,或非社工畢業者必須加修社工學分取得承接工作的資格,所謂的專業學歷和學分,並沒有使社工實踐者更貼近案主,更徹底的解決問題,因為機構制度性的擠壓,早把工作者弄得身心俱疲挫折無力,在台灣許多社團裡,一樣是「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新手來來去去流動率高;留下來,要不就是合理化制度的擠壓扭曲自己努力適應,但結果卻逐漸遠離理想初衷,就像許多主流上班族,自己不過是個領薪水聽命辦事的「受僱者」。

但從外部來看,社會主流對大型福利團體的評價正面,因為幫忙的個案量增加,就代表解決更多弱者問題,維持社會安定;而機構負責人也強調,為服務弱勢,團體要永續經營;事實上,殘補式的福利措施有短期解決燃眉問題的救急作用,但救急之後,根本性的結構問題還是一再重覆發生,持續反覆的個案都是同樣性質的問題;而永續經營也成了為機構的存在而存在,要養機構,就接受政府外包標案的規範與箝制,政府以工具化的績效評估論斷工作成效,也決定了問題解決的工作流程,和限制了解決問題的方式,實踐者的第一線直接服務經驗沒辦法被好好梳理,也沒有提煉分析的機會,機構的權力分工也非領導者與工作者共擔責任共負決策;惡性循環,工作者的勞動異化,工作者更沒有發展出來改變工作方法、工作流程、工作系統的方法和權力,當機構都不能好好對待工作者,那工作者要如何善待他服務的弱勢對象,實踐者如何得到力量發展下去,而且又要發展到那兒去?

大陸的NGO也正在蓬勃發展,社會各種矛盾急速激化,工作者的壓力很大,急著找方法回應弱勢群體的需求,也有許多年輕人滿懷熱情準備投入參與實踐;我看到有些朋友動能十足的參加了夏老師的「行動研究」研討會或課程,但困惑著「行動研究」要如何做,我的建議是,除了閱讀相關書籍,智性理解方法論的硬道理之外,這個實踐知識,還是要靠實作做才能見真章。

我將自己在民間社團中初學實作時的心得經驗,和後來一再反芻的體悟,在此與行動研究的初學者交流。主要是,置身於複雜的、變動的、不確定性高、問題叢結的社會現場中實踐行動,必須進行反映對話,打破「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帶在自己身上的積毒;訓練清明覺醒的心智,辨識行動世界複雜的關係脈絡與系統層次;持續把「對實踐進行反映的行動」回到「實踐行動」緊密聯繫,發展行動研究共同實踐協作的社群。

這些「話」看似很簡單,甚至看不出什麼學問,但確實對我實踐產生作用。

創造實踐經驗的反映對話和沈澱整理的條件

很多理論談「對話」,但對待社會現實中不特定的、變動的、獨特的情境,行動研究的「反映對話」,不是紙上理論,是可操作性的方法;但因為「行動」面對是獨特的人,獨特的事件、獨特的情境,它絕對不可能像面對機器或操控變因的環境裡,執行標準作業程序。

  1. 行動世界的複雜性遠超過行動者的想像。

我頭腦不清楚,看世界的方法太簡單,後來學習從「我眼中的他眼中的我來看我眼中的他」,發現世界的複雜性遠超過我的想像,這是我1998年初學行動研究的第一個體悟!

因為我們的生活世界傳達資訊的方式經常是去脈絡化及簡化的,我們對事情發生的邏輯因果關係的思考、表達也都不精準,我以為我對事物的理解就是我看到那麼一回事。守住以自己為中心的一方世界,是在行動研究的反映對話時被挑戰了。

被挑戰:我看到事物的表相和「部份」,還自以為那是事物的「全部」;我在自己的主觀世界和自己的利害需求,沒有真正進入別人的利害關係位置,以致沒看懂別人的行動邏輯;我接錯事件順序與脈絡、我把系統層次混淆、我把實然應然搞混;我為迴避衝突、說話間接…;我的行動的複雜度,意識到的、沒意識到,是有意的、或無意的行動,總之我已做了那些動作,行動了就有後果,我在沒有反映對話細緻梳理經驗之前,根本沒意識清楚自己的行動方式和行動後果,有了細緻描述梳理的過程,才看到複雜性。也逐漸明暸,在台灣經濟工業化快速成長的壓擠下,我們都視效率帶來的簡化和粗暴如此理所當然。

2010年,我在大陸和一個小型NGO進行團隊建設,發現這裡許多的朋友,面對團隊中的工作衝突張力的分析,都失之簡化,沒能真分辨出人我差異互相卡住的性質是什麼,就互相「戴帽子」,指責對方立場有問題,立場帽子一出,就像一張貼布把人嘴堵住;聽別人說話也非常快速論斷,經常還沒把對方的話真聽明白,就急著說自己想說的話,或急著下論斷詮釋,我常會被嚇到驚呼打斷團體進行,「慢點,慢點,我根本還沒聽懂對方想說什麼,你怎麼就接話!」我非得打斷,奪一個空間,讓對方有機會說清楚,他到底「真正」想說什麼。

讓工作者把話說清楚,先讓他有機會整理複雜的經驗,還要創造一個允許關係開放面質的空間。

  1. 解藥就在實踐者的經驗中,發展工作者敘說和對話的空間

我在戒嚴時代成長的台灣教育文化是不鼓勵主體出現的,自己的主觀經驗感受沒有自由的機會表達,縱使要表達,也採間接安全的策略以免犯錯;學校教育,鼓勵的是理性客觀的現象描述或概念思考,在公共場域的發言,也少出現個人「經驗」做為學習資料與素材;是行動研究,讓我知道,從一個人的主體經驗出發,是認識世界的重要寶藏;在行動者經驗提煉的行動知識中,研發工作方向提出解藥。

而當投入實踐工作後,工作者拼命幹活,但工作者自己及工作機構,也許都沒有看重這些來自田野的豐富資料,因為有的團體真的工作太忙碌了,連經驗沈澱的時間都沒有;有的團體追求符合資助方要求的個案數量和報告形式,就已精疲力盡;有的團體,願意認真反芻經驗但找不到好方法,使檢討對現實無法改變,這種無效的「經驗整理」就會自動停止了。

第一線工作者在日常繁瑣的柴米油鹽醬醋茶的細節中打滾,而精彩的集體活動和行動,是靠這些細節工夫堆疊編織而成;但若工作者長期陷落在瑣碎細節中,沒有機會分析事件整體面貌、或提煉抽萃事物運作的規律,他永遠停留在基礎執行面,沒法上升到在全局觀,將分工局部位置發揮最大作用,和讓整個團體更有機運作。

1989年,我投入的第一個實踐場域-一個自主性工會當祕書,當時手工鉛字檢排印刷的藍領勞工,面臨市場結構性變化,生產流程必須電腦自動化,手工檢排作業將淘汰,勞方面臨新技術取代,恐怕資方裁員,面對結構性鉅變,局勢困難,我常和幹部吵架。

那時夏老師,每隔一兩周,就針對我的工作經驗進行細緻的反映對話。我要很仔細的「敘說/描述」我的行動過程、事件脈絡與分析,她會要我面對自己的立場觀點,讀懂工人生存利害的考慮下的行動策略,還有我介入行動的策略與後果…。

我沒想到,日常工作可以如此嚴謹的如研究般的對待,我沒在研究所讀學位,她也無需使用我的原始資料累積她的研究報告,她的目標是我能成為一個有作用的實踐者。她非常細膩的聽我「說話」,我會情緒混紛雜的把一團毛球的經驗丟出來,透過對話,她讓我把經驗拉開距離放到眼前觀看,片斷現象「解壓縮」後,像把電腦資料文件匣打開,才發現現象各有複雜脈絡和彼此有關連,就像夏老師用「母子盒」形容,我的行動夾在處境中的社會多層次系統,把「個人、個人做為團體成員、團體做為一個整體(group as a whole)和數個團體所結構的一個組織」等各層次看清楚,就有意識如何行動較不會被卡住。

若是原始經驗完全未經整理就開始描述,複雜的經驗確實混亂;老師督促我平常要對事件的發生內容寫大事紀,同時寫下自己當時介入的行動,若沒有養成及時記錄的習慣,隔了很久,就難以正確捕捉和回觀檢查當時的脈絡,我做了什麼;有時每天紀錄真的很困難,就會在事件進行到一段落後,階段性的把經驗整理大綱,在實踐者的社群,提出口頭報告,或安排實踐者的研討會,文章發表。

而行動者也被訓練,在工作現場彼此要求,像是場邊教練般,有時活動還在過程,或才結束,同在行動現場的夥伴,就立即在旁立馬對我剛剛發生的場中行動進行對話,問我自己怎麼看剛才的行動及效果,並交換他看到什麼。

而反映對話也不只是談工作,隨著主體狀態,當情緒堵塞,連開放對話都很困難,也許對話者要繞路走,貼近行動者的情緒,也許是他的家庭經驗、情感關係卡住,要讓一個人發展,要對待他的生命的整體。

  1. 行動者創造可以說的條件

有時自己工作的團體,因利害關係的張力,不見得一開始就能在自己的團體中展開對自己的行動研究;也許找志同道合彼此願意開放的實踐者,練習對話, 或是一對一,或是形成一個小組練習讓經驗出土;「經驗出土」沒這麼容易,我和大陸朋友一起練習行動研究的經驗是,說是行動研究要研究自己的行動,但大多數人很擅長事件的宏觀分析,總是習慣性性的抽掉「我」,「我」躲藏在事件社會學式的陳述分析裡,讀者/聽眾看不見行動者做為一個行動介入者在事件過程的情緒、感受、經驗,對抗工具理性的積毒,得多次練習,肯認「經驗」的價值。

努力梳理田野資料,不是只要做個人類學家,學會紀錄描述分析現象;也不只是拿著經驗,停留在為敘說個人生命而說;敘說與對話,同時是解決實踐者面對社會探究的因難,而能繼續社會實踐。

  1. 願意在行動研究的社群中,互相面質挑戰無效且不利人我關係發展的防衛機制

我過去練就的求生本能和習性,既是我的長處,卻也是我的防衛機制,成了我的行動限制,從不自覺,到弱點核心一再在行動研究社群中直指曝露。這部份的改變,很難只要靠自己意志,因為自己長年固著的行動邏輯並不容易在行動當下自我意識到,意識到了,還要馬上停止舊的行為模式,發展出新的行動策略,感覺像是丟掉自己賴以求生的拐仗,放掉它,斷腳的我將惶恐不知如何前行;單靠自己,真的是不容易的,除非自己的行動後果,當友伴看見,立即反映和指出,在自己「看見」自己行動的客觀後果,友伴對峙我,要我自己做決定是否要改變。

在初期,主觀上我實在不想面對我的防衛機制,而面對實踐工作的諸多困難,我又知道,若不改變自己卡住的行動模式,工作終究無法推進;於是在行動研究的實踐友伴的拉扯扶持中,雖然偶有停滯退卻,但終究習性很緩慢的在鬆動了。

但這個練習行動研究的團體,必須發展出內部民主開放的對話空間,關係的開放,是種冒險,是要有對話的方法,和移動探測的方向,對峙就會是善鬥,不是惡鬥,關係在彼此互相承擔和冒險實驗中,發展出關係的厚度。逐漸的,就可以在工作關係的場域中,用「行動研究」方法進行對話,面對轉化工作中的張力與衝突。

實踐者再忙,也不能省下「反映對話經驗整理」的時間,不管是個別的或集體的對話,時間的花費雖然奢侈,但實踐者需要走得下去、走得久,才能走出一個有效改變人們處境的路徑。這些是經驗談,也是我長年累積的實踐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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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就是营房是固定的,而兵呢,每年都有老兵走,新兵来,就像流水一樣。http://baike.baidu.com/view/78030.htm

[2] 「低處泥濘地」與「高處乾爽台地」是Donald A. Schön的隱喻。他用之來分辨反映性專業實踐者和依循科學實證典範之科技理性實踐者或學術工作者的差別。(Schön,1983;夏林清譯《反映的實踐者》)

[3] 同上。

[4] 夏林清老師在美國哈佛大學就讀時師承克裡斯(Chris Argyris,1923-)及在麻省理工學院的舍恩(Donald Schon,1930-1997)學習反映性實踐(reflective practice )與行動科學(Action Science),Schön與Argyris在轉承K. Lewin與J. Dewey與呼應J. Habermas的理脈中,在美國內部發生了對峙與拮抗工具性思維作用的一門彰顯實踐認識論的學問,夏老師則是在1980年代後期,開始在臺灣使用Schön、Argyris與Lewin的方法以培養朝向「實踐者」為目標(夏林清,2011)。

[5] 所謂“工具理性”,就是通過實踐的途徑確認工具(手段)的有用性,從而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為人的某種功利的實現服務。工具理性是通過精確計算功利的方法最有效達至目的的理性,是一種以工具崇拜和技術主義為生存目標的價值觀。而工具理性是指行動只由追求功利的動機所驅使,行動藉助理性達到自己需要的預期目的,行動者純粹從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慮,而漠視人的情感和精神價值。http://wiki.mbalib.com/zh-tw/%E5%B7%A5%E5%85%B7%E7%90%86%E6%80%A7

[6] 台灣諺語:台灣這個地方的錢,多的可以淹沒腳踝,但這句話實際上是形容台灣是個寶島,容易討生活,也就是遍地錢財的意思。

在香港與同代基層女工共謀變革尋求自主的實踐

林瑞含2012年9月(2013年6月再修版)

2012海峽兩岸暨香港社會工作行動研究研討會

  香港從英國殖民統治至回歸祖國大陸一直是個移民社會,二戰和中國共產黨上台後的五、六十年代由大陸移民到香港的整整一代人,當初都視香港這個南方小島為寄居地,很多人經此轉到其他地方,但更多人後來在港落地建立家庭,生養了像我這樣的戰後土生土長第一代。

我們的父母輩開拓了一個全新的香港。在他們之後,香港的人口由幾十萬變成幾百萬人;同時香港也由一個漁港變成工業城市。靠著許許多多一家大小的拼搏,改善了很多人的生計,繁榮了香港的經濟。那時候,戰後成長起來的第一代很多都成了工廠兒女,尤其女工,年紀很輕便擔負了沈重的養家責任。但當香港逐漸發展起來,也有另外一群像我這樣與她們同代,卻享受著被家庭和社會供養的人,努力讀書往上爬升。在香港後來又發展成為地產興盛金融暢旺的經濟體系時,被北上大陸的港資工廠拋棄的女工只能在服務業的底層求存,而享受了她們的供養而爬升到各種中上層位置的與她們同齡的人,則成為了這個社會的既得利益者和管理者,以行動鞏固著香港愈來愈往不公平發展的方向。

 

與香港基層女工走在一起

我在升學階梯向上爬的過程中,其實也逐漸遠離了源於媽媽一直與大陸親人連繫著的窮困和落後。但亦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受到作為香港社會運動一部分的學生運動的啟蒙,關心香港和大陸社會發展的不公平,並且在後來作出了投身變革實踐的人生選擇。

在過去超過二十年裡,我與這群同齡香港女工經歷了不同年代的社會沖擊:九十年代的製造業北移迫使大量工人轉業或失業;九七後港人內地子女爭取居港權引發的社會分化對立;在貧富懸殊愈趨嚴重中老化的上一代和我們這一代草根社群被塑造成為社會負累。

在資本至上的香港,這些都被視為社會競爭中弱勢社群面對的社會問題,政府以龐大公共資源供養一群社會工作者,讓他們以助人專業者的姿態來處理這些問題,其實根本就是管治的一部分(雖然也有少數進步社工突圍而出的例子)。我則關心我所接觸的女工們在這些困難中掙扎的動能,是否和如何能夠化為社會變革的力量,然後參與變革的她們也在這個過程中得以轉化,由被壓迫者變成自己的主人。

作為組織者,我投身在她們之中,與她們建立的是一種生命協作,共謀出路的關係。我們在真實的差異張力中持續開拓安排利益分享權責的可能性,一起在各種挑戰社會既定發展方向的行動中長出集體,而參與在集體中的個人就在這樣的過程裡獲得真正的發展。

共同謀求社會變革

女工社區合作創未來  曲:改編自南韓工運歌曲  詞:勞協/女工合作社/噪音合作社  2002

從前是製衣廠的工人,勤勞為老闆趕工

如何料到今天境況,為兩餐通街跑

頻頻地工奔波生活,人人面對經濟劣境

從前學會的好本領,但願有天可再用

 

 

心、不怨命、工友互守望

團結社區爭取保障,合力去創出我未來

 

原來是社區中的資源,遺留在四方角落中

全球亂擴展的經濟,未惠及草根社群

人民是社會中的主人,齊來為社區建幸福

權利意識心中記,在地看遠景有策略

 

不貪新、不棄舊、多愛二手物

齊投入社區新經濟、運動裡社區有力量

 

八十年代尾至九十年代初起,曾經是香港經濟重要支柱的製造業陸續北移到經濟開放改革後的大陸。我所投入工作的深水埗,曾經是其中一個工廠林立而附近就是勞工居住的社區。

我所屬的民間團體勞資關係協進會(簡稱勞協)在八十年代中進入傳統工業區之一的深水埗時,吸引了不少藍領工人前來參加我們舉辦的各種勞工及成人教育活動,製衣女工甚至組織起來關心自己的行業問題。但踏入九十年代,這些女工陸續面對開工不足,紛紛被迫轉業。在去工業化的經濟轉型大潮下,女工直接體會到社會的壓迫力,部分人因而才有參與建立集體的動能。

1993年開始時,她們以藍鑽互助社為名,一方面關注藍領背景女工的轉業問題,另一方面藉著肯定女工的過去來激發大家重視共同的未來。後來成立了中文打字排版工作室,結合她們所學習的電腦技術而開拓業務。女工們要共同建立一個合作事業,當中有不少非常實際的問題要面對,業務如何開拓與維持、如何滿足顧客的要求、如何使生產更有效率、如何管理和分配利益等等,花去了大家很多時間和精力。但除了學習技術、生產和關心業務發展,女工們還要面對成員之間的各種關係;也要經常討論轉業工人的社會處境,參與要求利及她們的政策的行動。

1997年中,工作室在樂施會的資助下,投入更多資源在培訓和組織工作上。隨著業務和組織發展的變化,成員在各種互動之中面對了大家的相同和分歧。1998年,多位成員因各種原因離開,經過重重考慮而留下來的成員,擁有更穩固的參與基礎,也對女工這個身份有較強的認同,為了表達女工組織起來的目標和性質,工作室改名為女工合作社。

女工合作社在1999年中至2001年初承接了香港城市大學的一個大型貧窮家庭問卷調查計劃,這個決定影響了她下一階段的方向。除了資料輸入的工作外,為了完成三千份成功問卷,她們在一年多裡接觸了一萬個主要是低收入的家庭,調查其生活處境。她們看到社會上勞工被邊緣化的情況嚴重,有些甚至是長期失業,需依靠綜援維生,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從大陸移居來港的新移民婦女要承擔一家生計而在底層勞動市場幹活,生活艱苦;上一代的勞工則因缺乏退休保障而陷入貧窮處境。她們更廣泛而又貼近地感受到基層社群的命運相關連,希望合作社的未來發展能夠對應資本壟斷的經濟模式下愈趨嚴重的貧富懸殊及分配不公。

之後,女工們與勞協一起重新面對我們所立足的深水埗。深水埗原本是傳統工業和勞工階層密集的社區,去工業化及舊區重建帶來經濟活動與生活空間的轉變,原來的社區網絡受到破壞,社區貧窮化愈來愈嚴重:30多萬人口中接近三成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當中包括數以萬計的雙老及獨居長者,還有從大陸移居來港與家人團聚的新移民和他們的中港家庭。我們決定在這社區投入重新紮根。

   2002年,勞協再次申請樂施會的資助開展社區經濟項目,希望促進合作社模式和社區經濟實踐的結合,使女工合作社累積的寶貴經驗能有效地推進社區經濟發展。這既繼續為女工們提供成長及發展的空間,使其走出自身社群的局限,亦開始與社區中其他社群聯結,共同創造擴大基層生存空間的條件。勞協和女工合作社本著「惜物環保」和「資源再分配」的理念,推動社群參與二手物重用運動,在社區舉行二手物嘉年華會,反應熱烈。同年9月,我們籌集資金,第一間社區二手店誕生了。

長期以來,女工合作社一直是社區二手店的主力。她們在二手物社區經濟中得到就業發展和集體合作的機會,她們在這個過程裡重新發掘和肯定彼此的能力和價值。但二手物社區經濟的發展並不只是為了女工;女工重視的也不再只是自己的社群。隨著社區二手店的經濟規模和組織網絡擴大,其他社群亦逐漸參與進來,發揮不同的作用。社區內來自低收入家庭的新移民婦女,由顧客變成義工,再由義工變成支取津貼的工作隊成員,繼而加入成為職員。學歷不高但願意與我們一起努力的年青人和中年男女;具備店務操作、運輸物流和經營管理經驗的不同界別的人,同時成為我們招攬和合作的對象。我們陸續捲入女工以外的其他社群,當中的磨合引發了各種沖擊和碰撞,既為我們帶來豐富的體驗,亦是我們面對的複雜挑戰。

社區二手店也漸漸變成社區成員日常經濟生活的一部分,它成為了一個社區匯聚點:社區中扣連基層生活的環保意識蔓延著,草根民眾的環保行動日常化社區成員在使舊物得以再用的過程中重新認識和創造了「價值」──對個別成員沒有用的東西,可能對別人和整體很有價值;透過合作勞動,我們可以促進資源由較充裕的社區再分配到較匱乏的社區,將本來互相脫離的供與求配對起來,同時產生新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意義。我們摸索著如何將這個社區經濟空間轉化為民眾意識教育及不同群體社會對話的場所。我們在店內舉行不同的環保工作坊;舉辦低收入家庭網絡簡介會,與貧窮家庭討論其處境及香港的勞工和社會保障;推廣介紹全民養老金,動員大家簽名支持和參與集會遊行。我們在那裡放映關注各種社區及社會議題的電影或記錄片,紮鐵工人的抗爭、另類教育、本土異鄉人……引發不同的對話。我們也在二手店之外的深水埗社區連結不同的基層社群,發展草根文化藝術,創造機會把成果帶進來,亦把社員帶出去。我們希望重建新的社區和社會關係。

 

一路走過來  曲、詞:女工開枝散葉種藝團 2010
我的家鄉在廣東  日出日落每天見 放牛採野果煨番薯  還有玩泥沙抓蜻蜓
辛苦插秧手起泡 光腳淋菜腳爆裂 最怕蜞乸三間蛇  又割山草做家務

 

鋤和日當午 汗滴禾下土 誰知盤中飱 粒粒皆辛苦

 

小時候就是這樣過

 

完成學業到工廠 加班加時賺點錢 全作家用無怨言 為了將來去學藝
插花裁縫手藝精 報關財務心思密 士多售貨咀巴甜 青春無悔去打拼

 

緣份帶我來香港 從此生活兩邊走 培養小孩的將來 希望明天會更好
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建基於此,我亦與女工一起回顧自己的家庭歷史。幾乎所有人的父母都是來自大陸。但過去幾十年香港的「繁榮」和「安定」,已經斷了我們很多人與一度長期「貧窮」和「落後」的家鄉的關係。

1999年,回歸後還有子女在大陸未能來港的家庭奮起爭取他們的居港權,爆發了動能強大的爭取居港權運動。其時去工業化後經濟發展方向對於基層不利的影響已顯現,就業日趨困難而無從展望生活改善的基層民眾,疑慮著這些急切要求居港權的基層家庭成員會把已夠不足的飯碗「搶」了,其實也不能說是無的放矢。但是,對於同有此感,卻亦同情爭取居港權者,因而處於矛盾中的女工們,我當時選擇推動她們前往認識這些爭取居權者,並且與他們開展對話,就算他們因為這樣而爭辯起來也不要緊。

當有機會進入別人自小看著家人陸續獲批到港而自己被遺留下來,因而渴望到港團聚並且像其他港人那樣得到較好發展的故事時,女工發覺她們比較可以站在爭取居權者的立場去支持他們既想來港亦需要飯碗的立場;但女工亦希望爭取居權者同樣能夠明白像她們這些市場競爭條件愈來愈不利的香港基層工人的憂慮。女工開始看見彼此的位置真的有所差異,但也似乎可以一起努力讓飯碗的問題得到更好的處理。之後女工再去支持他們的行動,常常會以「不打不相識」來形容彼此的關係。女工們更加在他們的爭取中看到香港工人面對自己權利受損時的無奈,因而越發敬佩他們為自己的權利而行動起來的能量。她們甚至亦逐漸看見了,為著追求幸福而移居異地的人,需要具備很大的勇氣。其實這亦就是我們很多人的父母,亦即香港的歷史。我們在排斥新移民的過程中,同時也否定了自己。

已經13年了,由1999年至今還在爭取當中,而我們亦仍然繼續支持著他們的爭取居港權運動,對我們發揮了重要的社會教育意義。

2002年在深水埗開設社區二手店後,我們在社區中陸續認識了更多近年移居香港的基層家庭婦女,看見她們承受著各種生活的艱辛和壓力;看見她們其實願意以誠懇和貢獻,去化解對她們這些新來者的不公平對待。她們與我們分享對家鄉的情感,讓我們有機會看見她們在大陸的成長歷程。她們使我們重新想起自己或父母的家鄉,重新想去回顧我們是如何與大陸的家鄉失掉聯繫的。

我們以社區二手店的盈餘開拓組織工作,幫助這些新移民婦女和他們的家庭建立屬於他們的網絡。新移民家庭相聚互助,交流教育孩子的經驗,一起發展共同學習和參與社區的活動。我們希望他們能轉化自己對被不當歧視和簡化標籤經驗的認識,生長主體意識以謀求真正有利於自己的發展。

我們也創造新移民婦女在社區參與經濟,增加收入幫補家計的機會。她們有些加入了社區二手店的工作隊伍,有些則參與我們安排她們為社區貧窮長者提供家居清潔服務賺取津貼,進而建立關係的活動。

勞協除了自行舉辦這些在社區中連結不同弱勢社群的工作之外,還進入深水埗區議會的關注貧窮問題工作小組,參與推動社區發展和地區資源運用的方向。我們利用區議會的平台連續七年與區內不同團體合辦陽光家庭計劃,藉由讓新移民婦女賺取津貼的老人家居清潔服務和連接互相關懷的創藝活動,正在試驗性地發展一種超越血緣的社區三代同堂的社會情感和關係。這個計劃所涉及的社群,一邊是打拚一生已從勞動線上退了下來的長者,另一邊是剛來到這個社區生活的新住民。我們想盡辦法讓前者看見後者的勞動意願和價值,也讓後者看見前者的移居香港勞碌一生退休卻沒保障的教訓。而我們也把新移民婦女的小朋友捲進來,透過探訪媽媽服務過的公公婆婆和各種三代合作同歡的活動,讓他們從小就在其中參與和學習。

我們也積極參與區內由工廠大廈改成的石硤尾創藝中心的基層文化建設。女工,新移民婦女和她們的小孩,還有社區內的老人(他們都是退休了的勞動者),組成機動性的「女工開枝散葉種藝團」,讓這些基層社群透過集體創作勞動文化,重現他們自己作為工人的歷史和生活,重新肯定自己過去和今天的貢獻和價值。一般香港人看這些新移民婦女都只把她們看成是新來的人,我們卻很重視她們的歷史。因為與本地女工的長期接觸,我們很快發現她們其實也是大陸改革開放後的女工,中港女工們因而發展了一連串聯合在社區現身的活動,共同說唱和展演她們經歷過的勞動和移動的故事。新移民婦女表達她們對家鄉的懷想和感情,分享她們個人和家庭在遷移過程中的多采和辛酸,豐富了香港基層移民文化的構成。

 

老有所養 曲:Billy  詞:勞協/女工合作社/Billy  2007

從小在工廠工作養家

賺到d工資俾哂阿爸

如今生活艱苦經濟轉差

皆因d薪水太低啦

 

陳師奶係屋企執野湊仔

靠老公搵錢只得雞碎

勞碌家務卻未可以積蓄

婦女的一生冇保障

*

 

婆婆係街執果幾個罐仔

靠佢交租搵餐晏有問題

黃昏中在公園終可坐低

嘆退休失左生計

*

 南方海邊一個小島

幾經艱苦開拓繁榮

勞工開枝散葉興建香港

到老應享有保障

*

 *勤勞付上      歲月漫長

斜陽日暖      心中渴望

全民合作       老有所養

同行共你       志氣騰騰(爭取保障)

由女工轉業的經歷當中,她們早已發現除了工作和基本工資之外,基層民眾還非常需要社會保障。中年受到失業威脅的她們,同時想到難以安享晚年的勞動父母,也憂慮自己的未來。英國殖民地政府撤離香港前的1994年,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曾經就具備財富再分配性質和確保基本生活水平的老年退休金計劃進行諮詢,引發了包括我們在內的基層的期待,但基於政治的考慮,最後計劃沒有實施。對於經過兩代人的勞動仍然無法累積朝不保夕的基層人士和家庭,具備財富再分配性質和確保基本生活水平的退休保障制度其實已經是刻不容緩,只是我們爭取了許久,香港政府至今仍然敷衍操弄而沒有積極的作為。

香港的繁榮,建基於上一代數量龐大的基層勞工的辛勤貢獻。但他們完成了一生的任務之後,卻沒有合理的退休保障,既無法安樂地休息,更得不到該有的肯定。社會財富分配不均,老人貧窮問題嚴重,是香港之恥。爭取香港社會「老有所養」,是為彰顯階級與世代的公義,同時也是確認我們自己的歷史的行動。

除了社區二手店本身的服務,我們亦開始把盈餘用來開展接觸貧窮長者的工作。社區裡的貧窮老人不是我們因同情而服務的對象,他們身上豐厚的勞動和移動經驗沒有得到香港社會應有的重視和提煉,卻是我們努力想要探索和繼承的。我們希望透過這樣連接起香港內部斷裂的歷史;同時思考正在邁向老化社會的香港,應該如何對待將會愈來愈多,也會包含未來的我們的退役勞動人群。

長出自己的歷史面目以展現批判性

由被淘汰再被利用到建立合作經濟發展自主的社會參與,我在去工業化的經濟轉型階段介入了女工的轉業歷程,與她們一起轉化了對女工的勞動及社會經驗、對她們與社會和政府的關係、對她們如何可能謀求集體出路的認識。在這樣的基礎之上,我和她們也在所謂生存競爭者的後來新移民和所謂勞動任務完成者的前輩老人身上獲得了重要的社會學習。

對我來說,這種轉化女工長出主體意識從而開拓社群集體發展空間的經驗很珍貴。作為香港戰後土生土長的第一代,我與我所接觸的基層女工實驗性地發展著一種在日常生活中跨越階級平等對待的合作關係。這種關係裡有不義位置差距拉扯和鬥爭的複雜糾纏,也有同齡女性在相近歷史的基礎上共同開拓發展空間的親密情感,它承托了我也承托了女工們,使我們得以在漫長不斷的同行和對照中,一起努力長出我們那一代人的歷史面目來。將這種關係放回到香港社會脈絡中,就能展現出它的批判性。

我在階級上升的路途回頭與香港的基層女工走在一起,跟我認同追求資源和權力的公平分享和分配,尋求恢復和發展民眾被壓抑和扭曲的主體性的社會主義理想有關。但由1980年代初我進入大學,香港開始了中英談判到回歸至今已三十年,我身在其中的卻是曾經懷抱並努力落實社會主義的大陸不斷向香港學習,並且已經反過來帶領著把資本主義發揮得更加淋漓盡致的現實過程。

在一國兩制中香港獲得的有限自主性,是建基於其合理化貧富懸殊社會不公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所受到的肯定。當大陸複製了愈來愈多的香港資本主義經驗後,現在它已經有足夠的能力在中港融合發展的過程中由上而下地規劃香港在中國併入全球資本主義世界的角色。在珠三角區域經濟產業提升以至全國經濟繼續發展的大方向下,香港無可避免地必須繼續扮演幫助大陸資本走出國際的金融服務中心角色。但香港作為一個與壟斷性地產利益緊密結合的金融中心的巨大風險;它不斷擴大的財富兩極化;它讓香港整體生活成本高昂窒礙了其他行業和經濟發展模式的發展;於是有利基層勞動和消費的空間亦愈趨萎縮等等,這些卻都被中(中央)港(特區)政府視為必然要也值得付出的代價。

中央政府願意在必要時對香港作出各種財政上的援助,政策上則繼續支持以各種可控制範圍內的勞動權益、社會福利和服務來緩和矛盾。但在九七之後,接續而來的金融風暴與海嘯衝擊著香港的經濟神話。香港曾經享受讚譽的公務員官僚體制也不再有效和廉潔。這些年來,香港民眾的政治權利沒有增長。大家的社會生活受到資本侵蝕卻繼續在加速。民間社會因而亦正在各種沖擊中發生著變化。長期在香港生活經歷了這個社會各階段轉變的包括我們在內的社群和團體,藉由實踐展現我們想要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發展方向,還有我們認為應該要重建的社會不同階層之間的關係。不再可以輕易選擇移民以逃避前途的香港八十後以至更青年的一代,透過各種繼承和保育本土社區、公共空間和集體歷史的運動,一波接一波地以社會行動提出了對資本壟斷一切的香港的批判。他們主動而熱切地追求的,是一種新的社會關係,和一種有待實現的新的生活方式。舊和新的運動和世代之間,慢慢地也在互相看見,交流匯聚。

我和我的伙伴們愈來愈覺得,作為先大陸一步進入資本主義社會被沖刷和撞擊的香港人,若我們能在資本神話和壓迫的雙重制約下自我批判,從而探索出一條民眾自主創造更合情合理社會生活的路來,那才是香港能對大陸作出更好和更重要的貢獻。

 

 

行動研究的雙面刃作用~專業實踐與社會改變

夏林清/台灣輔仁大學心理系/2012

將專業實踐、社會改變與行動研究放在一三角形三個頂點上,我由「當前人文社會科學專業(社工、教育與心理、護理、公行管理與建築都規等專業)的社會作用」,和「工作者們對其自身專業介入(干預/intervention)言行之邏輯與效應的考察方法」來聚焦地放置並簡要地闡述「行動研究」。

一、行動者的社會探究之道

先採用下面五則有關行動研究和行動研究者的定性描述入場:

行動研究─

  • 行動研究是社會情境中的成員們,所採行的一種集體自身反映探究的形式(a form of collective self-refective inquiry),這樣的探究也同時朝向增進他們對自身實踐所進行之所在處境與複雜過程的了解。(Kemmis,1981)
  • 行動研究是社會情境的研究,是以改善社會情境中行動品質的角度來進行研究的研究取向。這個簡要的定義明確引出了從事行動研究最基本的動機之一─致力於改善學校情境(其他工作情境)中教師(社工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的品質之意願。行動研究企圖支持教師以及教師(社工等其他專業工作者)團體能有效地因應,並且以一種反映(reflective)思考的方式來創新地改革困境。  (行動研究方法導論p.7)

行動研究者─

行動研究是行動者的研究。在日常生活裡每一個人都是行動者,每一人也都可能做研究。但行動研究指涉的是一種行動者自我覺醒地對其自我、對自我之行動歷程、對自己的行動在什麼樣的社會關係脈絡、社會位置情境,與社會環境結構之下進行、對自己的行動又產生什麼影響所進行的自主探究。(陶藩瀛,應用心理研究/夏林清加入“社會關係脈絡”)

實踐者是作為一名特定處境中的行動實驗者,有意識地選擇、設計和實行他的想法和做法。這麼做時,一個自身、他者與系統體制交相作用的變化歷程和實踐者自身所具有的庫存經驗一定是同時或隱或現,或主動使用或被動牽引地也發生著一個變化過程,同時場中的其他行動者亦是逐步相互了解與共同工作的協同行動實驗者。若此,既存現況的(the status quo)變化歷程便在行動者的眼前展開來,行動者的社會探究路徑與實踐的方法會一步一步地發生。(夏林清,2006:211~212)

在生命欲望被壓縮的困局中,社會人文學群尋找一種語言(行動當然也是一種語言),穿越既有文化的限制,辨識社會創新的可能路徑,創造人我生命視域的相連與共鳴,這便是行動研究,一種由社會內部自主生成的抵抗政治與行動探索。 (廉兮,從個人到公共-抵抗與轉化的教育行動研究,2012)

若還原到本來處來說,“行動者的社會探究之道”也就是極簡的說法了。古今中外,每個人都是行動者,古人學佛求道者,道術兼顧,探究救人濟世與三才(天地人)和諧一體的關係,舊時文人儒士在與帝王權力交手之際建立知行哲學的各樣理路;亂世之交,革命社會脈動中知行與實踐解放道路的中西論述亦斑斕醒目。上面五則界定則是落在人文社科對現代性之科技理性反省尋路的範疇中。

由19世紀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共謀霸業開始,全世界的教育體制與知識生產的方式與作用,亦漸次的被挾持約制在工業化與資本邏輯的幻化形式和國家治理權控的鉗子內。然而,世界並非扁平而是千溝萬壑、高低不平之差異共存的地球社會。一位沒上過一天學的大爺大娘,可能在她的生活世界中,以她的智能探尋著如何自利利人且抵制著不公義;頂著高學歷光環的專業人士則可能進出項目資源,往返他人疾苦之地,卻常兀自杵在原地踏步的困局中,還仍自以為是。不論學資歷,他們都是行動者,他們的言行與行事路徑均蘊含著知識;這種“行動知識”的力量是具有雙面性的,它一方面對他人與社會現實發生著作用,另方面返身重構著自身:這也就是行動者的社會探究之道所在之處。

二、專業實踐的反映理性轉向

在歐美的1980年代,發生了人文社會科學知識論與方法論的典範爭論,我自己實際參與學習和見證了此一歷程的地方是在1980年代上旬的美國哈佛教育學院與麻省工學院(註1)。由二戰後,配合經濟發展主義的科技理性價值與方法開始被不同專業社群指陳與批評,此一變化在D.A. Schön的“反映實踐者”與“反映回觀(註2)二書中有跨心理、教育、社工老師、設計與規劃等專業實踐的文章。做為在運用工具理性到極致的美國內部所發生的“反映理性”轉向的這一支路線,在知識理脈上,上承勒溫(Kurt Lewin)的行動研究(註3)與杜威的教育學,向左回應哈伯瑪斯批判解放社會哲思(註4),發展了反映實踐與行動科學的實踐認識論。也正是此一“實踐者(practitioner)行動邏輯”的立基處,使得這一支行動研究的路線在共享科技理性現代性之任一特定社會內部,可以發生雙面刃的作用,一方面,它揭露了科技理性在歐美社會內部的問題叢結道理,另一方面,當它做為“他山之石”時,可以被不同地方的工作者研磨發展成雕刻一方玉石的工具;因而這一雙面刃還具有本身是工具同時也是目標的特點。在當代,人文社會科學對任一特定社會的作用,當然是要被公開檢討的,因此,著重揭示“行動研究者之行動邏輯”與對“社會群體生活遭遇要澄明辨識的認識能耐”的這兩個要求,便使得這一支行研方法對專業權力得以發揮對治性了(註5)。

三、社會地景中的專業發展路徑

「社會工作」此一移植於歐美專業體制中的專業力量在大陸、香港和台灣是如何被移花接木或錯置使用的?還是它是被我們端詳審視的他山之石?我們到底能如何將經濟發展帶來的高等教育人才資源,落實到人民每日社會生活的具體處境中,且培育出能回應問題情境與人們困頓生命的青年工作者?

社會工作者是在一個又一個、一處又一處獨特的社會處境,在嚐試錯誤的探索行動中、半知半覺的探測性行動中、在帶著清晰理解往前求變的行動實驗中,與他人共謀出路。行動研究的實踐認識論返回本源地將“助人專業”的助與被助的關係變化了(註6);在實踐的進程中,只有共同互助與協同前進的對等關係;當然開放與協作的關係並不容易,它是發展出來的!高等教育資源的“知識”與“專業角色”帶給我們的“工作機會”是讓我們得以在一個社會的內部安定下來,立足於體制環境的夾層之間努力工作的;每一位社工、每一小群工作團隊都是推進社會探究的行動研究者。

當我們如此看待每位社工時,思索社工專業教育的內容與方式,和考察這門專業和國家的治理權力發生了怎樣的接合,就與社會當前現況的變與不變、變向何方、又如何求變息息相關了!正是人文社會科學相關專業的這種嵌屬於社會內部與立基地方的實踐屬性,使得「他山之石」只能是「他山之石」,因此,行動研究還可以支撐出一條解殖的知識路徑!在台灣,我們借力使力,群策群力所走的一條路徑是專業工作者自主實踐的社會探究之道,它同時是一支“社會抵抗‧生命復甦的台灣在地行動研究”(廉兮,2012)(註7

在台灣的社工專業發展的歷史裡,醫療社工,特別是大型教學醫院的精神醫療社工,曾經是最有專業學習資源及專業形象光環的社工位置,然而近10年來已不斷地被社會工作者重新反省;這些反省都同時朝向一線工作者對自身作用的反思,以及對社工專業已被體制權力工具化的批判:

我意識到精神醫療社工在「醫療專業體制」、「科層體制」、「企業經營管理」三種體制化強勢生存壓迫下存活著,但自許為病患和家屬\權益代言人的精神社工,要如何面對自己的天職?社工一直處於鉅視社會體制改革者和微視個別心理治療爭議拉扯中,這是社工集體面臨的困境,我們如何在此困境中堅持專業良心繼續努力,而非躲在醫療白袍下、象牙塔集體逃避不面對責任?又如何能有意識地替自己和病患增權?(萬心蕊,2007,頁1)

萬心蕊是一位在大醫院工作了16年的精神醫療社工,當她在工作多年後轉往學校任教職後,台灣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的〝實習課〞,已在數位社工教師的合力推動下,由2010年開始發展成跨兩整年的「方案實作課群」(包括實習(一)與(二)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社工研究法及方案設計與評估四門課)

無獨有偶,北京中華女子學院楊靜老師在香港理工大學修習社工博士學位的過程中,一方面完成了對婦聯婦女工作生命知識的梳理(楊靜,2012),另方面帶學生在北京郊區流動人口、農轉居社區深入地工作著。婦聯女性工作者、農轉居上樓農民與社工知識青年工作投身與日常生活的社會地景,當然不是歐美社工專業萌芽與發展時的風景!是故,社工專業的師生們做為參與到社會內部的行動研究者,實際上應該成為一群發展地方的方性實踐智能革之行之道的開路者,而非生產一批又一批被馴化的工具性格的專業者!

四、處境中的社工能動性知識

    視前述的社工師生為探究改變如何得以發生的社會實驗者,是一個對社會工作專業知識〝立足地方始能放眼國際〞的堅實基礎,「行動研究」要著眼於〝處境中如何謀變〞的精神與行動力道,這正是能動性的根源處!

行動者永遠是嵌屬在一特定處境中而謀變前進的,新管理主義與國家治理權力邏輯的雙綁是當代社工的處境特徵。不論是在城市街區巷弄或是城鄉交接區,還是高嶺山村中的生活世界,都無法自外於工業化與現代化結構性力量的整編和約制,「嵌卡入內與夾層隙縫」必然是社會工作者進行工作的地方。Schön曾用「泥濘低地V.S乾爽高地」的形像化的比喻來對照反映實踐者立基於實作的勞動形神和販賣傳銷套裝模式的科技理性專業階層。然而,新管理主義不斷被使用並與國家治理邏輯錯亂結合的現況,進一步地要求了青年社工得在制度結構的夾層之間謀取進路;高校中的社工教師也必然得一方面思辯這一種教學、督導與研究取徑方法論的特點,另一方面不時會體會到在專業知識權力階層中如何做出取捨選擇的自我要求。

在台灣,政府外包委辦(即大陸的購買服務)與計分論點的績效評估已於過去10-15年沖刷變化了社工的工作處境,政黨政治的權力爭奪戲碼對文官制度(指公部門的行政工作者)的破壞,更使得制度的更新與改革難以發生!在這種雙綁又紛亂的社工處境中的能動性知識得如何發展出來呢?在夾層隙縫中工作要如“滾動的小鋼珠”(余郡蓉,2011),夾層隙縫的處境知識促進社工能與底邊與困頓人們抵制性自主的智能相接壤,實踐的知識亦蘊藏在這些社會存在的地景中。

在大陸,社會工作的專業制度與實踐方法正在邁步前進的形勢中,鑑別他山之石的生成紋理與作用質地和辨識自身的處境,會是一個進行實驗發展的好的起點。來回大陸與台灣,我看見開展社工行動研究的四個有利的條件:

  1. 大陸的“大”使得多種制度性進路、政策設計與規劃實驗的機會不但多,且可互相參照。例如民政系統、婦聯系統可以長出不同特色與形狀的制度與辦法;制度與辦法的設計也是一種行動研究的實驗。(註
  2. 大陸之“大”,各地都可以有山高皇帝遠的自立更生、群策群力的社會生活實驗空間,人文社會科學要扎根發展絕不怕沒有滋養之地。
  3. 在由革命建國迄今三代人身上,存放著、扭藏著,但尚來得及(亡羊補牢也是一種積極的態度)回觀反映與疏理接續歷史性的情懷與知識,而這一種歷史脈絡的接續是底蘊的生機、是創造的能量,它是人文社會科學無可迴避的擔當責任,和反身性的文化資產。
  4. 當大陸已在經濟上富起來的這個時機點上,青年工作者是有可能可以選擇過著不孤單與不沮喪但簡約充盈的社會生活;而我確實在這10年中,在城鄉交接處、在大山農村裡、在民工聚居區,都遇見了這樣的青年群體!要感謝他們帶給我的力量。

五、歷史進程的社會存在褶疊空間

“你在那裏?我在那裏?”

“我們又在那裏?”

當我們以前述的社會存在現況的探究之道來放置自身時,這一個“在那裏”的提問引領了我們進入歷史過程中時刻都存在的一種社會存在的摺疊空間中。譬如說,當我在梁曉聲“鬱悶的中國人”一書中,遇見了“精神病”發生及兩代人的社會生活境像,這一在閱讀的相遇便足以帶領我安定地坐在一個大陸“家”與“國”衝撞扭折的空間內部中(註);此種安定的座落空間使得“地方性”的專業實踐有發生的可能,「他山之石」(歐美精神醫療與心理治療)始能被鑑賞與不被錯置荒謬的變造挪用。同理,今天我望見研討會中年輕工作者的同時,憶及1990年代上旬我認識的廣東婦聯的農村婦女幹部,她們的手把手鄉村婦女工作做得漂亮極了,可她們沒有專業光環。每每再見到梁軍與高小嫻老師時,一個她們身上承載著的歷史摺疊空間就在我心中拉開來了!若代間傳承接續的可能性在只求“接軌”的粗糙學術工業中被遺失與排除的話,我們失落的將是我們自身的歷史過程與當代共同處境中所擁有的差異參照和感通共振,從而可以啟發大家創造力的機會!這種機會的失去將是無法彌補的遺憾!

 

參考書目

  • Donald A. Schon(2007),夏清林等譯,《反映的实践者: 专业工作者如何在行动中思考》,教育科学出版社。
  • Chris Argyris等(2000),夏清林譯,《行動科學》,遠流出版社。
  • 余郡蓉(2010),透風的小鋼珠-從精障就輔員到運動者,輔仁大學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素楨(2010),參與殘/障礙運動的變革知識〜一位女瘸子的行動路徑,輔仁大學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謝發財(2012),我在障礙處境的組織領導與社工實踐,輔仁大學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廉兮(2012),從個人到公共的社會學習,第四屆『主體性敘說與生命療癒研討會暨工作坊』,宜蘭。
  • 萬心蕊 (2007),「破牆」的分離與重返,輔仁大學心理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楊靜(2012),政治理想與現實的衝突。

家人關係中的政治歷史地景~「邊緣」行者的歷史政治線

鄭麗貞/校護協進會前理事2013/6/29

 我的社會實踐政治立場:主體性與互用;不會賣掉群眾。育華問我能力怎麼來的?我說自幼的潛移默化、我的學校護理社會實踐歷程的辨識學習、家庭歷史與社會歷史不分割對待、經驗的累積。這個潛移默化是指我的父系、母系、夫家之家族家人關係,以及夫家政治討論與立場的多元與豐富性,同時,我所處的時空環境背景等等都對我產生了作用。

我是一個從事學校護理勞動三十幾年領有月退俸的退休公務員,是一個有著兩個「芋仔蕃薯」孫女的台灣阿嬤;也是一個擁有二十幾年組織經驗的組織工作者。我從沒進入主流,年幼時大概是無法進入,懂事以後則是自我選擇邊緣的位置,現在的我認自己是個「邊緣行者」。

我相信集體的力量,所以經常「越線」與「陷入」「組織工作」。在我小時候,我希望人沒有衝突,所以我經常在對立的雙方中穿梭期待他們能理解彼此;在我年輕的時候,我期待「幼有所養老有所終」「人人被公平對待」,所以我踩在「黨外」位置上期待「政治清明」的到來。直到我投身社會運動,看懂「政黨政治」結構性的堅固,同時也看懂人慾望的炙盛、利益糾葛以及「處境」的複雜性,我選擇作個「但求無傷」與「隨緣(因緣與邊緣)修行」的行動者。

去年,我送走兩個生命中非常重要的兩個人,一個是我的母親;一個是我的老師亦是我義父。

我與我的母親親而不密,因為從我三歲以後我與她的親子關係位置有個錯置。我十五歲離家就學(護校沒有寒暑假),十九歲畢業就業,二十歲就結婚。我一直以她的捍衛者角色生活在我的原生家庭中。母親一直相當「信賴」我,我也確實做到每叩必到-爸爸的外遇、生病處理,哥哥姊姊的感情問題,妹妹弟弟的課業與行為問題,甚至姪女兒的病痛,連颱風過後的房屋修繕,幾乎是家中所有讓她擔心焦慮的大大小小事件,只要她開口,我就一定接手,直到事件落幕方才放手,在處理的過程中,我也經常會一併「訓誡」她。

母親往生前兩年,因為「失智」的關係,懷疑外勞與父親有染,所以經常會把氣發在外勞頭上。有一天一大早,我還沒起床,外勞敲門哭著跟我說「阿嬤拿阿公的尿布丟我」,我一如以往,除了安撫外勞與父親之外,我還跟媽媽說「你不可以這樣對待人家」她覺得我偏袒外勞,於是對著我吼「你自己守寡,見不得人家夫妻好,仗著錢多,幫你爸爸養個女人在家」,我知道她糊塗了,可是聽起來還是難過。現在想來,她那肆無忌憚的攻擊,是因為「放心」,而對於自己沒能當下明白而接住,是個遺憾。對於她的這份始終緊抓「家的完整性」的執著,我直到她往生後為了處理她銀行存款的繼承,應台灣銀行提供她「一生」全部的戶籍謄本的要求,我看到她的「遷徙」史,還真有些「流離」之感,那些搬遷,就我所知沒有一次是她想要的,所以其辛苦可想而知。

另一層的理解,卻是最近(3-6月份)應花蓮校護參與他們的行動研究才發生。校護姊妹的文本許多有關家的描述字眼,讓我赫然理解母親的執著,那些字眼是「正常家庭」「不像家」的家。原來「有父有母、窗明几淨、家人同在共餐」才是正常家庭,這,對於自幼喪父又家境貧窮得經常到親戚家幫傭,欣羨人家的母親是何其不易阿!媽媽經由婚姻才擁有這種中產主流家的樣貌,難怪她終其一生用生命拼搏捍衛。

1949年老師臨時加入海軍跟著部隊一起到台灣來避難。他在大陸家裡有妻有二女一兒。老師幾乎完全不談家人與家鄉,會知道他想回家鄉,是因為有一次我批評他乾兒子的貪婪作為,同時氣憤的質問他「幹嘛認這種人當乾兒子!」他回應我「就是貪圖人家可能送我的骨灰回去啊!」森雄往生後對於給老師掃墓這件事,我有實質上的不容易,所以一直想著是該把骨灰遷移佛光山跟森雄以及未來我的骨灰放在一起,還是送回老家給他兒子呢?我在論文書寫過後,認為我是該送他回去。

去年(2012)我同學說要陪我一起送老師返鄉,但是一定要先問過老師,啊!問老師??有沒有搞錯?!為了「安」我同學的心,我只好答應會問囉,怎麼問?就擲杯感應道交吧!我以兩銅板為筊杯,連問三次都是「承杯」,我還說老師就在來一個確認吧!果真是四個「承杯」。就這樣,我把老師的骨灰放在被包,掛在胸前,搭高鐵、飛機,送回北京。北京大哥說「爸爸在我十歲那年離家,說是去避一避,就直到今天才回來」。那個時候大哥的孫子剛生滿月,我心想這個家的過去與未來是接上了。當下,我確認送老師回家是正確的抉擇。

護校是我逃家的正當;護理供我色身生活與生存

想要藉由讀書離家出走的我,從十五歲進入護校、十九歲畢業進入護理職場直到退休,甚至退休之後近十年來,「護理」從未離身。

我十五歲進入護校,學校確實實施軍事性的集體生活與規訓,強調需絕對服從、犧牲奉獻。寢室與軍隊一樣,幾十人個人一間,沒有書桌沒有衣櫃,別說甚麼隱私權。吃飯、睡覺、洗澡、起床一律按表操課,連考試期間到廁所開夜車都是違規,假日休假要看表現,如果,寢務檢查沒有達到優良或收到男性的信件[1],那週週日就難逃禁足的命運。

護校第四年,我整年都在彰化基督教醫院實習。教會醫院,每天上班都得先進去醫院教堂作個禮拜,才到崗位報到。離家很近,放假就回家,那一年是我15歲離家以後至今為止,回家次數最多的。

我在小兒科的實習很不適應,那段實習期間,我很難不覺得難過,看到病童用力的哭我難過,看到無力的掉淚我更難過,看到心臟病,氣喘病的我難過,看到癌症病童更難過,加上看見病童父母背著孩子掉淚的場景更是難過不已。我除了在逗他們的時間外,經常是覺得沈重萬分,這個難過與沈重映照出沒有童年的過往生命經驗[2]

我最喜歡的實習科別是「開刀房」,因為不必看到病人的痛苦,只看到不好的組織被切除以及得以享受組織修補完成後的成就感。其次喜歡的科別是「急診室」,送進來的,不論是模糊的血肉、窘迫的呼吸、聲淚俱下的劇痛,通通很快的解決,迅速的好轉或者很快的終了。病人不是快快的回家,就是轉進病房、開刀房,連最糟的死亡,也毫不拖泥帶水的送到太平間,大家動作迅速,分工清楚,井然有序,更重要的是根本來不及進入病人的真實世界,關係就結束啦。

1970年代,護校畢業,家庭經濟比較寬裕的同學都會繼續升學,我當然的也就興沖沖準備赴考,不料,父母爆出家庭經濟困難問題,我也當然的就去找工作賺錢幫助家庭了。原本彰基的上班機會已經被我推掉了,只好詢問學校哪些地方還有缺,老師轉來宜蘭員山榮民醫院的徵人啟事,就這麼的遠赴他鄉就業。

逃離/二十歲年輕小護士,擔不起孤苦無望老榮民之重

1970~1972我是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員山榮民醫院護士。當年,我與另外三位同年畢業的護士一起報到,我們是那家醫院第一批擁有正式護士證書的護士,護理長對我們相當看重,副護理長雖是護校畢業卻連考九年證書都沒考上的護佐擔綱。這份工作,我只幹了一年半(半年試用),那段時間護理長常常告訴我們「白紙黑字的重要」,也告訴我們「我們是吃公家飯的」這兩個概念奠定我當公務員的基礎。

病人、院長、組長、醫師、醫務兵、全都是榮民。醫院有三個病房與十六個隊,病情嚴重時住病房由醫護人員照護,轉輕時或慢性病的則住在隊上由醫務兵看護。常常有人病逝,有些甚至都還來不及轉到病房來就死了。病房裡除了偶而出現的一兩位「自謀生活」的榮民家眷,全都是榮民弟兄。當時的工作很單純,就是外科換藥內科給藥。每天上班不是發口服藥、打針,就是推著換藥車跟外科醫師一起換藥,偶而幾個需要打IV吊點滴的。內科絕大部分的病人是肝病、肝硬化腹水。當時聽到他們痛的叫聲,好像還真能做點甚麼-給藥、按摩、泡腳等。可,看著他們空洞的眼神,實在相當沈重,所以我喜歡在病房裡走來走去,大聲說話以逗他門開心,為了回報我的用力,常有病情稍好些的一起起鬨,胡胡鬧鬧總為趕走一些削人骨魂的孤獨與寂寞吧。

結婚後我離開醫院就沒再回去過,阿長對我相當好,幫我先生找到了員山國中設備組長的缺,幫我請了婚假、喪假(剛巧祖母過世)、事病假、休假,還說,開新病房報我當副護理長,總之他們希望我回去,對於當時的絕情我真是自己也沒搞懂,唯一比較確認的是如果繼續呆下去,我很可能會參政,因為要改變那種「無望」似乎必須有一個更大位置或力量。現在回觀那個絕情,看見二十歲年輕小護士,擔不起孤苦無望老榮民的重的逃離。

1973.1~4為自己生計開業助產士,擔不起他人貧窮而歇業

結婚之後,我依照傳統的社會潛規則,「嫁雞隨雞」的來到高雄,原以為有個護理專長找工作應該不難,豈知處處碰壁,直到生了小孩迫於生計,我想到使用另一份證書-助產士。

助產士開業不到半年就收起來了,原本是希望能賺錢的,最後卻是賠上所有的積蓄。我真不是個做生意的料,初開業不敢也不知如何定價碼,所以採紅包制收費,讓主家隨意包。那個年代(1973)台灣經濟開始好轉,只要稍有一些錢的人家都會到醫院生產,找助產士接生的除了一兩位是自然生了好幾胎都順產的,大多數是經濟條件比較差的,所以紅包錢少是平常事,有些還說等有錢再包,當然就告訴他們免了,甚至幾次不只紅包沒拿,還得天天去給新生兒免費洗澡,還得送奶粉給娃兒送補品給產婦。

助產士責任很重,第一胎最怕胎兒過胖,頭部產出肩部卡住,很容易把嬰兒拉脫臼或產婦嚴重裂傷;而生了好幾胎的產婦與家屬都很輕心,事實上他們的潛在危險很高,很容易併發子宮收縮不良造成產後大出血死亡。有一次一個第六胎的產婦差點出事,請她先生或讓產婦去結紮,他就是不肯,像這種連接生費都付不起的人,硬是一直生個不停。看到這些無奈貧窮的個案,加上壓力實在大,收入又少,所以接生十幾個即關門大吉。

我的學校護理實踐之路,認識是在行動之中1973.4~2003.7

就讀護校時學校沒教過我學校護理是「甚麼」?學校護士該幹哪些事?

到學校以後,我謹守護理「補其不能」的原則,協同服務對象邁向「自我照護」的路徑,一路成熟我的在地護理實踐知識。學生們以及教職員工同仁們,不論是身體的病痛傷害、心理的困惑、親子同儕關係的緊張難解,甚至難以啟齒性議題等等,我都是他們求助或諮詢的對象,我成了全校師生的“護士阿姨”。這個校護阿姨角色讓我得以穿梭學校與學生家庭之間,學校與醫療院所之間,教育與衛生體系之間,教育與社政體系之間,看見不同社會系統的運作與差異。

我三十餘年的校護生涯都在○○國中。我的學校護理知識在這裡生成,也在這裡落地實踐。同時在這兒我見證了台灣經濟是如何在影響學校的興衰歷程。

一、大環境的變遷牽拖了學校的興衰

  1. 甘蔗田裡建校

學校原位於○○鎮郊,緊鄰著工業區。我剛就任時,工業區尚未開發,所以看到的都是甘蔗田。我上班搭乘客運車時,下車後必須走約5-8分鐘的路程。那段路兩旁經常都是高高的甘蔗田,學生經常反應甘蔗田裡,有人「暴露」下體。我走的時段,通常是整條路上就我一個人,我覺得走起來蠻恐怖的。我的護理知識告訴我「暴露狂」僅是「暴露」不會有其他的行為,我也如此的告訴學生不必害怕,可是知識僅止於頭部,無法及於我的雙腳,所以每次看到,我還是拔腿就拼命的跑。然而,更可怕的是甘蔗田裡,三不五時竄出的流浪狗,牠會一再逼近,就是嚇得要命也不能跑,因為一跑他就追咬,唯一的只能盡快的找個石頭,作勢丟牠,然後面對著牠慢慢快快的拉開距離,快到校門時,我就又叫又喊的衝進學校。那個時候(1973~80),我們學校的規模是四十幾班有兩千多名學生一百一二十個教職員工,學生的家長職業多元,軍公教商農無一不有。

  1. 廠房林立中發展

漸漸的,步行到學校時不必再害怕甘蔗田裡冒出什麼東西來,路邊一棟棟的工廠廠房蓋了起來。當時,最大的困擾是工廠發出大的聲響與刺鼻的味道。那個時候,因為鄰近彌陀的學區劃分,學生家長職業就沒幾個軍人了,務農的、經商的、公教的也都慢慢減少了。後來學校緊鄰還蓋了一間超大的鐵工廠,豎立的煙囪不時的排放黑墨墨的濃煙,我們五位熱心的同事,成立檢舉小組,輪流打電話給衛生局環保單位,奇妙的是,每次稽查人員到場前幾分鐘,濃煙就會停止冒了。

有一天,廠方大概受不了我們的「電話檢舉」次數過於頻繁,特別邀請校方過去喝茶,校長把我們幾位小組成員硬是哄了一起去。我記得工廠老闆說「請你們幾位高抬貴手給我們工廠一條生路,如果不是我們這些工廠,你們的薪水可以這樣每年加薪嗎?而且,你們那樣搞,我們一些工人也很不滿了,如果大家出個什麼意外,我當鄰居的也不好過。」返校後,校長幾乎是命令式的要求小組解散。我們幾位成員討論後決定,不跟校長正式對立,也不再以學校成員身份檢舉,而是把小組「地下化」任務行動化為零星的個人行為。一段時日後,工廠建了一座更高更大的煙囪,又過一段時候,工廠遷移了。對於大污染源的遷移,不能說是我們小組運作成果,因為其間也有個很大的變數,就是環保局從衛生局獨立出去,承辦員異動,他們到場勘驗取締的速度快了。然而,我們不放棄連續幾年的行動,想必也非沒有作用。

這個時候,確實是台灣經濟突飛猛進的時期,我們公教薪水也確實翻了好幾倍,不過還是比不上外面公司行號的,所以好幾個同事都離職高就他行了。就在這個時期,我們才稍有積蓄,勉強貸款買了個房子。我還記得當時總務主任還當面譏笑我「兩個夫妻都在上班,買個房子還喘兮兮」我立即反擊他「你都是靠著祖產買屋蓋房子,有什麼了不起,我們好歹是靠自己勞力賺的錢」同事聽了在旁鼓掌。

 這段時期(8090年代初期),學校升學就業的學生都各有出路,升學率幾乎一直是○○地區的第一名,教務處指氣洋洋,升學班的老師也跟著補習費賺翻天,就業的學生在輔導室的安排下,也絕大部分是去「建教合作」的工廠半工半讀的繼續升學。

  1. 消失、流離、再起

大約不到十年的功夫,鄰近的工廠噪音與廢氣逐漸減少了,一間間工廠停工,後來還慢慢的成為廢墟,路過時,總有種噓噓淒感。這個時候,學校的升學率也跟著節節下滑,幾乎是殿後了。學生班級數在1993年從33班驟降到29班。1995年成立○○分部,隔年分部獨立,班級數降成20班,接著逐年遞減兩三班,2001年降到十班以下。那段時期,學生上課時間翻牆出去的不少,中輟學生也越來越多,輔導室天天到校外遊戲間找尋學生。學生家長職業欄填寫的多是零工、無與空白。

那個時期,不舒服來健康中心休息的學生,生理上都沒發現問題,所以我通常是以泡茶、吃餅乾、聊天對話處理。那段時候,我也會加上搞一些黏土,哄那些預備翻牆的學生,一起吃吃喝喝捏捏的,總是能讓他們在健康中心玩玩。老師們則在每減一班必須出去2.5人的壓力下,惶惶度日。當時,年齡、年資上可以退休的就申請走人,無法退休的,在校長設計的機制下,比較會有聲音的會先走,所以老師們對於校務,幾乎都三緘其口了。我經常使用來催化老師「良知」的那套道德勸說再也起不了作用。好像學校蕭條了,道德也少了。

學校從2007年遷址以後,班級數迅速的逐年上升,現在已經達55班,學生數1600多人。當年我們學校的興衰,許多人都認為是因為「升學率」下降的關係。現在回首探究,大環境的變遷以及學校的地理位置,才是比較關鍵。當然,我們參與其中的每一個人,不論是積極出現還是消極隱藏都一樣,對於其間的每個變化,都有貢獻作用的。

我的歷史感知與政治性生成

回觀校護的第一次街頭遊行抗爭,第一個具體出手協助的團體是醫界聯盟,其綠色政黨的色彩非常鮮明,其時,還有好幾位民進黨立委(詳見附錄:全國中小學校護爭取合理待遇致走上街頭抗議之歷程的大力相挺,那個時候,民進黨雖然尚未取得政權,氣勢卻是已經高昂;案子走到最後得以成功,卻是因為有藍色立委的大力介入黨政協商。校護歷經組織再造,走到必須靠主導立法才得保住職位,而立法得以完成,過程確實也跟政黨政治有不可分的關係。協進會能保有主體性以及校護運動一直沒染上政黨顏色,我認為我這個人在其中發揮了相當的作用。

一、生長於白色恐怖年代

我出生在一個白色恐怖威權的年代。我記得小時候隔壁的旅社,半夜裡經常有抓人的事件,我同學的父親在半夜裡被抓走,就一直沒有回來,當我問為什麼?爸媽都會很緊張的告誡我「小孩有耳無嘴,不可以問」。

二、成長在政治性相當豐富的家族

  1. 強烈台灣意識的母系:我直到六十歲才知道我有個堂舅叫做陳簒地[3]。有一天我在探視爸媽時,巧遇我小時候幫他當花童的表哥,當時電視談及與二二八有關的話題,我實在不喜歡老爸老是聽、那些我認為偏激煽情的政論節目,所以就順手關了電視。表哥說「二二八,我也算是受害者,我那個時候跟我爸爸隨著謝東閔來高雄縣政府,因為亂薪水都發不出,物資缺乏嚴重,我國小生搭火車不必買票,所以每個禮拜回去一兩次負責帶米與菜回來給大家吃」「那個時候,我們一個叔叔叫做簒地,躲在老家周邊戒備,大家都不能靠近」「後來他被拘限在台北開業,我們家的一個姑姑還嫁給長期監視他的人」媽媽突然很緊張的說「不可以講,不要講了」。我與表哥異口同聲說「現在都什麼時代了,沒關係了喇」然而,看她一臉嚴肅,我們只好轉移話題,回來後,我上網搜尋「陳簒地」,也才更能瞭解何以媽媽一直無厘頭的反對我的校護抗爭行動。

母親出生於1921,三歲喪父,外祖父因抽鴉片家產變賣精光光,連孩子都相繼送養(八個孩子只留下三個),年輕就死於肺病,外祖母以幫人洗衣維生,在大阿姨與舅舅的協力護衛下,母親受完日據時代小學教育。小學畢業後,到她當醫師的五叔家幫傭,負責照顧小孩,也到過鳳梨會社當領班。原本祖母跟人家約了一門親事(對方在水利局上班家境不好),後來在舅舅的作主下毀約,嫁給既家產十足又英俊瀟灑,在農會工作的父親。

爸爸是媽媽的老天,即便老天經常狂風驟雨,她都能接受,每次爸爸搞外遇,她都會收拾善後,碰到硬的女人,她會抓人打人告人,碰到軟的女人,她會懷柔哭窮拉攏邀請一起回來同一屋簷下生活。從我懂事以來,他們幾乎天天為了其他的女人吵架。小時候,我常問媽媽為甚麼不離婚?她總會回答說「為了你們小孩」,我信以為真,以為應該為她的婚姻不幸負責,直到我婚後三十幾歲回家處理父親的外遇問題,我開給父親良好的條件-我們每位兄弟姊妹各給他五十萬元,請他拿著錢跟那個女人走吧!從此斷絕親子與夫妻關係。之後,我成了他們的公敵,我才理解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這奠基了我協助個案或朋友婚姻問題的能耐。

母親的家族諸多學養豐富之輩,她的堂兄弟多位就讀日本大學,其中我最熟識的舅舅是東京帝國大學醫科畢業的,母親因為在少女時期曾在這個大舅家幫傭好長一段時候,所以與這個舅舅情感深厚,而且我家從台中市搬回鄉下,落戶在同一鎮上,所以我小時候經常跟母親到他的醫院溜達,他開的醫院明亮,可是藥味很可怕。

舅舅180公分高,笑起來轟轟作響,我因為害怕吃藥,所以一生病就得去打針,每次去他都說「」然後就逗問我要不要吃藥,他會故意以大眼盯,看我一再搖頭就哈哈大笑。我會讀護理也是因為他的建議。在我讀護校那年,舅舅舉家移民墨西哥,後來移居美國日本等地,在日本當過「公醫師」,約莫70歲落葉歸根返台,在舅媽往生後還到過屏東開診所。從小與中年,每次聽舅舅大勢批評國民黨政府,我想認真追問時,媽媽都會拉我回家,所以,我確實也沒真聽過任何完整的故事過,都是一些片段片段的句子罷了,奇怪的是,不管他那些片段是悲苦還是趣聞,我聽起來都覺得真確與開心,也許那就是風裡來雨裡去的睿智長者敘說的魅力吧!舅舅育有五名子女,一個是全職牧師,一個是醫師兼牧師,兩個女兒都是醫師,他們都定居美國。唯一回來的小表弟開眼科診所,我們兩人是落戶在高雄的唯二親屬,他繼承父親的政黨取向-反藍,見面聽他罵罵國民黨政權,是我這個表姊跟他的感情聯繫。

我的親舅舅是中醫師,小時候偶而跟媽媽回娘家,都看到他前面是好大的桌子,背後整牆面的中藥櫥櫃,幾乎每次去他都忙看診與抓藥,他個子矮壯,不苟言笑,我覺得害怕,所以去回都匆匆叫聲舅舅就快閃走人。他靠自學,他的中醫師證書在70歲那年才考上,那個時候我已嫁為人婦,他跟我先生莫名的有話說,在一次我們一起送媽媽回娘家時,他興沖沖的把他考了九次才考上中醫師證書的點點滴滴,嘟嘟嘟的說給我先生聽,也說了幾次考試黃牛找他的故事,他說人家笑他屢考不上,他卻認為自己能夠堅持憑實力才是驕傲。他不談政治,唯一的兒子讀法律,卻開電器行維生,偶而幫鄉親寫寫狀子。

大姨媽比母親大將近二十歲,她的大女兒僅比母親小兩三歲,嫁給警察,三女兒嫁給大陸撤退來台的退伍外省軍人,四女兒的老公也是外省人任職政戰學校。我那兩位外省姊夫對姨媽真是孝順,尤其是三姊夫就像招贅似的住到姨媽家,燒飯掃地樣樣來,見他跟前跟後的服侍姨媽,可惜,姨媽有些嫌棄他,每次姨媽叨叨念,他就楞楞的笑,幸好他聽不懂台語。他超愛我家姊妹去他家,每次一定把我們的口袋塞滿滿的糖果才放我們回家。1987政府開放大陸探親,兩個表姊家都經歷了姊夫大陸親人頓然出現的情感辛苦。

  1. 缺乏台灣本土意識的父系:父親生於1922,六歲時喪母,祖母過世時還很年輕[4]。父親在曾祖母的溺愛下成長,九歲才上學,上學還有長工背著去,直到現在我看他還沒落地生活。「浪漫」幾乎是他的全部,浪漫的想法、浪漫的行事。他喜歡新的「人、事、物」;一生中外遇不斷,常常為了宣示愛情搞自殺;因為宗族人多,所以一直以「票倉」參與了台灣早期的政治選舉活動。

祖父是日據時代的「保正」,他在我小學四年級時往生,父親一直相當懼怕他的爸爸,所以我們並不常回祖父的居所,祖父非常忙碌也非常照顧鄉親,所以在國民黨政府實施三七五減租與耕者有其田之前,祖父早就把田產給分出去了。

聽說,從早年起,鄉親如果困苦找他,他就會給他們一塊地耕作生活,以前我認為那可能只是要彰顯他的一些說詞故事,後來,我發現那很可能是事實,因為他負責當時的濁水溪築壩工程,因為河川、壩堤規劃,確實可能生出土地來,他跟日本官員關係良好,得到土地支配劃給了鄉親的機會。

祖父是一個相當嚴謹與認真的人,我的祖家跟台灣一般鄉下的房子一樣,是土泥建造,也是塗牛糞的竹造穀倉。當年祖父擔任「保正」,與日本官員關係良好,家中經常得接待一些日本官員,卻沒有看見任何高級家具的遺跡,可見鄉鄰對於他清廉無私傳述的真實性。聽說,當年他負責濁水溪壩堤築工程,腳部受傷,因為看上醫師的女兒,而多次的就醫,醫師肯定其認真態度,不嫌家世平庸,而將女兒下嫁,因為岳父的關係,結識了日本官員。那個堤防歷經多次地震水災,直到今日都還堅固無損。

原本父親小學畢業那年接受日本老師的建議要去日本升學,臨上船前,祖父去拜訪其日本友人,該友人跟祖父說「一流的人應該留在台灣,二流的才讓他們去日本」,所以祖父臨時取消讓父親去日本的決定。對於這件事,父親經常怨嘆他的爸爸。我直到父親八十幾歲才得以搞清楚,我問爸爸說「你經常說你與三個同學原本要去日本,你那三個同學現在成就怎樣?」「他們很年輕就死了」「阿﹏都死了?」「是阿,他們當年去日本讀書,後來就是去當紅巾特攻隊的」「那,你幹嘛老是怨嘆阿公沒讓你去呢?你跟著他們可就活不到現在了!」「人家他們都是光榮的陣亡」「也就是你寧可當年也光榮的死囉」「是阿!他們家裡都有領到褒獎令耶!」喔!真敗給他,莫名的浪漫思維,這就是我的父親。

爸媽結婚時,家族還是共住共食,每餐有五十幾個人一起吃飯。父親雖然是家族的長子,卻比幾個堂叔晚婚,媽媽的家族雖然也很大,卻是在她童年以前早就各自分家了,媽媽說第一次輪到她負責煮飯時,她緊張到無法入睡,再看到盤底朝天飯鍋見底,卻有叔叔剛下田回來,她嚇到都快哭了,她說她永遠記得那個叔叔跟她說「嫂阿,沒關係」然後轉身到煮豬飼料的大鍋裡抓起蕃薯吃吃就走的貼心。我家每餐煮的食物永遠比能吃完的食物多許多,我想跟這些多少是有關連的。

因為祖母早逝,所以父親在曾祖母的羽翼下成長,祖父侍親至孝,對其母親的話絕對遵從,族親都相當尊重祖父,於是層層疊疊的照顧加諸父親身上,而且,家族人認為父親是「文身」的,所以幾乎豁免了所有的田地勞務。也因為這樣,父親相當斯文,他也很少跟人發生衝突,我見過唯一的一次比較大的衝突是,房客沒付房租又對要收租金的媽媽口出三字經,爸爸找他理論,被打得掛彩。媽媽打電話回鄉下,隔天一早,十幾位叔叔拿鋤頭提扁擔,上門問罪,嚇得原本仗著開貨運行有幾位貨車司機的房客,立即付款賠罪,而且租期未到就搬走了。

聽母親說,祖父在分財產給爸爸時說「不必怨嘆我把不良耕種的田地分給你們,因為你們將來不會保有田地」媽媽早年認為是祖父偏袒小叔叔,直到父親把田產權變賣以後,她改口說「原來你阿公早就算準你阿爸財產「居」不住」。

爸爸是家族兩代唯一外出「吃頭路」的。祖父的兄弟與我父親的二十幾位堂兄弟上下兩代,除了我爸爸都務農,即便外出讀完書還是回家務農。我每每回鄉下,看著我的堂兄弟姊妹們田裡跑溪裡游快樂矯捷的身形,都只能張目結舌,而他們則羨慕我家小孩住在都會。

事實上,到我這個年代,台灣社會要靠務農為生已經是不可能了,所以,我的堂兄弟姊妹也都只能進入工商的年代,只是,因為他們自幼跟土地比較親,適應當時工業化的腳部,確實比我家的小孩辛苦一些。

3.了悟氣勢控制

日常打小孩是媽媽的工作,印象中父親只打過我一次,為了何事被打?直到長大以後追問,打人的與被打的都說不出一個所以然,可,那次被打的過程,記憶非常深刻。我雙手被綁,掛在屋樑上,父親抽出他的皮帶一直鞭打,我則是靈魂出翹,看著自己在被打,而且沒有痛覺,媽媽在一旁一直說「還不快點認錯!說下次不敢了!」 我一直堅稱「我沒有錯,為甚麼要道歉?」後來直到皮帶斷了,爸爸離開現場,母親罵我「你實在太壞了,你爸爸都哭了,你還嘴硬!」我回答「奇怪!被打的都沒哭,打人的哭甚麼哭?」之後,我就不曾再被打,連媽媽都沒再打過我。

我與大哥常常爭執,他生氣會把我提起來摔。我與他相差六歲,大哥的高中讀了兩所學校,高中時期的大哥與我的互動頻繁,他們同學經常到家裡練樂器,我喜歡與他們混在一起唱歌嬉鬧,武俠小說是我們相同的喜好,爸媽不准我看,他會掩護我,也常在傍晚騎摩托車載我兜風看夕陽。有一次,為了他吃飯時嫌飯菜太燙而掀桌子,惹哭了媽媽,我跟他吵架,免不了又是被他揍,我憤而衝進廚房提起菜刀跟他對抗,他拔腿就跑,我一路追趕他,直到大街上,因此一舉成名,街坊鄰居都知道鄭家有個非常凶悍的女兒,此後,他沒再動手打過我,我也悟到氣勢真可扭轉局勢的。

4.看見桌下運作

因為家裡田產多,祖父兄弟多人是農會的理事,所以父親在日據時代高等科畢業就到農會上班,從日據時代做到國民黨政府年代。台灣的農會在政黨政治中一直處在「選舉樁腳」[5]的位置。父親工作於縣級農會,上有省級農會下有鄉鎮農會,就剛好卡在中間的位置,所以可以看到整個的農會官僚系統運作。而我在童年時期,爸爸經常在逢年過節的送禮打點任務時,帶我去跟班。

5.外省兵的恐怖印象

聽父親說在美援時期,因為要到碼頭清點物資,他每年住在高雄的時間超過八個月,在家的時間不到四個月,難怪我小時候的記憶父親是經常不在家的。他說那個時代很混亂,一些外省兵會偷東西。確實我小時候的記憶充滿小偷來的故事,那個時候夜裡相當可怕,雞鴨會被偷,連窗戶的玻璃都會被割走,我記得一次夜裡醒來,忽然看見一個小偷持刀,正要從窗戶爬進來,我用力搖醒媽媽,媽媽大叫「賊阿!賊阿!」住在家裡的眾叔叔們群起[6]媽媽居然跳下窗子追小偷,後來被鄰居以「勿逼虎傷人」才攔了下來。加上,在我小學五年級時,學校的榮民工友在學校廚房割頸自殺,我正好抬便當要去蒸,看到他鮮血滿身,而且氣管沒全割斷,發出嘎嘎的聲音,非常非常的恐怖。總之,在我小時候,對於外省人的印象充滿恐怖經驗。

三、受教於背井離鄉的外省恩師

如師如父亦如友,伴我青澀成長。因著全然接納,我們成了「忘年[7]之交」。

老師民前十一年生,橫跨滿清帝朝與國民政府;親觀十萬青年十萬軍、五四運動、國共相鬥;三十歲時拋妻棄子剃頭出家,被親友硬是拉了還俗;躲紅禍橫跨海峽到台灣,到底還是得拋妻棄子;私塾學歷教書二十餘載(明誠中學、道明中學、國際商職、慈惠護校)。

我的護校導師顛覆了我對外省人的印象。也顛覆了我對人的不信任。老師住在學校裡,護校在校期間,我幾乎天天躲到他房裡搗蛋,每天他都得跟我說故事,否則我就不許他批改作業甚或不准他睡覺。我們一老一少漫天的談,他對於我說「天下無不是之父母這句話是個狗屎」的反應,跟我以前的師長大不同,他是直接唸出「孔子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父行不義,則子諍之,無使其遺惡於後世。天下無不是之父母,以其真無過耶?非也,是為人子者,不令父母陷於不義,又不怨父母之過也,此為至孝。」我瞪著他說「幹嘛念一堆孔子曰的什麼鬼八股!」他哈哈笑著說「哇!你這孩子像個小共產黨。」「天下哪有不犯錯的人,父母既然是人,當然不可能不會犯錯,是你自己搞擰了意思,還氣呼呼的,真有意思」。

老師隻身在台,在那個物資缺乏的年代(1966)他的薪水全數和學生共用,沒錢註冊找他,沒錢零用找他,生病急用找他。他與學生互動頻繁,可是,他的鄉音與他上課說的笑話,我是唯一能聽懂與哈哈大笑的學生;我耍賴,他是唯一能接受的老師;我有疑問,他是唯一永遠有答案的老師。

有些夜晚,我們散步月光星空下,老師會指出天上的一些「現象」預測天氣,我毫無學習只是說「打賭」。有些時候,老師會敘說「浩浩江水」「滾滾黃河」「澎湃錢塘」,我躺在床上順著他的描述可以看到長江、黃河與錢塘江潮,以及沿岸的居民生活。

記得,有個中秋前後的夜晚,幾位同學一起在老師宿舍外看月亮,一位同學突然說「老師!我知道你為甚麼這麼命苦了?因為名字取壞了,你看,「景波」,一景又一景,一波又一波的」,說的跟真的一樣。老師還沒回應,我搶著回答「你胡說,又不是人人都叫景波,你看,多少大陸來的人,不是一景又一景,一波又一波的」。每次我們問起他的私事或家人,他總口氣平淡的說「不提它!我現在是一個人吃飽全家飽」,那個夜晚我們才知道原來他有妻子及二女一男的孩子在大陸。

當年與森雄吵架,老師的住處是我唯一可去之處。媽媽在我結婚當天潑出去一盆水,她說「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有事自己承擔不可以回來」。婚後第一次離家出走,我帶著孩子去了老師家,他接過孩子,只問「吃飯沒?」「不吃!」「下個麵吃點吧」吃過飯才問「怎麼了」「要你管!」「好!不管」。果真不囉唆,就幫著帶孩子與煮飯給我們吃,隔天才再問「還生氣麼」「當然!」「好,繼續氣吧!」第三天森雄[8]找來了,他對森雄說「這孩子委屈受不了了才會想不開。」不用說,他都知道我「委屈」也知道我「很忍耐」。

他不會問理由,不會說教,不會嫌笨,他是我這輩子唯一能夠不需「整裝」就能面對的人。不管多晚,多難堪,多笨,多生氣,多歡樂,多可惡他都「容得下」。他打破了我自幼「人對你好都是有目的的」的信念。也給了我「愛本身就是目的」的輪廓。老師往生,我依照女兒[9]抬腳尾的習俗要幫他入殮,頓時昏了過去。那時,我還不知道傷心原來是永無止息的,思念也是綿延不斷的。森雄往生後,朋友帶我去做催眠治療,催眠師努力了半天,我就是看不到「森雄」。不過,「老師」的影像倒是清清楚楚的出現腦海,那時距離老師往生已是二十五個年頭。如今,三十五年了,還是傷痛依然。老師常說「施受當下即了」那時,我還自豪聽懂,如今知道懂與證悟還是有一段長長的「距離」,我得親自走過,方得「觀自在」。

我與大姊出身同樣的家庭,可是我們在思想上很不一樣,以前我以為造成我們差異的主因是課外讀物,因為她只看「瓊瑤」,所以單純夢幻到莫名;我看「老人與海、金庸、儒林外史、厚黑學、、、亂七八糟看」所以好像知道很多。回觀護校四年,我與老師相處的許許多多夜晚,老師以「敘說」的方式教我歷史、地理、人文、政治、天象、兵法、人生哲理,即便那時似懂非懂,有一搭沒一搭的回應,甚至還能常常與他爭論,年長之後,確實印證了許多他說過的話。原來,老師的每一個故事都滲透入我的生命,讓我得以增長視野,看來,對於校護姊妹缺乏政治眼光與判斷的不耐煩,傳承老師的以故事敘說事理的能耐,是可循路徑。

四、嫁進一個對台灣政治充滿討論熱情的夫家

    先生家有六個兄弟,沒有姊妹,先生排行老三,我與他的年齡差九歲,三位小叔年齡跟我相仿,四位比鄰的堂弟年紀也相差不遠的,所以家裡真是熱鬧。

自幼,全家必須等爸爸一起吃晚餐,除非父親出差外地確定晚上不會回來,否則,怎麼晚都得等。我的父親吃飯一定要有人隨侍在旁。先生家則是沒大沒小的,誰想吃誰就先吃,沒有一起吃這回事。婚後,我第一次隨侍公公吃飯,他疑惑的問我「有什麼事」,我說沒事,他說「喔,你也還沒吃喔?」我確實在等他回來才吃,他看我還站著,笑著說「等我幫你添飯喔!」我趕緊自己添好飯坐下來吃。

我的夫家雖然經濟條件不及娘家,可,家裡充滿「自由」氣息。先生兄弟六人,他的三個弟弟跟我年紀相仿,最小的小叔小我一歲,念台大醫科,每逢假日回來,會把在台北的所見所聞哇啦哇啦的說,其他兩位小叔分別大我二、三歲,而念淡江歷史的小叔看了許多書,相當飽學,就讀高醫藥學的小叔則是有許多南部鬱卒經驗,所以對話都相當精采,而且他們每講到激動處一定插上一個「幹!」字,他們的話題,幾乎都繞在時勢與黨外運動人士,幾位小叔黨都相當推崇高雄縣的「余登發」老縣長。因為繞在時勢上,所以對於高雄縣的紅、白、黑黨派評論也相當熱絡,這對於自幼被規訓:不得談論政治議題、不得情緒激動[10]、更是不得說髒話的我,還真是「解放」。

年青時期的我,就在與幾位小叔的時勢與政論文章激烈討論中,受到滋養。因此,我對於80、90年代的解嚴前後的台灣黨外運動與社會運動,充滿談論[11]的熱情。而他們則不僅在家討論,也以提供政治獻金,製作選舉文宣等實質參與,由於他們的參與,我的「視角」就更深入,兄弟三人原本都挺綠,其中一人還曾任綠色執政縣市的一級官員,後來在台北挺扁的,對於扁的深刻失望,轉而挺藍,先夫則自始至終的挺藍,所以每到選舉時刻,兄弟儼然候選人般的政見發表,最可貴的是他們兄弟民主素養都高,既不曾人身攻擊也非常尊重個人選擇,就這樣,藍的綠的的原始主張以及各種動向,我都有機會聽到,也有機會評論。

然而,近十好幾年來,台灣的政黨政治,可以說被政客扭曲纏繞到糾結難理,加上看清政治家族的世襲與看懂立場與主張的虛假程度,我們身在其中的世代,許多人都無能也無從梳理,所以不再熱情。然而,當年那些討論、分析以及他們的親身參與經驗,對於我後來的校護社會行動,都有實質的作用。

五、上位置承擔校護戰鬥主帥責任

校護姊妹初始集結時的核心主力,是我們這群走到中年的50年代婦女,我們的共同經驗是父母「男尊女卑」的對待、經濟的翻倍成長、政治環境的快速變化。我們剛出來時,首先必須克服的是「虛假的拋夫棄子的真實焦慮」[12],緊接著的是對於體制官僚的陌生,而剛好,我因為早婚孩子比較大,先生是同事,隨時可以補位關照,更重要的是,我的母系父系家族差異,我的外省老師遭遇,我的夫家娘家不同,先生兄弟政治訊息提供,所以身手比較敏捷,自然就上了主要行動者的位置了。

姊妹們稱自己的行動為「打仗」,這個主行動者自然就是作戰主帥了。幾次重要行動,雖然過程辛苦,卻也打得漂亮,這個漂亮是作戰部隊整體發揮精良戰鬥力。我們以疊羅漢的方式讓「娘子軍變身金剛」。當然我這個主帥的運籌帷幄精準也是關鍵。於是年輕世代欣羨我那主帥功夫,希望我能不吝傳承,我自己則不但想也急著去作,卻是慘遭傳承雙方的屢屢挫敗。回觀這些功成與挫敗,發現「學習無法產生力量;力量的生成與增長都來自承擔」。

<我所處年代的大事記>

1939~1945二次大戰

1945~1950國共戰爭

1947年228事件

1949年大陸撤退

台灣自戰後初期到1949年物價漲了7000多倍。1948年台幣發行5千1萬10萬幣值鈔票。1949年發行新台幣,4萬換1元。

1949年政府推出土地政策-375減租、耕者有其田、公地放領

1951年美國對台灣提供軍事以及各種經濟援助

1951年9/8美國等四十八國與日本簽署舊金山合約日本聲明放棄台灣澎湖

1971年退出聯合國

1978年中美斷交

1984年勞動基準法公布

1987年解嚴

1991年護理人員法公布、技術人員任用條例公布(2002廢止)

1992年第二屆立法委員選舉(第一次全面改選)

1994年通過《省縣自治法》及《直轄市自治法》,台灣地方自治進入依法實施的時代。舉行第一屆省長、台北市長、高雄市長選舉。

1995年第三屆立法委員選舉在128席區域和山胞立委中,國民黨得到67席,民進黨得到41席,新黨16席,無黨籍4席。

1996年中華民國建國以來第一次總統、副總統的公民直選。

1998年12月實施省虛級化(精省)

1999年醫事人員人事條例公布

1999年921大地震

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

2001年高雄市學校護理業務外包

2001年第五屆立委選舉選舉結果,民進黨成為立法院第一大黨;國民黨由第一大黨降為第二大黨;親民黨取代新黨成為第三大黨;台灣團結聯盟為第四大黨;新黨獲得1席完全失去在立法院的影響力。

2002年學校衛生法公布。

2008年第二次政黨輪替。

<鄭麗貞的生命史>

1951/02/13:出生

1956:幼稚園

1957~1963:小學-台中忠孝>忠信國小>田中國小

1958:搬家轉學田中國小

1963~1966:連考失利;就讀田中初中

1966~1970:屏東私立慈惠高級護理助產合訓職業學校護校(從此離開原生家庭)

1970~1972: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宜蘭員山榮民醫院基層護士

1971/12/08:與森雄結婚

1972/11/11:初為人母

1973/01~04:開業助產士

1973/04/01~2003/07/01:前峯國中校護

1975/02/03:生第二個孩子

1977/10:恩師(義父)往生

1977~1978:政大附設空中行專。面授教授李鴻熙「無要討到有」運動啟蒙

1978/06:搬家(自己的第一個房子)

1978/09:創辦學校托兒班

1987/05:當選高雄縣護理師護士公會理事;開始為基層人員發聲

1987~1992:空大社會科學系

1989:國中校護薪級降等,開始參與一連串的陳情活動

1989~1993:高雄市義務張老師

1990:皈依三寶。

1992~1993:高雄縣家庭教育服務中心輔導員

1993~1995:高雄縣家庭教育服務中心督導

1994./08/19:帶領校護爭取權益大遊行

1996~2000:擔任學校護理人員協進會第一二屆理事長,建立溫和社會運動路線。

1999/06/09:接受鐵路局捐款。開創校園急救里程碑

2000/01~2002:協進會將辦公室遷駐富功組合屋

2001/07~2002/01/15:展開學校衛生法「妥協版」立法行動

2001/10/17:弟弟肝癌往生

2001/10/18:先夫森雄車禍往生骨灰奉安佛光山

2002/01/16:完成「學校衛生法」立法任務

2003/07/01:退休。結束近三十四年公務員生涯

2003/10~2004/02:就讀佛光山勝鬘書院

2004/3~11:積極投入制止高雄市校護外包政策行動

2004/11:高雄市校護外包政策停止

2004/12:小孫女出生。

2004/09:高雄觀音線協談中心志工

2007~2012:輔大心理研究所

2009~2012:學校護生護理學會第屆理事長,意圖彰顯實踐知識。

2011~:行動研究學會理事

2012:9月送老師(義父)骨灰回北京。11月第二個小孫女出生。12月母親往生骨灰奉安佛光山。

 

<註釋> 

[1].當時學校分圍教官每封來信都查,當年我曾任值星糾察,工作之一就是幫教官拆信、封信。

[2].在我3歲時目睹父母爭自殺,我從躲藏的櫥櫃爬了出來,我說「你們都去死,那孩子怎麼辦?」阻擋了悲劇的發生也截斷了我的童年,我一直都老成深算與未雨綢繆的生存著。

[3]維基百科:陳篡地(1907年-1986年),彰化二水人,台灣二二八事件參與者。於台中一中畢業後,就讀於大阪高等醫學專門學校(大阪醫科大學),期間曾加入日本共產黨外圍組織「戊辰會」,1933年畢業回台,先後在雲林斗南斗六開業,二戰期間,被徵調至越南擔任軍醫,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組成「斗六治安維持會」,統率「斗六隊」,攻打虎尾機場,國民黨軍隊進攻斗六,發生小規模市街戰,陳篡地不敵乃率部撤往小梅樟湖一帶,「小梅、樟湖之戰」後,部隊瓦解,潛逃並藏匿在二水陳家大厝後方的山區。1953年遭人檢舉而「自新」,入獄不久後獲釋,被迫將醫院遷至台北後車站附近,以便特務就近監管。

[4] 我的祖母是醫師的女兒,死於盲腸炎。在我二十幾歲時,父親幫她撿骨,我代替姑姑去撐黑雨傘,我看她的骨頭顯示死亡時相當年輕與健康,唯一有稍稍缺損的確實是在盲腸的部位。

[5] 2008 年立委選舉候選人票之分析:,蕭怡靖、黃紀【研究論文】在一黨獨大的威權統治時期,國民黨為了達成並鞏固在地方上的實質統治,藉由地方農會等基層組織建立地方派系,並透過各種特許及管制所產生的經濟津貼,掌控地方資源分配與派系運作(朱雲漢 1992; 陳明通 1995)。在選舉時則利用農會等基層人際網絡進行組織動員,以致農業地區往往成為國民黨組織動員的重點所在。

[6] 那個年代到都會區就學的學生都借住親友家。父親是家族的長子,我有二三十位堂叔與表叔叔。大哥出生之後爸媽從彰化縣的大庄村搬到台中市居住,一百多坪日式的房舍許多的房間,家裡常常住了許多為了求學或經商或出遊而來,鄉下來的叔叔、阿姨。

[7] 我進護校時,老師65歲我15歲。

[8] 我老公的名字。

[9]有次回學校看老師,學生當我面與他的問答「她是你女兒嗎?」「不是!她是你們的學姐」卻在他過最後一次生日的那一天,對著他的教友突然聲稱我是他義女,對於我事後的詢問,他說只是方便交代我何以經常去教堂看他。

[10] 自幼如果激動或興奮會被罵或罰跪,所以我在婚前連汗都不會出。

[11] 現實上,我正處於適應鄉下生活方式與學習為人妻為人母以及應付生活費窘困階段,所以僅能光說與偶而聽聽選舉演說。

[12] 明知先生與子女都自我照顧能力,卻還是對於沒有呆在家燒飯做菜照顧他們而心理不安。

社工的破繭行動:朝向反映的實踐者

龔尤倩

    1990年代,一片社工專業化的呼聲之中,「適應主流社會」的取向,讓當時年輕的我面對到不解的痛苦。二十年後,社工員成了社工師,社工的樣子好像更專業了?!這是社工想要的樣子嗎?二十年前,我拼命向外探究所謂什麼是「具體的實踐」、尋找甚麼是「認識世界的方法?」,這個自我提問,啟動了我近二十年將生涯選擇與社會介入結合的生命實踐方案。透過這篇文章,藉此參照回觀台灣社工這一路的發展;Schon提出的行動中反映的理論,一方面去專業的神祕性,將專業與反專業的兩支路線攤開,並破除形式民主的假協調,認為開展兩對立面理解式的辯論,大家都要能夠在行動中反映,才是專家。在台灣不少對主流社工的反思與行動中,「反映的實踐者」,是一個值得參照的方向與方法。

第一章  蹲點社會田野的實踐行動

我,是個熱血女青年,是個知識分子,在學院教化下,形塑了社會要求的進步知識份子的模樣與價值觀,也熱血滿滿地尋求奉獻的行動實踐。幸虧遭逢經歷風起雲湧的解嚴年代社運狂飆期,素樸的正義感使我下意識地往弱勢運動裡去。

社會工作是我的高中志業,隨著進入大學,體制內社會工作的教育讓我深深失望,當時社工號稱「專業」正在萌芽,社工專協也正孕育而起。一片專業化的呼聲之中,學術社工讓我看不出有何具體協助案主的成效與感動;我不理解憑什麼是專業,我看見「社工其實是踏著案主的血跡前進」。於是,我拼命向外探究我那「具體的實踐」;到育仁兒童中心實習對過動兒服務、到世界展望會當義工、到伊甸基金會幫忙寫抗議布條(身障的就業歧視)、參加義務張老師訓練。

義張訓練,加深了我對於社工專業的失望,當時義張所謂「社會適應」的主流取向,讓當時年輕的我面對到沒有幫到忙的痛苦;一次接案時,我無法隨著督導所說,要一位承受龐大經濟壓力的失業媽媽去「適應」她的失業,極度難過的我,決定退出了第三階段的義張訓練。大四,帶著異議性社團的經驗,我開始與老師組成「基進社工」讀書會,想在個案服務為主導的社工路線之外,拉出另一條帶著制度之眼的路徑可能。

1993 年,我到基隆台聯貨櫃產業工會擔任工會秘書,大學生進入基層工會,懷抱著親近勞動群眾與救世實踐的偉大情懷;不料,每日必需得投身於工會的打掃應對。那陣子,我曾強烈質疑自己為甚麼淪為「小妹」,也不滿一些工會幹部「沙文」的思考與發言。這些種種都在與當時一起工作的夥伴討論中、在實踐中不斷地叮嚀自己必須進入工人世界思考,並挑戰自己知識份子的「身段與認識」。在基隆的工會組織者經驗,讓我住進了工人社區,跳入了勞動者的生活世界,與他們一起過活:說台語、喝酒、吃檳榔、開會、研議抗爭策略等等。這段經驗是我重要社會化的歷程,那助人專業的姿態、社工白袍生涯的想像都拋在腦後,我欣喜地進入另一種生活現實世界,活得緊張又充實,是我與社會弱勢者投身置入關係的重要起點。

帶著五年基層工會的磨鍊,1998年我進入了移工領域。

Sr. Lorna 羅娜修女

東南亞的視野與思考角度,當時的我仍懵懂;我努力理解移工族群,並試著將過去工運的磨練、勞資爭議處理與工人組織的手腳功夫,轉向移工。進入移工領域,正值台灣大量關廠外移,移工往往成為本勞失業的代罪羔羊;也因此,我努力在階級立場上進行著自己對於本外勞關係的搭接。自己的親朋好友以及基隆的勞工幹部,對我投入外勞運動有著疑問,那多半是建立在「族群情感」上的難以理解。

基於「族群情感」,我很容易被要求在外勞議題上踩立場,尤其是勞資爭議。「你應該要站在我們台灣人這邊!」移工相關圈子的人對於怎麼處理「這個本國人,怎麼不幫本國人,還倒幫外國人?」充滿著難以理解的想像。於是,圈內有各種不同的說法出現:仲介業者謠傳說這個 Lorna一定是菲律賓華僑,所以會幫菲律賓人說話;至於,各國移工也會用難以置信的角度,來看眼前這個會幫助他的人;「妳真是我們菲律賓人的好朋友!妳是好心的台灣人!妳是難得的台灣人!」,雇主則認為「你是台灣人,怎麼可以背棄你的同胞?」

對於許多本地朋友的困惑,初起,我常極力開始進行種族歧視、階級平等如宣言般的宣講,這似乎解答不了他們生活經驗的困惑,我也總覺得不踏實。後來,我面對原住民勞工的處境,經驗到職場上移工的替代效果、移工的奴工性質、工資與人權價差帶來的失衡勞資關係,發覺涉及種族與階級參錯的關係議題,要具體切入不能單面向分析。而看似自然的族群認同行為,總掩飾著背後權力結構的運作,或是把複雜又多層次的關係,壓縮出現。不論本國人或是外國人都一樣,因此面對類似的說詞,我不想搞甚麼族群認同(骨子裡根本是階級問題),我最常回答他們:別吵啦!I am International 叫我國際人!

然而,我不再是以前基隆工作時甚麼都要做的「超級小妹」,群眾在那兒,是我重要的組織探究的起點。就職六個月後,我開著公務車主動到中壢、平鎮、大園、觀音等工業區去找移工,跟他們在宿舍吃飯、在工業區公園聊天,這樣的接觸,改變了我每日在教堂焦頭爛額如救火隊的接案;從外勞宿舍、工廠,使我經驗外勞限縮的生活空間、異鄉的苦悶、充滿著壓抑與無從表達的痛苦,他們的樣貌更鮮活了,關係更緊密了。我們常聊些個人與生活的議題,談他們的出身,海外工作的生活感受與對於未來生活的想像。有別於壓迫、離散家鄉的苦,幾位移工不約而同告訴我,她們選擇的離鄉背井,是一種「Adventure」!莉莎也說,她離開菲律賓為的是,離開那不負責任的老公。

Adventure!?探險,這使我滿腔熱血瞬遭逆襲,原來我竭力爭取捍衛的弱勢,竟然來台目的是探險?難道是我一廂情願將他們底邊化以確認自己的正義?是我將他們悲痛化以便對自己獻身運動的理直氣壯?

原來,離散,不一定是悲情,可能是逃離,可能是增加生命的歷鍊,或者是尋找另一個可能的幸福。我開始對於移動者的面貌有了更多想像。

文化做為策略的移工現身與組織移工

1999年冬天,工運出身而擔任台北市勞工局長的鄭村棋,希望以文化鬥爭的方式來翻轉社會對移工的污名。於是,他找了我進入了市政府,成為操作「國家機器」的移工行政者;利用行政部門的資源,面對移工問題叢結的結構,發展出一連串包括服務與文化活動的行動方案;透過移工詩文比賽、移工文化展演等相關活動,試圖以異文化風情與體現「移工也是人」的活動,來拉近無形的社會距離;並使用文化策略,讓移工可以集結、發聲及再發展的一種方式。

雖然,「移工新文化權利運動」 或者「文化公民」在台北市的行政實驗有了階段性的突破,在行政資源的挹注下,移工族群有相較於以往更多的能見度。但是,移工沒有機會長期居留台灣,自身利益不是朝向母國,就是往更好條件的他國移動;留不住的移工,台灣移工組織方向到底往哪?尤其,我接觸的多數菲籍移工是天主教徒、印籍移工是伊斯蘭教徒,而教徒身分使得他們對於神職人員往往言聽計從;於是世俗與宗教的權威結合,有別於我想發展與培力移工的階級立場,我的企圖不斷會被宗教干擾著。

於是,為了培力移工長出自身組織,不那麼依附宗教,我嘗試在教堂範圍之外的中原街建立了移工基地,並特別聘雇了菲籍全職的移工組織者Liza蘇莉莎以及Jerry貝傑利,成立屬於移工自己的菲律賓移工組織,也鼓勵印尼移工設立了印勞組織。但是,這些努力都不敵移工短暫居留的現實而失敗。

台灣的「客工制度」不但增加了移工結盟組織的困難,組織工作者與移工生命交會的運動情誼,也有著與本地勞工運動截然不同的關係。即便我與移工群眾十多年的經驗,每每送往迎來,緊密關係就僅限於他們待在台灣的這麼幾年,人離開了,關係也就漸漸疏遠了;而好不容易建立的移工群眾組織,也一再面臨崩落、重整的艱難歷程。移工往往難逃不斷流動的命運,他們在不同的驛站駐留尋找機會;組織工作者難以對抗國界、語言的鴻溝,而關係能維持較久者,反而是選擇逃離雇主桎梏而繼續留在台灣的無證移工。

每遇離別,骨鯁在喉,這是作為一個移工運動者不得不面對的關係斷裂。對於這樣的無法積累的關係斷裂,情感上我一直很挫折。

義大利經驗帶來的移動與勞動的視野

2002年9月,我到地球的另一端。放置自己到一個語言不通的異鄉,從零開始。

在義大利近三年的「底層」外國人經驗,讓我切身體會到社會位置的驟降、黑工的勞動生涯、異鄉的歧視與孤身在外的寂寞。我親身成為「移工」,並經驗到從生活細微到言語行動的具體歧視對待。我在餐廳打黑工,經驗到巨大的勞動強度,與不同族群的勞動關係;直到打工的最後一週,我才敢對同事不當行為發火。來自突尼西亞的同事堤娜,總是微笑少言,一日下班後我們幾位移民工一起吃飯,我談起自己在Bar借廁所遭義大利人拒絕,她突然談起自己在超級市場曾被誤以為小偷的屈辱,「Ci parlano sempre male i stranieri他們總認為是外國人的錯!」她眼眶泛淚,氣氛瞬間凝滯,想必大夥兒都正兀自咀嚼著自身類近的經驗,她一個轉身,開始大唱故鄉情歌,歌聲高亢多情,她如此動人的出現,讓我印象深刻。

即便我再努力,語言表達的困難,終究讓我每日經驗到無法在課堂上、在街道上、在日常生活中與人暢所欲言的人際斷裂,以及那情感連繫的卡住,這些都是那麼地讓人沮喪。我深刻地體悟,離散移動,真是需要勇氣與能耐阿。歐陸的勞動經驗,也讓我確認了自己可以底層勞動的韌性與尊嚴,我不再有莫名對自我發展的空頭喟嘆,我深信只要有勞動能力,終是可以過活。

居留期滿,我的菲律賓友人叫我乾脆在義國逾期居留,反正在義大利,對於逾期居留的外國人有提供大赦的可能。他們說,這樣我就可以留在該地成為移民,並持續跟當地的移民組織一起協同。然而,面對這個建議,我不敢應聲,面對所有生活的不確定跟被遣返的危險,我沒有勇氣,卻不知返國後我竟與類近處境的黑戶展開了長期的並肩作戰。

從羅馬返台後的我,面臨社會再融合的焦慮,面對變遷的台灣社運時局,一度無法整理自己出國的意義。有趣的是,接下來的日子,陸續遇到了更在邊緣位置的移動者:無戶籍國民、黑戶以及無國籍者;與他們的碰撞,令我得以回觀辨識是自己擁有的跨界而來的生命經驗,讓我更經驗到民族國家的那條區分他者的治理界線,引領我朝向新的視野。

台灣的邊緣移民勞動者

2008年,一位遭遇到職業災害的蔡先生,來到我的辦公室求助。他的右前肢被機器截斷,我心想,唉,又是一個被老闆用完就丟的工傷個案。在詢答之間,赫然發現他拿的是一本中華民國護照,護照上蓋滿了戳章,滿是台菲兩地不斷游移的痕跡。我問,你的身分證呢?「我沒有身分證,我只有這一本護照,我是菲律賓華僑。」

當時,很多像蔡先生一樣的菲律賓華僑已經「逾期停留」,成了黑戶。而且根據移民署自己的統計,這樣的逾期停留者,約近九百名。我延續著過往的組織經驗,開始集結他們並探究他們身分所引發的遭遇,並往變革制度的路徑上走。在與他們一同陳情抗議身分合法化的過程中,他們帶我進入了黑戶的大觀園,陸陸續續,我接觸了不同的黑戶配偶組合,他們是逾期居留的外國學生與台灣人、逾期停留的外國妻子與台灣人……形形色色數十對。

詹福春,是其中之一。猶記在教堂的首次見面,夫妻倆的猶豫遲疑。女人先開了個口,問了黑戶的事情,隨之斗大淚珠如泉湧般呼嚕呼嚕流下,再也說不出話了。男人紅著眼皺眉憂鬱地接著說出了自己的身世。那是我第一次遇見詹福春夫婦。泉湧般的眼淚,滿載心酸委屈,靜默地對我撼動著。

詹是來台就學的馬來西亞僑生,畢業成婚後,外交部仍視他為「假結婚的嫌疑犯」,將他二個月的簽證蓋上了「不得延簽」的註記;因經濟考量沒錢出境,他成了逾期停留的黑戶。銳挫望絕的他不只飽受生活上恐懼的煎熬,也深怕有一天被警察遣返,夫妻離別。成為黑戶,夫妻倆不敢生子,生命中最大的渴望從此破滅;擔心返家回不來台灣,摯父往生卻無法親自奔喪,更成為他人生最大的憾事!生命中一個不得已的抉擇,改變了他一生美好的前途,被「黑戶」身分整整壓制了25年。

是歷史與制度,決定了他們的命運。他們教會了我從政治歷史脈絡去看它們的處境;看見歸化程序中的重重關檢驗認同以及差異對待。也教會了我從生存利益去看他們的生命決定,以及與我的關係。

小結

若說慘綠年代的我,執意奉獻熱血給我的「國家」,那種對國家的認同,是一種社會規訓下的應然。那,對於專業社工的反叛、在下鄉實踐後的乍醒,都是從工作中產生認識,警覺國家認同似乎不是那麼簡單一回事,意識到「案主」的最佳利益與權力掌握者利益的差異。也在置身投入的行動中,經驗了各種不同者,從他們的具體遭遇,進而認識到國家的治理霸權,如何具體而為地透過各種機構系統傳媒,穿透到人們的生活關係之中,成為各種對移民者的蜚短流長的偏見。

這樣置身投入的實踐知識,正呼應了我當年大學聯考,棄社會學系選擇社會工作學系的初衷:要的就是一種具體的實踐。也呼應了社會工作作為一「人」的工作,它絕不該是忽略本土化在地性的西方知識,或是只有理論的學術文字,而是在各種制度、關係中看見穿透複雜的人的工作。

 

第二章  台灣社工員與反映的實踐者

我對台灣社工的關注,一路跟著我在台灣的社會實踐道路;也一路回觀社會工作在台灣的政治歷史,思考社會工作師法與證照制度是怎麼製造出來的。尤其在與「反映的實踐者」一書交相參看,社工專業知識與官僚組織工作的結合結果,使得組織學習的方向與界限,也會呈現某些迷失與限制。

台灣社工是政治舶來品

戰後1949年,台灣的社會工作是國民黨延續在大陸時期的經驗與思維,將社會工作視為「社會部所從事的工作」(鄭怡世,2006),於是社會工作為政治服務,協助當時政府鞏固政權,進行社會控制。台灣特殊的發展,伴隨著國民黨政權遷台,並以台灣作為反共復興基地的政治歷史,呈現了如Midgley的批判,是「美國專業社工的帝國主義宰制第三世界國家的社會工作發展」(Midgley.1981)的濫觴。

若我們以台灣的社區發展為例,1950年的韓戰,冷戰確立,為了對峙共產

世界,美國協防台灣,並提供15億美金的美援。在當年圍堵共產國家策略的影響之下,美國與聯合國在1950到1960年間,藉著消滅貧窮方案與發展社區工作計畫,以大量經費援助第三世界國家,包括台灣。因此,社區發展工作是台灣在工業化發展過程中,以社區為最小單位作為國家進行生產與再生產的基地。在生產方面,除了以社區發展之名從事基層建設的整備之外,在制度設計上更透過家庭副業、客廳即工廠的推廣使社區所擁有的地緣、親緣關係被整合進入資本主義的生產中,充分運用婦女、老人及幼童的剩餘勞動力。1969年後,經外交部與經合會洽商,獲得聯合國發展方案(UNDP)之協助,指派社區發展顧問來台協助社區發展與訓練工作。至此,政府乃將原推行之「基層民生建設工作」、「國民義務勞動工作」合併改稱為「社區發展工作」,由政府社政單位主管,全面展開。正式以「社區發展工作」之名稱,由政府推動此項工作之開始。(徐震,1985)

1970年代,為了消滅貧窮,官方推動了小康計畫與安康計畫,並實施了「台灣省各縣市設置社會工作員實驗計畫綱要」,試用社會工作員。1975 年在省主席謝東閔的支持下,全省推動設立社會工作員制度,但是這些社工員一直都不是正式編制的公務人員。這些一年一聘的政府社工員的作用,在1983年一月二重疏洪道拆遷戶激烈抗爭事件中可窺見一二;這起戒嚴時期嚴重的社會事件,當時的台北縣社會局指派了社工員,去疏通並驅趕苦主災民。

台灣由官方所發動的社區發展工作,正是經由民粹主義的意識型態結合威權的政治體系,對草根社區發動去除權力的過程。所以,在社區中的民眾教育並非權力授與(empower)的教育,而是以親職教育、政令宣導為主,而無法負擔從社區發展中培養人民參與共享。(黃麗玲,1995)

同時,以經濟發展作為國家展利益的當時。社會福利不但在預算分配,或者是在政府體制內部,都處於邊緣位置。台灣工業化使得人口從農村湧向都市,原本的大家庭結構改變了,都市化所帶來的改變,老人問題、殘障等以往可以靠社區的鄰里與家族關係負載的功能被都市化瓦解。當社會問題繁複多變,社政機關業務沉重,一年一聘又無法穩定就業的社工人員成為承擔與社政補破網的重要角色。

「由上而下」發展的社工體制

1987年台灣解嚴,當時的社會氛圍多少也鬆動了既存社會資源分配的模式,也帶來了『社會工作』的樣貌改變的機會。許多福利立法以因應當時的社會變遷,致使1990年代,老人、身心障礙、以及社會救助法紛紛在立法院通過。這樣的背景也與反對黨民主進步黨,曾經以建立台灣福利國戰線作為選戰號召,爭取社會權入憲,並徵召社會福利界的不少人士作為其重要幕僚有關。

解嚴後的我進入了輔大社工系。當時社工界正興起呼籲推動社工「專業化」,自1975年以來,政府長期設置的約聘社工員,由於沒有正式公務人員資格,他們集結希望爭取得以納編。於此同時,政府組織正醞釀改制,原規劃了「衛生社會福利部」,擔心在政府部門分配不均,造成衛生大、福利小的局面,使得社會福利相關資源被壓縮,因此社工學界、實務界希望爭取成立社會福利部。在專業大旗的論述下,結合兩個具體的議題,1989年,第一個以社工專業工作者為對象的組織「中華民國社工專業人員協會」正式成立。

當時台灣解嚴前後豐沛的社會力持續到我大學畢業,學院裏頭的社工教育,偏向技術性的教學,失去了人味,令我苦惱失望。直到遇見了勞工教育資訊發展中心[1]的草根實踐路徑,讓我確認這就是我所認同的社工精神,以致日後一路進入到勞動領域、社運打滾。是的,此時社工界帶著「納編」=「專業肯定」的圖像,1991年開始推動「社會工作師法」的立法遊說,1995年成立了社工師法推動聯盟,同年舉辦社工師法請願大遊行,1997年4月2日社工師法三讀通過。歷經六年,從最初的納編到爭取社工師法通過,自此,由國家機關每年召開社工師考試,通過考試以取得社工師證照就業。

社工師專業證照的資格,是以正式教育體制的文憑作為門檻,若非社工系出身者就必須修習相關學分(以前是20個學分,2013年後修改為45個學分),先行排除學歷不符合資格者;再進行國家考試,透過學術工作者出考題,以進行鑑定是否符合專業。

社工師法通過後,社工成為學生眼中的出路,許多大專院校開始增設社工系所,甚至開設社工學分班,社工教育邁向了商品化。社工教育體制有了轉變,考社工師執照成了社工系的全民運動。這種由上而下的影響,不可謂不大,社工專業化成了跟國家要認可、拿執照,淪為建制化,漸漸喪失專業進行體制外改革的專業自主性。透過與國家交換職業的壟斷,社工也同時交出自身專業的自主性,交在國家機器的手中(陶蕃瀛,1999)。社工師證照化,證照的發予必需透過國家考試,國家考試當然委由學者出題。於是社工自身實務能力,透過了國家機器要被社工學術工作者所鑑定,這不免再激起了社工實務界與學術界之間的爭論。不按實務經驗的學術社工怎麼可以評斷實務工作者呢?於是,社會工作師法受害人聯盟因此成立。

新管理主義的侵門踏戶

「反映的實踐者」一書中以學校教育作為例子,提到了老師在教學活動中進行動中反映,是充滿自由度的,因為它會隨著作為單獨個體的每一位學生有著不同的關聯,這種反映、區辨、發現問題當然會與組織中原有的規律會有所衝突。而績效、評鑑、督導等機制,往往會要求組織中央控管、客觀測量學生的表現,而無法獨立定性地判斷學生的學習方向與需求。學校,基本上跟其他的專業官僚組織場域是一樣的。

1998年的台灣,政府採購法通過。法中第二條,明定勞務成為一個採購商品。於是,政府開始將許多勞務外包,以避免人事管理成本;這個公辦民營的政策(即大陸所謂的購買服務)使得官方的一些福利服務中心以及庇護中心等機構快速地由許多福利機構承包。

政府與機構成了契約關係,在新管理主義的支配下,這樣的關係成為一種法定、有時限性、及任務取向的責任。政府成了出錢的老大,要求服務品管化、量化、績效化,社工服務品質被標準化與文件化所取代。越來越嚴密的表格與服務形式的要求與控制,是否達到案量要求?個案是否及時通報?以此作為審核是否發補助款、是否續約的依據。社工必須應付官方的監督、審查與核銷等工作。於是,工具性對待,成了社工的特色,社工被迫要求「產值」。所謂「案主利益」、「助人自助」、「互信」等社工價值隨著管理主義風潮而消逝。而,一些社福機構為了節省成本,社工也淪為派遣人力。社工因應著看似公正不偏私的公辦民營,卻在這種氛圍下,扼殺了自我專業自主與多元化發展的可能。(李憶薇,2011)

因此,社會福利的專業工作者會痛苦於,要提升工作效率增加績效,就不可能讓他們專心去關注服務對象的權益;這種張力,會因為這些專業工作者想要成為反映的實踐者而加大,這也是實踐者反問他所處的組織的知識結構,反思他自己的行動理論。「行動中反映呈現出的不只是隱含的假定與技術,更是組織知識結構所框定的價值與意圖。」(反映的實踐者,頁291)

Schon 認為行動中的反映,必然會對於組織企求的穩定性造成威脅,一個進步的組織系統,需要一個可以承受這樣張力並轉化成建設性力量的學習系統。我認為這是對於每一位實踐者最重要的提醒,實踐者不僅止於關注他的對象與相伴的體制,如何建立一個實踐反映的組織系統,也是十分重要的。

1999年,九二一集集大地震,重創南投,全台有2,321人不幸往生,政府民間投入數十億資源協助重建災區,十三個民間社福團體進駐重建中心,協助當地災後重建。十年之後,2009年,八八莫拉克風災,造成南台灣上百億農作物與民間設施的損失,政府民間再度投入大筆資源救災重建。這兩次災難,所捲動的社會資源以及第一線社會工作者的投入行動,以及接續資源分配所發生的組織分裂與繼起的反思,對於社工者而言十分重要。不論是「漂流社工」,或者是社工工會籌備小組,繼之於2011年7月24日成立了台北市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受災後如雨後春筍的民間組織孕生,都讓台灣的社會工作者不至於捲入到專業建制化的系統之中,加以社工師考試的低錄取率,以及社工師薪資與一般社工員的差距不大,這些條件都使得有大量的社工在台灣社會各個民間單位穿梭流轉,用自己的實踐行動努力幹活。讓台灣的社工地景,以及反思社工本質的行動豐富起來。

當然,現在回觀,在是否要推動社工證照的過程中,社工圈內沒有充分的思考辯論、反思與定位社會工作的角色與功能,造成證照化就是專業化的迷思,恐怕是個重要的關鍵。戰後,台灣主流社會工作一脈相承於國家機制,社工教育又深受美國學術殖民的影響,因此將社工員納編入國家的建制化行動,認為是對社工專業的肯定與接納,也就不意外了。而近二十多年來,前有解嚴風起雲湧的社運,後有九二一大型災難後的社工投入,都成為社工人開始反思主流社工體制的重要土壤。

 

第三章  尋找多於一種的觀點:破舊與探究的社工運動者

 專業關係中的探究

現代化的專業分工認定,將知識分隔,也破壞了全人的認識論。在我們的社會中,科技理性已經竭盡所能地影響了「專業」,也對專業角色起了決定性的影響。然而強調專精化、科學化、界限明確以及標準化的專業屬性,令人擔心太過強調追求知識有效性的那些訓練,卻會阻斷了對人類動態關係中種種複雜性、不確定性獨特性與價值衝突性的探究與理解。

在真實世界中的實踐工作,問題的展現非既定模式。因此,將之標準規格化或者是以證照來檢視處理能力,本身就是件荒謬的事情,擁有證照會讓社會工作者內部被區隔,並且會把討論焦點模糊化,例如去爭論證照制度,衍生出誰才有資格來對我進行認定?誰有資格評定我的問題。而,這些可能都輕忽了對於「我們正在做甚麼?」,我們怎麼描述、覺察與理解眼前的情境,以及思考助人到底應該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發展?因為,強調專業知識與專業自主性,有時可能會濫用了他與「案主」之間的關係。

Schon就認為公共政策都有其政治歷程與脈絡,是一連串社會力量折衷下的結果;而使得公共政策落實的角色就是專業工作者。但是專業工作者必須要搞清楚,是否運用他們特別的地位與知識,控制威嚇了他們的服務對象,專業工作者必須在專業的、科學的菁英包裝之下,搞清楚他們腳踩的到底是誰的利益。

助人關係的反思

在助人關係中經驗的張力,讓我開始發現助人關係的專業想像背後可能的根本邏輯,社會工作的知識可能正不斷複製著這個邏輯。助人關係之「助」究竟所指為何?多傾向於對「弱勢者」的援助。這些受助者樣子被描繪成弱勢,甚至是無能,基本上是反映了助人者被期待、被要求的基本功能,而非以受助者的發展為基礎。

以我近年組織的菲律賓華僑為例,我經驗到,他們急於應付日常生活的兩個世界(台灣與菲律賓)對他們提出的要求;他們汲汲營營抓住眼前的利害,也許是他們這樣的身分,對未來實在沒有太多把握。於是,有些人在幫他們取得了身分證,說聲感激,隔日就告別組織;有些人則是遇到被雇主解雇才來找我們幫忙,但是要他們先集結與雇主反應,卻總怕失去工作而噤聲;工作永遠是他們生活中的首位,勝過組織;退休後只能回菲律賓的想像,使得他們對於台灣整體環境的改革也不甚關切。弱勢者不見得全然弱勢,弱勢者也會有其生存策略,然而,主流社會描繪弱勢者不外乎他們兩面性:弱勢者不是被弱智化,就是被形容為可惡之人。其實,這些描繪都反映了助人者自身的局限,也許是骨子裡慈善家的自我投射。

因此,社會工作必須要透過行動研究的方法,讓自身在田野中以己為度、分辨差異。不斷地在與服務對象切磋,挪移新的位置,並且準備把對於「弱勢」、「助人」的想像,慢慢從「慈善」的視框中解放出來。更要解放的是,我們置身社會中的各式標準與標籤。比方說,你會稱「中輟生」為「體制教育的抵抗者」嗎?你會稱「高風險家庭」為「家人關係被社會經濟條件擠壓的受害家庭」嗎?

那麼,到底什麼是「助人」呢?社工是怎麼看待「案主的問題」?有沒有打算或者是怎麼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論,或者是成為體制的幫兇?是補破網的社工師?還是噤聲不動、輸送資源、無奈的政策執行者?「助人」的權力關係,要被自我辨識。

於是,有一群批判的反專業倡導者出現了,將專業去神秘化,突顯科技理性所隱含的階級利益,讓這些公共政策背後的利益盤算被揭露;讓大家看清楚,政策分析本來就不是理性的選擇,助人服務是為了減緩矛盾,把人病理化,有時是一種政治利益的合理化。Schon認為反專業者的出現,是件好事,「可以有效的阻抗公共利益及案主權利不斷被專業化工程所吞食。」、「可以終止掌權者濫用權利,讓弱勢者有其行動空間。」這些都有賴於近幾年來反專業聲浪的努力。

     不過,Schon也特別提醒了,專業工作者以及反專業工作者,都有可能成為一個新階級,成為彼此咬死的戰鬥;或者在某項政策上進行競合遊戲。解決競合遊戲的對峙性,常用的手法就是號稱民主的投票表決,或者是調解,但是都無法對於實質問題有所幫助;因為投票只是個形式民主,調解只是以和為貴的和解,而非了解。

 反映性實踐:尋找多於一種的觀點

助人是要看懂問題以及關係,並願意開放性的在關係中探究,尋找多於一種的觀點,才能夠真正與對方共有平等的民主關係。

助人專業者對其實務工作所產生的社會作用之自我覺察,我認為是件困難的事。而,助人者得以將受助者重新放置回脈絡中理解,才得以發現一個不同於原先專業分類的處境;作為助人者,更必須要重新對待自己所從出的「專業」;助人者更需要創造受助者有機會有條件,從既存的、不斷複製強化的社會對待中解放出來;兼顧以上,助人者與受助者的關係距離才能得以因此而發生變化。而在這樣的基礎之上,實踐者才有可能進一步從「辨認差異」,發展對立的開放與探究,助人才有可能轉化成互助。

因此,更進一步地,反映性實踐的觀點,被Schon提出來了,這是有別於傳統實踐認識論的另類觀點。他認為,大家都要能夠在行動中反映,否則無法宣稱自己是專家;這是避免專業工作者過度宣稱他的權威性,來領導大家。

Schon認為,「專業工作者是大社會對話中的參與者,若他們把這個角色演好,他們就可以幫助大社會中的對話成為具反映性的對話。」這樣的對話,是希望將問題開展,對於問題描述也能夠落在社會脈絡中被陳述,創造不同想法的溝通行動過程。當實踐者這般行動後,實踐者是和自己、自己身處的社會情境一同展開對話。這樣的行動會牽涉到對話過程中,我們對於問題設定、政策界定和詮釋情境的一連串交織著知識探究與政治爭論。這也可以讓不同既得利益團體的利益,透過專業工作者被坦承佈公的辯論著。

Schon認為在「專業工作者在政策制定過程中進行政治爭論時,就是要能夠在一對立的場域中還可以進行探究。」

我一路辨識著社工的角色。高中時代,我熱血地認為「社工是具體的社會實踐」;大學時候,進入了校園裡的社工教育,我批判「社工,是踏著案主血跡前進」的自我成長路線、批判社工忽略了鉅視面的社會改變;接著,我思考著社工是補破網的社工師?還是噤聲不動、輸送資源、無奈的政策執行者?我認為,「社工專業」不可爲了進行社會控制,而先發制人地成為取得社會合法知識的工具。所謂專業反省,必須構築在民主改革與社會變革上,專業知識必須先處理人論、方法論與政治責任的問題。

對於我而言,社會工作的「人論」就是以「人」為中心,撥開各種意識型態與具體而為的束縛與枷鎖,尋求社會變革,創造人的解放,讓人們得以發展。「行動研究」,就是社工變革取向的實踐,奠定了哲學與方法論的基礎,透過回觀梳理、反應對話社工投身置入的實踐經驗,區變辯證的關係與理解,與人們一起協同探究發展行動改變的可能;而創造行動者的主體性以及主體間的「自我衍生」,辨識關係中的政治性,發展實踐立場與看法,則是社會工作無可迴避的政治責任。

2010年我與相關的移民工作者成立了「人民老大—不合格公民參政團[2]」,因為我們知道這個社會人與人共在共存的條件,要怎麼創造,是需要政治協商與介入,需要權力。2012年,我投身第八屆立法委員的政治選舉;我們在學習,弱勢族群怎麼在發聲奪權的過程中累積對於政治的認識,並且保有其的政治主體性,才不致重蹈過去被主流政治勢力所綁架操弄?「不合格公民參政團」所面對的就是每個人身上更複雜的政治歷史,並努力往解殖的區域歷史上發展的視野。                                                      更重要的是,回到作為一個在地生活的社區人,在與國家的關係中,你我都要負責任想該要怎麼辦,而不是今日有劫難時找社工,明日投票時給政客權貴。

我期許朝向一個「社工運動者[3]」。社工的本質,是要穿透政治歷史的壓迫,培力人有新的認識並面對關係責任的承擔,進而促進社會變革與人的解放工作。社工專業所處的社會矛盾,必須從中經由批判與自省中產生對環境新的覺醒與行動。而,對於我而言,「運動者」這個名詞,是要有三種自我要求:一是,能夠辨識複雜的人類動態關係與政治歷史脈絡;二是,要能夠在關係中承擔;三則是,發展彼此改變與解放的方案。

這樣的自我期許,希望能夠嘗試拉出一條新的社工路徑,以回報我二十年前立下的社工志業。我想專業工作者,必須在對立的過程中進行反映性與協同的探究,要能夠互動地進行行動反映,讓社會對話變得具有反映性。能夠發展創造互動式行動中反映的能力,才是真正的專業工作者。

 

參考書目:

1.James Midgley,1981, Professional Imperialism: Social Work in the Third World Heinemann。

2.李憶薇,2011,促使一個民間社會服務組織發展的行動研究—以失敗為師的佛子/社工實踐,輔仁大學心理系博士論文。

3.黃麗玲,1995,「新國家建構中社區角色的轉變––社區共同體的論述分析」,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3.陶蕃瀛,1999,社會工作專業發展的分析與展望,社會發展季刊。

4.龔尤倩,2012,反叛—–一場灰頭土臉的行動學習,應用心理學研究季刊第53期。

註釋:

[1]「台灣勞工教育資訊發展中心」是在1980年代末期由鄭村棋、夏林清成立的,當時訓練不少大

學畢業投入工會運動的工作者,並積極從事勞工教育以及工會組織工作。

[2]以台灣國際家庭互助協會(TIFA)和菲律賓歸僑關懷連線(CAFC)幹部為主,結合本地社運

工作者與三蘆在地支持者,共同組成了「人民老大–不合格公民參政團」。

[3]台灣行動研究學會陸續辦理2013/03/31【行動研究社會論壇——2013社工節的探究與對話:當社工遇上勞資爭議】、2013/06/16【社工實踐者的離散學堂】,2013/12/21【心理衛生社會工作的發展:過去、現在與未來】。都是呈現出在這數十年的台灣社會中,許多NGO或NPO組織的社 工,想在困境中突圍的一種表現。快連線與台灣行動研究學會、團體動力協會、異人算障團等組織想共同搭建一個可容納這些想突圍、發展自己也發展個案的經驗平台。並讓這些具有回看、反思與摸索前行動能的社會工作者,重新為自己命名為「社工運動者」。努力讓自己的社工專業知識作為改變僵硬體制的工具,而非服務於專業霸權。